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经历的一场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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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章乃器先生算得上一个掷地有声的人物.一般人听说他的名字,往往因为他是1936年入狱的“七君子”之一.1957年“反右”,他又是挨批的三个部长之一.

一

当着1957年反斗争正在如火如荼之际,原来几位与章乃器过往密切,交谊深厚的人,迫于当时的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压力,在民建会与工商联的反斗争委员会的领导下,让他们组织起来分工负责对章乃器展开违法经营活动方面的斗争.由于民建会提出的口号是,清算“章乃器反党三十年的罪行”,章乃器在经济方面的罪行,自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了.于是,他们就找到上川企业公司作为突破口.因为,这个公司是个股份有限公司,除章乃器为最大的股东之外,还有一些投资额不大的小股东.自从1948年末章乃器离开香港来到东北解放区之后,公司业务基本上处于半停顿状态.到了1956年夏,章乃器通知将港九地产公司所属的楼层公寓进行拍卖,所得款项按投资股份大小尽数返还给各股东,各股东也都表示同意.当场,他便交付现款将股票收回.但现在这些小股东,又根据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受人指使对章乃器提出交账清算的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章乃器务必交出上川公司全部账册,彻底清算公司财产,缴纳漏交国家税款,对剩下的金额由法院裁定归属于何人.他们先后委托杨锡珠、巫苏宇、卓平等人为诉讼代理人,于8月23日具状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名提出诉讼.

当时,批判章乃器言行的斗争正在热火朝天、温度增高之际,章乃器万万没有想到,忽然间竟是腹背受敌,有人又从侧翼里捅进来刀子,使得他立即头晕脑胀,血压升高.他在与清算他政治上反动言行的人们进行着唇舌剑的决死争论之际,还要抽出时间写法律上的“答辩状”,不敢稍有怠慢地于9月23日将答辩状递交给北京市高级法院.

11月5日,也还是在打消章乃器嚣张气焰的口号之声震天响亮之际,北京市高级法院也趁热打铁开了庭,将章乃器由批斗的现场拉到法院的被告席上.原告,也就是那些多少年来从抗战前到抗战后一直与章乃器十分要好的至爱亲朋们,同他对簿于公堂之上,控诉章乃器“抗拒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隐匿逆产”、“进行囤积投机买卖”、“侵占公司资金”、“逃避工商管理”、“偷税漏税”、“私放”、“破坏外汇管理”八条罪状,要求法院冻结章乃器的存款,查封他家中捐献后所余的全部文物.章乃器在千百人的批斗大会上没有服输,没有语塞,现今在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庭上,当然也不会理屈词穷,更是一条条地把事实摆清,一件件地依法论断.所以,他当场就把几个原告驳得面孔涨红,无言以对.法院见状,便提出双方调解的方案,让两下里私自了结.但是二十四位联名具状的控告人,既已受命于“反右斗争委员会”,现在怎肯,也可以说怎敢,半道里草草收兵,中途妥协,那顶“与分子斗争不坚决”的帽子,也是很吓人的啊.

调解无效,法院只好宣告择期再行审议.章乃器于气恼之余,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将此事如实地做了详细汇报,但是没有得到复函.

1958年1月20日,法院再次开庭公开审判章乃器侵占上川公司资金案件.当时,还是人治大于法治的时候,一切都要服从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服从政治运动的需要,在调解无效必须做出判决时,法院会做出怎样的裁定,已是可想而知的了.章乃器为了表示对法院裁决的尊重,在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的同时,决定将账册、文物清单、存款存折全部交给法院收管,而且除了判决书上所提出的这些东西之外,还主动地将没有提及的股票、公债券等上川公司所有剩余财物,全部上交法院.

1958年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对章乃器的上诉做出裁定,维持原判,指示此案仍由原审法院依法审理.6月26日,原审法院副庭长黄某指定,本案委托给北京市工商联负责清理账目与财产等一切事宜.黄某可能早已考虑到,章乃器已于半年前就被撤销了民建会与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的职务,由工商联来清算,“原告等是否吃亏了,被告是否占便宜了”的大账,自然不会对章乃器有任何的包庇.章乃器情知这一清算会对自己产生怎样的不利,于是便将需要说清楚的问题,对于原告提出的种种不实之词,都一一地作了详细说明,北京市工商联也找章乃器去谈话,要他再做些详细的补充.

又过了两年,他以为工商联也好,法院也好,都已经把账目算清了,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已弄明白了,到了该做出一个最终的结论的时候了.于是,他主动地去找到法院,催问此案最终的审判结果如何.那已是1962年的10月,离开最初提交讼状的1957年8月,已经是足足五年开外了.法院的人见他过来催问,甚感诧异,告诉他此案早已结束,经办的人也已不在了.

二

谁知这一催问,反倒惹起了事端,本来运动过后一切都已逐渐平息下来的波澜又翻卷来,原已冷静下来的思维又逐渐地都恢复了激愤,因为章乃器无端地又去法院让他们拿出个说法来（原本是很难拿出个说法来的）,他们便以为章乃器又要翻案,又要把已经交付出来的存款和余物再靠法律手段收回去.猜疑之心是迷惘的,但也是有害的,常常是带着一根很长很长的有毒的挑拨之刺.英国的那位聪明至顶的哲人培根说得好,那些好猜疑的人,“因为他们一旦发现自己正在被怀疑,就可能制造出更多的骗局来.”正是由于这种心理的指使,某些原告又于1963年5月29日具状给原审法院,控告章乃器将家中藏储的文物取出调换,于是北京市高级法院又于1963年11月11日再度作出没有引证任何法律条文的裁决：对章乃器家中储存的全部文物予以清点,就地查封,并指示在上级法院没有复审之前暂先执行.当天,法院的副庭长就率领审判员、书记员、法警、民警、街道干部等二十多人,突然袭击地闯入章乃器家中,胁迫章乃器签字同意执行,进行强制性查封.章乃器认为,此举于法于理都是不符的,决然无法同意,于是与他们婉言地申理辩述,请求暂免查封.但是毫无结果,二十多人自然不会妥协于一人之口,当下便查封了家中全部储存之文物.

