“命定”的“康巴”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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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康巴》、《命定》是达真小说“康巴三部曲”的前两部,作品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作者怀着创作“史诗化”作品的抱负,以独特的历史文化视角,对康巴大地百年的历史风云成功地进行了“全景式”呈现,强调了康巴藏区民族、宗教、文化和平共处给人们的启示,并通过塑造颇具特色的人物谱写了大爱与宽容的人性赞歌.在“史诗化”创作普遍不能走出“叙事困境”的今天,达真用自己作品做出了极其有益的尝试,昭示了“史诗化”创作某些新的可能.关 键 词：达真；《康巴》与《命定》；史诗化；身份认同；人性赞歌

“康,藏语的意思是边地,巴,即人意,康巴,意为边地康区境内的藏人.”而如今人们提到“康巴”,通常是指“大致与横断山系重合的青藏高原东部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康巴地区”.因其地理位置独特,历来是汉藏交往的民族走廊,藏汉互市的茶马古道.作为造物主的恩宠,康巴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丰富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康定情歌的故乡,格萨尔王的故里.作家达真就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大学毕业后,经过二十几年的阅读、体验与思考,达真的两部长篇小说《康巴》、《命定》相继面世,引起了评论家和读者的极大关注,受到广泛好评.在《康巴》的封底,麦家写道：“这是一部康巴藏人的史诗,每一处细节都包含着人性最深处的美好与感动”,李敬泽指出：“（达真的）作品不仅仅属于康巴的历史和文化,更属于康巴藏人的深刻人性,等这是藏族文学题材的又一收获.”在《命定》的封底,谢有顺认为：“达真小说的民族经验和精神质地,如此特异、灿烂,他所寻找的多文化的冲突与和解这一交汇点,也值得各民族正视.”达真怀着创作“史诗化”作品的抱负,以独特的历史文化视角,对康巴大地百年的历史风云成功地进行了“全景式”的呈现,强调了康巴藏区民族、宗教、文化和平共处给人们的启示,并通过塑造颇具特色的人物谱写了大爱与宽容的人性赞歌.在“史诗化”创作普遍不能走出“叙事困境”的今天,达真用自己作品做出了极其有益的尝试,昭示了“史诗化”创作某些新的可能.

一史诗：“叙事困境”背景下的写作

被称为“史诗”是对小说艺术价值的高度肯定.“史诗”这个词频繁地出现在评论达真小说的文字中,我们知道“从五十年始,史诗成为衡量长篇小说艺术价值的最高标准.是否具备了史诗的品格,是否符合了史诗的要求,是评论家观察一部长篇小说的最根本的视角,甚至是唯一的视角.读五六十年说长篇小说的文章,会发现‘史诗’是使用率极高的两个字,是许多文章共有的‘关 键 词’.说一部长篇小说是‘史与诗的结合’,那是对它最大的肯定.”①然而,审视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过程中再次频繁出现的“史诗化”现象,我们会发现：“（作家们）都面临着一个致命问题,就是在意识形态的统一性瓦解之后,面对错综的历史和纷乱的现实,如何为自己的史诗化叙述寻找一个可以建立叙述逻辑、整合价值体系的内在支点?也就是等在‘宏大叙事’解体后,如何进行‘宏大的叙事’?”②这个“致命问题”,使许多有“史诗化”追求的作家不得不面对“叙事困境”.达真具有“史诗化”追求的创作能否走出这种“困境”,又是如何走出这种“困境”的,是我们阅读《康巴》和《命定》时不应该回避的问题.

