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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商鞅在秦成功变法,可落难逃亡途中却住不进旅舍,自身反受其害,这无疑是一出作法自毙的悲剧.但国人化悲剧为喜剧的法子有的是,无论在现实生活中,或在戏剧舞台上.办法之一即“变通”,一“变”就条条道路“通”罗马啦.
如曹操玩割发代首.魏军征伐途中颁布禁令,不准军卒踩踏将要成熟的庄稼,违者军法论处、杀无赦.这道禁令好,保护农民利益；出乎意料,曹操胯下战马突然受惊,在麦地里狂奔,踩坏了庄稼.作法自毙,按律当斩.可曹操乃魏军统帅,岂可送上断头台?无奈之下搞“变通”,割发代首,一来彰明禁令,二保主公无恙,两全其美.区区一绺头发做了“变通”道具,以喜剧收场.
舞台上有更妙的喜剧.狸猫换太子里有出《打龙袍》,说的是包拯寻访找回双目失明的李太后,并与仁宗皇帝母子相认,但仁宗长期把陷害生母的刘太后当亲娘,使李太后流落民间、吃尽苦头,犯下不孝的大错.这在崇奉孝道的大宋是不小的罪过,不能不受惩罚.但对仁宗皇帝,李太后心有不忍,舍不得责打亲儿子.不打不是,打也不是,左右为难.好个包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那就打皇上穿的龙袍,既示责罚,又不伤龙体,且能挽回皇帝的名声.一箭三雕,原本的悲剧就这样演作母子团圆、皆大欢喜的喜剧.打皇帝“变通”为打龙袍,比曹操的割发代首更儿戏.但毫发无损的责罚,倒为宋仁宗赢得恪行孝道的美德,“变通”的梦幻比万花筒更奇妙!
发生在权势者身上的“变通”,恰恰表现了他们的伪善,以及所谓“王法”的虚伪.“王法”,“法”的上面高踞着个“王”,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不会真的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直白说,权大于法的“王法”,从来就治下不治上、治小不治大.制订颁布“王法”者,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用它来约束自己,也从不愿在自己身上发生作法自毙的悲剧.法令、道德之类东西,大抵率先用来对付老百姓,其次用来整治不听话的大官小吏.一旦自己违法、失德,就像曹操、宋仁宗那样,找个替代品,头发呀,龙袍呀,以之顶包,自己则溜之大吉.割发代首、打龙袍等只是一场秀,诸如法令秀、廉洁秀、道德秀种种.
“变通”做秀,与所谓“人主无过举”论,大有干系.公元前191年,因要朝拜吕太后,孝惠帝刘盈往返于未央、长乐两宫,多有不便且扰民,于是在武库南修了一条复道；不想复道修在了先帝高祖衣冠每月一次出游的宗庙道上,犯下大忌.孝惠帝吓坏了.倒是奉常官叔孙通,气定神闲地说：“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愿陛下为原庙渭北,出游之,益广宗庙,大孝之本.”刘盈立即下旨在渭北重造一所宗庙,以供先帝衣冠游之用.
明明皇帝做错了事,大不孝,却来个“人主无过举”,即皇帝说的做的一准没错、绝对正确,又用另盖新庙来掩饰过错,博取“大孝”美名.这种文过饰非的卑劣行径,修《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也觉得太不像话,批评说：“过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圣贤为能知而改之等为人君者,固不以无过为贤,而以改过为美也.今叔孙通谏孝惠,乃云‘人主无过举’,是教人君以文过遂非也,岂不谬哉!”理是这个理,但事到临头,就得另说.割发代首、打龙袍之类秀剧,不就是文过饰非的好戏么?要人主老老实实认错、改过,难,因为他们总自恃“一贯正确”、“永远圣明”.
还是鲁迅说得精当,“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同前引）.能汗流浃背还算好的,就怕乐此不疲地演些文过饰非的喜剧,那才糟透啦.
【周文燕荐自《联谊报》2014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