一个月后,法院向他发来通知,要他提出上诉状,同时又发来传票,限他三天之后到法院里来出庭,接受法院的裁决.章乃器当时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身体状况也糟到了极点,血压再次升高,胸闷头疼,自己酌量来酌量去,知道无法冷静地在公堂上从容对答,像他五年前在各种批判大会上那样.因此,他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法院为他指定一名辩护律师,代他阅卷和写上诉状.

法院自然不屑为一个戴帽的分子,指定辩护律师.在接到他的申请之后不久,就来通知他：“你作为一个民事被告人,可以自己去找法律顾问处请求他们给介绍一位辩护律师.”章乃器接到,两次去法律顾问处提出申请,法律顾问处也抱着回避唯恐不及的态度,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他,头上那一顶分子的大帽子便已经将他自绝于一切援助之外了.

1964年3月初,法院发来了传票,通知他务必于3月10日出庭接受审判,而且在传票的下方增加了一条注意事项,一条非常严厉的、在对其他人的传票中从未使用过的词语,不是威胁但比威胁还要严厉的通知：“民事被告经传唤两次,无正当理由不出庭,可以拘传.”什么是拘传?拘传,就是法律拘留.章乃器当然懂得它的含义,于是便赶忙向法院申诉,反复说自己身体健康状况不允许出庭,而两次请求律师辩护又得不到应允的情况,请求再给予宽限一些日期.

3月10日,也就是传票通知的那个最后期限,雷霆果然按期爆炸于章乃器家门,轰击到他那光秃秃的头顶上,让他全身都感到抽搐般的战栗,愤恼之火一直烧到脑瓜门子上.那天,他正在客厅里会见国务院事务管理局的来人,话尚未来得及谈到正题之时,法院执行庭就带领一大堆民警、法警、街道干部,比前一次更多的人来到家中,动用法律的强制手段,对他进行拘传.他不肯顺从他们的拘传,但是怎能挡得了那许多的执法人员,他们扭肩捉臂地将他架走了.

扭到法院,他被强架到法庭上.坐在审判席位子上的,仍然是那位秉公执断的黄副庭长,他责令章乃器同意查封.章乃器的火暴性子能在公堂上做出什么举动,是可想而知的了.你怎样下令,他就是拒绝签字.既然出现了抗拒法律的行为,黄副庭长只能依法宣判：“拘留二天.到期如果仍不同意签字,将延长拘留期限.”

临被架走时,他随身携带着一本国家发给他的红皮宪法.他拿起那本红皮宪法想去依法争辩,但现已在搜身时给没收了.他回忆起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政协会议上和人大会议上,光荣地被吸收进宪法起草小组之时,那是人的一生中何等荣耀与光彩的事啊!如今,连想要把握着那本红皮宪法回忆往日的温暖的机会,也都没有了.

他的情绪火暴到了什么程度,也就是说愤怒到了什么程度,已经到了不能自己控制自己的时候了.他好像已经感知了一切,又容忍了一切；体会了一切,又放弃了一切；创建了一切,又毁坏了一切.现在,他一切都不顾了,也都不想要了,他要以死来对抗,拒绝进食；当然,也拒绝一切规劝与顺从.后来,他到底还是抵不住亲人们的泪水,他在妻子王者香（这是他最后一个妻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声声恳求之下,勉强地签署了委托王者香作为他的代理人的委托书,这才离开了炮局胡同拘留所.

后来,也就是说在王者香代替他签署下“同意查封”的字据之后不久,法院就带领有权执行的人们,蜂拥而至、络绎不绝地到他家里来进行查检封存,一连进行了十八天.

经历了十八天苦于挖肝截肺的查封之折磨后,章乃器收到了原审法院的判决书,宣布彻底封存这些已经登记造册的文物.章乃器不服,又于6月16日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状,对于原告所提出的八条罪状,一一加以辩驳与澄清,例如,他一一指出原告二十四人中已有二十一人自愿领取股金偿付款,早已不是上川公司股东,根本无权起诉.关于文物的收购、捐献与收藏等事项的处理,他早已得到上川股东董事会董事长李桐村与股东资耀华等人的同意.对于诉状中说他收购文物“是企图做一个道地的坚决要出卖祖国文化遗产的汉奸”的诬陷,更是他即使跳进黄河里、沉尸于海底也要洗清的问题.

但是这份申诉书也同他其他的一切诉状一样,在那个一切皆要从阶级斗争立场来考虑一个为什么的年代里,其结果会是怎样,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它只能依然是泥牛入海,无声无息沉冤海底,别无其他的结果.

三

这一次灾难,对于他又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他酷爱文物,珍惜那些文物犹如生命.他时常拿出来把玩欣赏,把这看成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他在粮食部工作时,曾对部里的人说：“我在工作上是百分百属于公的,我在欣赏文物上,现在只能做到以公为主,以私为辅,还有点个人的考虑.我已向国家文物局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捐献了千余件的文物,但总要留下一部分朝夕欣赏,等我去见马克思的时候,再全部拿出来捐献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