M.H.艾布拉姆斯认为,史诗“在严格的意义上是指起码符合下列标准的作品：长篇叙述体诗歌,主题庄重崇高,风格典雅,集中描写以自身行动决定整个部落、民族或人类命运的英雄或近似神明的人物”③.卢卡契也把19世纪优秀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称为史诗.对社会历史进行“全景式”的展现,在作品中“揭示历史的本质”使小说具有了史诗的品性.改革开放后的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在“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等小说形态的冲击下,“史诗化”追求逐渐式微.在“去政治化”的同时,形式探索的强调、民间野史的展现、个人的表达等开始代替“揭示历史的本质”的追求,成为文学发展的基本动力.但“史诗化”创作的冲动和愿望仍然顽固地在作家们心中存在着.新世纪以来,具有“史诗化”追求的长篇创作又呈现丰收的景象,如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兄弟》、阎连科的《丁庄梦》、范稳的《水乳大地》、张炜的《你在高原》等等.然而,这些作家比他们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前辈们面对着严重得多的障碍.“作为一个小说家他需要故事情节有实在的支点,需要人物之间有稳定的联系,人物必须有共同的行动范围和目标.”④但在意识形态的统一性逐渐瓦解之后,这一切都成了困难.它严重困扰着当下试图创作“史诗化”作品的作家们,虽然不同的作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但结果呈现出的却是零碎化、肤浅化和庸俗化的状态,其作品在现实性、批判性与思想精神性上有着明显的缺陷,引起诸多评论家和读者的不满.

和汉族作家相比,康巴壮丽崇高的深谷雪山,丰富神秘的民间传说,活泼生动的民间语言,特别是藏族史诗《格萨尔王》的存在,都为达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藏族史诗《格萨尔王》,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它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气势磅礴,语言丰富.达真的小说“接受了藏族史诗的背景,史诗讲起来非常漫长,故事叙述起来有非常深远的背景,这是史诗很典型的叙述方式”⑤.具有宏阔的视野是“史诗化”小说创作的前提,同样重要的是,作为藏族作家,作者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有清醒的自觉,要有自己观照社会历史变迁的视角.达真说：“康巴这片多个民族、多个信仰的交汇地,同样告诉我,大量‘混血’的故事在风中、怀胎、分娩、成长.能将这些题材演绎为‘混血’精品,让人在阅读中领略杂居地多个民族的秘史,是我的终极目标.”⑥达真的小说“在这里获得了新的历史视野.所以这部小说是把传统的史诗和现代的事业加在一起,所以有一个很高的起点.等现代进入藏族文化,藏族进入现代,它和现代相遇的命运,这也是非常有历史深度的东西.作者抓住这样一个历史环节去写,这个纬度把握得非常好,就是在一个史诗的创作中有一个现代的视野.”⑦背靠康巴大地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抓住康巴“混血”的“交汇地”这个重要的特征,以康巴藏族现代化进程为视角,是达真进行自己“史诗化”写作所选择的出发点,也是达真在目前“史诗化”创作存在的普遍“叙事困境”的情况下进行极有意义的尝试和探索并取得成功的保障.二康巴：多元共生“交汇地”的呈现

长篇小说的叙事要有一个广阔的空间作为依托,而“史诗化”长篇小说更需要对某个时期的社会生活进行“全景式”的展现.达真的小说以自己的故乡康巴作为叙事的背景.康巴境跨西藏、青海、四川、云南四省区,在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平行地纵穿全境,河谷形成天然的通道,是汉藏等各民族交流的“民族走廊”,康巴自古就是“茶马古道”的核心地区,是汉藏两种文化的“中间地带”、“过渡地带”.康巴地区生活着以藏族为主的众多民族,各民族和谐共处.藏传佛教的五大教派并存于此,与伊斯兰教、儒教、道教、苯教、基督教及众多民间信仰、原始宗教并行不悖.在这里,藏文化与汉文化、回文化、纳西文化、彝文化、羌文化等众多民族文化汇集,呈现姿百态的民风民俗.“康巴地区多样化的自然环境以及作为民族走廊地区的多民族交融与互动,形成了具有突出多样性、复合性与兼容性特点、极富特色和典型意义的康巴地域文化.就多样性而言,世界上恐怕很少有一种地域文化能与康巴文化相媲美.在藏族三大历史区划中,康巴藏族无论在语言、服饰、建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婚姻形态、社会类型等各个方面呈现的多样性、丰富性都是堪称首屈一指.”⑧

