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中心还要整顿到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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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山西省粮食局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建本系统“培训中心”为名,挪用国家资金修建宾馆及“粮神殿”事件被披露,党政机关兴办培训中心的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在纪委等七部委通报的四起违规修建楼堂馆所的典型案件中,两起与培训中心有关.

据悉,目前中国尚未进入商业酒店序列的各级党政机关及大型国企的培训中心,至少超过一万家.这些利用财政资金所办的各式各样的培训中心,90％以上处于亏损状态.

第三波整治

在今年掀起“清理风暴”之前,过去的十几年,就有两波声势浩大的治理浪潮.

早在1988年,国家就颁布实施《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严格“楼堂馆所”的建设制度,并且多次发文禁止党政机关参与修建.各省、各行业,也都相应发文呼应.这是第一波的整治潮.

第二波的整治是在2003年.中办和国办再次发出《关于继续从严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项目建设的通知》,重申并提出从严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项目建设的要求.

到今年年初,第三波的整治浪潮席卷全国.“国家不再审批培训中心的项目”.七部委联合发文,要求全国范围内全面清理楼堂馆所及培训中心,并明确要求各省要有一名副省长主抓,重点清查“项目立项、土地使用、资金支出”等关键环节,清查报告由七部委共同汇总之后,直报党和国务院.6月20日是清理的最后期限.

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透露说：“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极为关注盲目攀比争建豪华办公楼的现象,今年通报的四起典型案件,均由总书记亲自点名批评.”

屡禁屡犯,自禁自犯,三波整治,效果尚无定论,各种深层次问题,反而“浮出了水面”.培训中心的功能已被严重异化,名副其实地成为权力寻租的黑洞、滋生经济犯罪的温床,腐败暗流此地涌动.“培训中心”作为一种党政权力的微观形态,正以其小集团的利益损害整个社会肌体.

权力寻租的隐蔽场所

十几年来,培训中心的问题未能有效遏制,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多数培训中心地处远郊,甚至远在异地,远离公众的视线,监管部门往往鞭长莫及.这种隐蔽性,使得很多培训中心渐渐违背建设初衷,成为利用便利条件大肆拉关系、搞钱权交易、请客应酬、公款吃喝玩乐的“安全之地”.

近年的事实证明,大量的腐败案件,都在这些“既安全又隐蔽”的场所里悄悄进行,下级搞定上级,商人搞定官员.一些单位的领导更是把培训中心变为权力寻租场,比如,河北省巨贪李真,先后把省国税局承德培训中心工程、衡水培训中心工程、石家庄培训中心工程等6个工程强行“发包”给朋友,心安理得地从中收受贿赂305万；原山西省旅游局培训中心主任李贵发,在任职期间数次利用职务便利进行贪污和受贿,非法所得财物近50万元；原湖北省乡镇企业培训中心主任王毛弟,上任一年多就向某建筑商索取回扣77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l2年.

另外,由于培训中心大多为事业单位,可以获得所属机关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因此培训中心难以和一般的宾馆酒店一样受到有关部门的监管,从而成为部分领导干部堕落的温床.比如张二江、胡长清、王宝森“搞腐败”的地方,就挂着“培训中心”的牌子.

功能异化的“培训中心”繁殖腐败,而腐败又衍生出更多的“培训中心”,两者纠缠共生.

“我的地盘我做主”

“一年到头,单位组织员工过来开一次年终总结会,平时主要还是内部接待上下级人员,或本单位大大小小的领导.”北京某“培训中心”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一些党政机关领导挖空心思要建‘培训中心’,除为培训干部提供点方便之外,主要是单位的名字往上一挂,那是实力的一种象征,不但让单位形象‘上档次’,而且给领导面子添光彩.”

培训中心折射出当今的官场心态.

在一些地方,单位接待条件好坏,已经成为领导者能力高低的一种体现.因此,一些机关的官员往往不遗余力地在各风景名胜区建设培训中心,同时在内部设施的档次上不断升级,以在来访的各级领导面前留下工作能力强的好印象.更有甚者,少数地方甚至把培训中心建设作为单位考核的一部分,更加助长了培训中心的攀比之风.

不过,亦有专家提出,党政部门热衷于建设“培训中心”,其真实动机与古时“卧榻情结”很相似：一旦权力在手,就要自我创设能够进一步尽显官威的空间,彻底实现“我的地盘我做主”.