《康巴》、《命定》作为长篇,涵盖了特定历史时期、本地区生活着的数量众多的各色人物.这些人物,社会地位不同从属行业各异：从官员、土司、涅巴、商人、锅庄主、活佛、神父、阿訇、国外学者到普通兵卒、牧民、背夫、驮脚娃、男女佣工、僧侣、劫匪不一而足；民族身份多样：有藏、汉、回、彝、纳西、蒙古等众多民族；宗教信仰纷呈：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苯教、道教等宗教都和平共处.如此宏大的“全景式”历史画卷逼真的展现,是对作者叙事艺术的一个不小考验.《康巴》巧妙地采用三线并进的叙事结构,整部作品按照三条主要的线索展开：大土司云登格龙家族三代人从辉煌走向没落的兴衰历史；大商人尔金呷家族与降央土司家族的爱恨情仇故事；内地回族青年郑云龙由川入康,从士兵到军官的传奇经历.独具匠心的是通过云登家族的绒巴对领地的巡视、尔金呷的二儿子达瓦率领驮队的贸易、郑云龙跟随汉族军队的军事行动,小说将康巴大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俗从方方面面进行了细致的展示.三大叙事线索之外穿插了众多的传奇故事和别具特色的人物,综合运用魔幻、梦境等叙事手法,使小说显得丰满,使康巴呈现神秘.小说在头绪纷繁中展开,故事进展却井然有序.《命定》采用双线合一叙述结构,围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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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巴》和《命定》中,作者通过精巧的叙事结构对康巴地区的自然景观（神山、大河、草原、民居等）和人文景观（婚礼、庆典、锅庄舞、僧俗生活等）进行了细致鲜活的展现.依据“空间批评”理论：空间是景观的抽象概括和隐喻,人们重视景观所蕴含的社会、文化等内涵；景观是构建文学作品故事的要素,通常是指作品中的地点、场景等,人们多重视其自然因素.可以将景观看做一个社会价值观念的象征系统,“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⑨.背夫杨大爷对初入藏地的四川青年郑云龙说：“只要你能闻到一股酥油茶泡米饭、咸青菜炒牛肉的气味,康定就到了.”并解释说：“康定是一个藏汉回等民族杂居的地方,藏族喝酥油茶,汉族吃米饭,回族吃牛肉,当这三样东西混在一起之后,这就是康定.”⑩

进入郑云龙视野的康定,房屋同川西平原的房屋相差无二,不同的是一楼一底木质穿斗屋架加了半截石头墙,唯一的变化就是底层的铺面的店主多了穿藏袍的商人；走在一半铺鹅卵石一半是黄泥路的紫气街,街道两边有几家小小的客栈,几家米铺屋檐下的横木飘舞着米铺的布招牌；卖土杂的店主的手抄在袖筒里在与买家讨价还价.等霎时,那些藏人用宽大的袖口罩住嘴和鼻子,将头缩在皮袍里；戴小沿礼帽的汉商则用手压住帽子,顶风前行；偶尔一两个穿旗袍的女人连忙半蹲着用双手一前一后地压住旗袍,一脸的羞涩与无奈.这一场景是康定的风留给他俩最深刻的印象.从坛罐街跨越下桥,这是一座盖了瓦的防雨桥,桥的栏杆下蹲着几个披毪衫留“一片瓦”（彝族男人的发型）的人,他们怀抱着,几条瘦削的撵山狗（）东张西望地坐在自己的后腿上.“这里什么族都有一些.”郑云龙自问自答.11

老土司云登格龙比初入藏地的郑云龙有着更深刻的认识：“自从爷爷辈起,朝廷像被蝼蚁镂空的堤坝一般,崩塌泄洪,汹涌而来的法国人在康定最好的地段修建了大教堂；清真寺的唤礼楼下的穆斯林兴旺发达；陕商、晋商、川商、滇商、徽商占据了最好的店面并疯狂地使之延伸.生意场上,这些移民拼命似地跑在了云登家族属下的几十家锅庄前面.面对这一切,仿佛自己家族只有招架之功,等眼下,他必须依靠大智慧来稳住基业.”12为显示自己博大的胸襟,以便维护自己家族的地位,云登格龙产生了仿照“巴宫”建造一座包容各种宗教的“康巴宗教博物馆”的设想,并用后半生为这个“设想”而努力.商业的交流和藏传佛教的包容对这个“空间”里不同民族、宗教的和谐相处起到重要的作用.康定是茶马古道上的重地,锅庄是各族商人交易的纽结,锅庄主“白阿佳谙熟牛皮、药材、茶叶的行情,等不懂官话（汉话）的藏商将运来的牛皮、羊皮、药材全都委托阿佳与汉商交涉,每笔生意下来,藏商和汉商都很满意.”13商业的沟通交流,促进了汉藏等康巴大地上的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在当地占主体地位的藏传佛教提倡宽容包容,是康巴地区各种宗教文化和平共处的保障.对此,《康巴》中西绕活佛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弘扬佛法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我们的宗教在雪域大地传播了一千二百多年,在前弘期和后弘期中,一代接着一代的高僧大德前仆后继,在异端之说面前表现得如此镇静,足以说明佛教的宽容和包容是海纳百川,我们的信仰将永远屹立在雪域高原等”14此外,作者站在“中华民族”这个大视野上,重点强调了康巴人充分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事实.详细描述了刘康生、王震康等年轻一代康巴人和内地的交流,特别在《康巴》中通过郑显康参加抗日远征军让读者注意到,生活在康巴地区各族民众的抗日热情,而《命定》主要叙述的就是康巴藏族土尔吉和贡布参加抗战的故事.在土尔吉眼中,自己参加抗战是“命定的”,“如果说为情而逃是根源的话,那么刘大爷北上打鬼子的故事便是引领你身不由己地来到战场的诱因.等几年前在一旁偶然获知的听闻,今日却同日本鬼子真刀的干在一起,这不是命中注定吗?佛说的因果关系早已摆在那里了.不是吗?”15“命定”观念古已有之,简单讲,就是相信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都是早已被决定了的,“命定思维很容易跟各种不同的信仰形态结合.一般个人很容易会把可能发生在身上或身边的任一事件,视为上天有意的安排.如果此一事件的呈显与自我的心理期待正相符合,会将之视为上天的恩赐与鼓舞；如果与心理期待相违,会将之视为上天的考验与惩处.总之,在知识面、心理面、信仰面与价值面,人们的心灵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安顿.”16讲述康巴儿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故事,在达真看来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既然中国是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历史的教科书就理应增加其他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内容,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历史才是完整的.”17我们知道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这篇论文中,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做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18国家、民族等观念其实是一种变化着的历史构建,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叙述者对历史进行创新性的理解与整合,叙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显而易见,达真的创作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他将“交汇地”各种民族、宗教的和平共处、交流包容看成是“命定性的”,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自己宏阔的“史诗”大厦.

三命定：“大地阶梯”上人性的赞歌

神秘的西藏寄托了人们无尽的期待和想象.藏区被认为是一片与世隔绝、未受污染的净土,那里居住着一群充满着神性的人群.达真对于人们对藏地过多的“误读”和想象是不满的,对游客们“见到寺庙就进香,见到雪山就磕头,见到湖水就跪拜,这一切的虔诚和不曾了解的未知,统统视为神秘而体面地将无知加以回避”19的状态充满了遗憾.作家阿来在评论达真的小说时说：“达真等力图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向外界化解那些像藤蔓一样七缠八绕地绞在一起的那种‘雾障’,等向外界作真实的呈现,告知外界一个一直‘被遮蔽的西藏’.”20对西藏好奇的人们,不仅仅是向往那里的高原雪山,寺庙经院,人们更关心生活在“世界屋脊”上的人,好奇他们的生活.“史诗化”的优秀长篇小说,必然要求作者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成功地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写出他们的欢笑和泪水、幸运和苦难,并要求作者对塑造的人物注入自己的价值评判.