换个说法,其实这种情结就是“地盘政治”.冠有“××培训中心”、“××大厦”或“××宾馆”标牌的大大小小“培训中心”,实际上是各个权力部门的私家后花园.它们满足了各部门机关领导干部的自尊心.在这些场所进行的本部门、本系统培训,也使某些系统、部门颇有些“权力山头”的意味.

古时“卧榻情结”的致命之处,在于其将天下人的江山视做了自家的江山；眼下“地盘政治”的致命之处,则在于其将公共的权力视做了部门的权力,给部门执掌的公共权力赋予了浓厚的私密色彩.

从这个角度望去,每一座功能异化的“培训中心”,皆为权力观扭曲的真实标本.

“账外账”、“小金库”

由于制度的缝隙,培训中心的“账外账”、“小金库”因此而生.

先说监管制度.按相关的规定,经营性国有资产由国资委管；而培训中心这样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却处于监管空白.培训中心属单位所有,虽然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但它们占用大量的财政资金,收支就像“无底洞”,谁也不知道它赚了多少或是亏了多少.赚了,即为单位的“小金库”；亏了,那是国家的钱.

其次,培训中心的“小金库”也在叩问现行的财政制度.

前两年,审计署曾披露案例,国家电力公司召开内部人事干部会议,短短3天时间挥霍304万元,人均耗费2.4万元.事后,会议主办者为掩盖真相,通过旗下的“培训中心”对会议费用进行“技术处理”.

显然,某些培训中心成了部门和企业转移资金、利润的渠道,而由此生成的“小金库”,被用来违规发放干部职工的奖金、福利,甚至还用作支付领导的个人开支,使培训中心成为一些单位负责人吃喝玩乐的逍遥地.

不仅如此,一些培训中心之所以建得“富丽豪华”,也是为了转移资金的需要.在很多地方,最豪华的培训中心往往归属那些掌握较多行政权力和经费的部门.而这些部门如果不兴办培训中心,不将培训中心豪华化,他们的行政权力和掌握的经费就难以变为本部门的实际利益和资源.建设豪华的培训中心,不仅可以争取更多的财政经费,而且可以利用行政权力为培训中心获取经营收益,从而将公共资源转变成为本机关掌控的资源,进而形成庞大的预算外、体制外资金.

就在培训中心巧钻一些制度缝隙的同时,在严控楼堂馆所和培训中心项目、严禁公款吃喝的制度环境下,培训中心本身又成为制度的缝隙.将吃喝玩乐的花销换成干部培训费用,不仅可以掩人耳目,躲过财政与审计的监督视线,而且,在本单位的培训中心里搞腐败,不仅隐秘,手头还掌控“小金库”,花钱更加方便.

政令弱化

培训中心的泛滥和禁而不止,彰显出政令的弱化.

且不说对培训中心采取一波接一波的整治,最终的结果似乎仍然收效甚微.单从国家对于党政干部培训工作的重视却被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改造为荒唐的“星级培训”中已经充分表现出某些地方政令不畅、行政不力的现象.“政策学”遭弃掷,而“对策学”大行其道,国家机关的执政形象在无形中受损.

目前多数“培训中心”的人事格局是,负责人基本上由单位的某处级或副处级领导兼任.由于创收涉及单位切身利益,很多领导不得不放弃本职工作搞创收,分散了精力,也造成政企不分.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认为,清理规范“培训中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对清理整顿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尤其是对那些给清理规范工作制造阻力的“背景”查查都是谁,为什么这么“牛”?对违反国家规定的党政机关,要依法依纪从严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要领导的责任.动了这个根子,恐怕清理规范工作就能事半功倍了.

然而,也有人担心：这种属于党政系统内部监督的治理方式,能否形成长效?

担心不无理由.因为,系统的内部监督和自我约束固然重要,外部监督也必不可少.监督有异体性和强制性的要求,外部监督的缺失往往导致内部约束的乏力.比如,刚刚被通报的河南濮阳县的案例,本身负有监察党政机关行为之责的县纪委,同样借培训中心之名,违规修建办公大楼.

基于现实情况,研究人员指出,从长远看,要促进干部培训逐步市场化、专业化,把机关培训工作交给专门的教育机构承担,因为这些机构本身就具备图书馆、教室、宿舍、食堂等,相应减少了成本；从培训功能上看,它们也更有资格.政府部门可以向类似机构公开招标,根据能力和成本择优选用.这是社会分工专业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必然选择.

（摘自《南风窗》2007年7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