在达真的这两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畏畏缩缩、瞻前顾后的角色,康巴儿女敢爱敢恨,快意情仇,康巴汉子的雄健英勇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康巴有世界上最复杂的地形地貌,雪山深谷、高山大河的阻隔,使这里既少卫藏地区那种宽阔的河谷农地,也少安多地区那样广袤的草原.和卫藏、安多相比,康区的生存环境最恶劣、人们生存也最艰苦.正是这艰苦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康巴人强健的体格和坚韧的性格.《康巴》中云登格龙的保镖桑根,为了尊严徒手制服凶猛的藏獒,尔金呷的二儿子达瓦继承家业,率领驮队跋山涉水,用坚强的勇气战胜冰冻和匪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命定》中的康巴汉子贡布.“卡颇热（为了面子也要争口气）”是贡布的信念,既表现在对日军英勇地作战上,也表现在自己日常的生活中,如从到抢亲.抢亲是贡布雄健坚毅性格最集中的展现,“贡布两眼瞪着朝俯在地上一直不敢起来的杜吉啐了一口吐沫,等说完用双手握住刀刃用力一掰,的一声,在场的人顿时听见金属折断的脆响声,那一瞬间,刀被人‘杀’了,断成两截,然后被扔向远处,一抹血滴紧跟残刀滑过人墙掉在河心.等只见杀‘刀’者将带伤的手在额头上一抹,顺势在额头上留下了鲜红的血印,像在怒发冲冠的头发根部点燃了即将燃烧的熊熊烈火.”21康巴,拒绝懦弱的身体和意志,这里需要的是顶天立地的英雄,需要的是刚毅雄健的康巴汉子.

面对变幻莫测的自然,康巴人不仅需要强健的体魄和勇敢的意志,也需要宗教的慰藉作为生存的重要支撑.宗教彰显的是对神的敬畏,以虔诚、神秘,以对虚幻世界的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忍让为基调.《康巴》中专门用一章描述藏人虔诚的的朝圣之路,一家五口,祖孙三代,面对生命中的苦难,经历雪灾和亲人逝去的痛苦之后,毅然走上朝圣之路,来求得生命的圆满.益珍阿妈在冬天一个人过着艰难的生活,却有一颗善良的心,为了救幼獐面带笑容地永远倒在雪地里,“从老人慈祥的容颜和微微上挑的嘴角纹看,她在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似乎非常满意地看见獐子吃到了茶叶.”22这些有着虔诚信仰的人,不管遭遇怎样艰苦的环境,不管经历怎样艰难的生活,他们都用善良和隐忍默默地面对,用自己的虔诚谱写动人的人性之歌.此外,我们会发现阿满初是作者钟爱的人物,《康巴》就是以阿满初在丈夫和儿子陪同下回故乡布里科结束的.她美丽、活泼、善良,代表着人间的宽恕和大爱,是尔金呷和降央土司两个家族的仇恨,毁灭了阿满初和土登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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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王彬彬：《矛盾奖：史诗情结的阴魂不散》,《钟山》2001年第2期.

②邵燕君：《“纯文学”方法与史诗叙事的困境以阿来〈空山〉为例》,《文艺争鸣》2009年第2期.

③[美]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1页.

④[匈]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卷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294页.

⑤⑦20阿来、陈晓明：《〈康巴〉二题》,《当代文坛》2010年第6期.

⑥⑩11121314172223达真：《康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44页,第17页,第18页,第8页,第58页,第23页,第346页,第166页,第333页.

⑧石硕：《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问题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西藏研究》2006年第3期.

⑨[美]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见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151921达真：《命定》,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68页,第346页,第34页.

16曾汉塘：《几个传统命定观类型及其省思：思维方式及其现代意义》,第四届华人心理与行为科技学术研讨会,台北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7年8月.

18[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