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陶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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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间的五代,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空窗期.除了薄薄一本《集》外,乏善可陈,回首望去,真是可怜兮兮.

有什么办法呢?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半个世纪的北中国,除了战乱,就是乱战,杀过来,砍过去,一片血风腥雨.杀红了眼的人们,就不会把心思放在文学上了.本着逃命第一,活着第一,保住脑袋第一的文人,哪里还有闲心坐下来寻章觅句呢?虽然有愤怒出诗人一说,但真是到了饥寒交迫,嗷嗷待哺,林弹雨,命悬一发之际,是通常出不了诗人的.

不过,在此空窗期间,有一位能在生死夹缝之中,应付裕如的文人,值得刮目相看.他就是出生于唐昭宗天复三年（903）,逝世于宋太祖开宝三年（970）的陶谷.平心而论,作为文人的陶谷,不过中人之资而已.《旧五代史》这样说过,“时中原多难,文章之士缩影窜迹不自显”,于是,山中无老虎,猴子当大王,他就突出出来.此人虽文采不高,灵韵不足,但其记忆力堪称绝活,能记住别人因为逃难,因为奔命,因为求生,因为糊嘴而忘掉的文章故实,书本常识,经典源流,礼仪制度.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称他“仓猝一问,即能援引故事,可见熟于典故,腹笥中无不有也”.这样,他就成为那些大字不识多少,却当上皇帝的军阀们眼中的一颗大瓣蒜.放在他朝他代,陶谷只不过属于不上不下,不高不低的泛泛之辈,可在整体平庸,无大作为的五代文人之中,风流陶学士类似时下在电视上丢脸,在报纸上现眼的文化明星,由于率高,遂也成为显赫人物.

陶学士之风流,缘起于明人唐寅的一幅画,画上的他正向抱着琵琶的上厅行首秦弱兰调情,这幅题名《陶谷赠词》的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后周显德年间,陶谷出使南唐,来到金陵.当时,后大,南唐弱小,陶谷牛皮轰轰,目中无人,不把出使国放在眼里.可实际上,自西晋南渡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乃至正朔所在,民心所望,也都随之南移.六朝故都的金陵,决非区区的汴梁城堪可比拟的.而李、李煜父子的文化软实力,不知强出后周柴荣多少倍?自南北朝起,双方互换外交使节,多选学识渊博之士充任,其中具有一点文化较量的意味.武人出身的柴荣,觉得他是块料,而浅薄的陶谷,也认为自己是块料,来到金陵,两眼朝天,凡人不理.这就是浅薄的缘故了,浅薄者,往往不知自己斤量,而不知自己斤量者,常常妄自尊大.这位端着上国架子的陶谷,南唐君臣当然不爱搭理,让他在宾馆闲呆着,且不安排接见这位大使的日程,有意识地干着他.

此人在金陵一呆好几个月,直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之际,落寞孤寂的他,百无聊赖的他,一个秀美绝伦的身影,在他眼前一闪,虽惊鸿一瞥,却刻骨难忘,这就是唐寅画中那位自弹自唱的秦弱兰.她的真实身份,为金陵名妓,此刻,乔装为宾馆里打工的寒素女子,洒扫庭院,缝补浣洗.那荆钗布裙难掩的天生丽质,那嫣然一笑,即使铁石人见了也会动心的羞涩.其婉约,其妩媚,其小鸟依人,其楚楚可怜,让陶谷迷恋的同时,不可救药地坠入情网.秦弱兰,作仰慕已久的文学女青年状,作抑制不住的名人崇拜状,作豆蔻少女的情愫萌发状,作恋恋不舍的风情万种状,这种即兴式表演,对这位欢场女子来说,还不是家常便饭吗!北方来的陶谷,一个土老冒,哪经过江南女子这等温柔缠绵的攻势,遂亢奋到不可收拾的发情期中.正如近些年的作家同行,在签名售书时,碰上胸脯比较高一点的年轻女读者,会情不自禁地多写上两句一样,类似的激素冲动,陶谷也情不自禁地抓起笔来,给秦弱兰奉献一首情诗,这就是所谓的“陶谷赠词”了.

这首情诗很烂,也就不抄录下来,免得污君尊目了.

作弄陶谷者,乃南唐第一玩家,李、李煜父子的重臣韩熙载,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便安排元首接见了.循例,一场国宴招待,一场歌舞表演,是少不了的.宋人文莹的《玉壶清话》说他“容色凛然,崖岸高峻,燕席谈笑,未尝启齿”,装得挺像那么一回事,但想不到袅袅娜娜的领舞者,认出来是秦弱兰；尤其想不到檀板一响,轻启歌喉的她,会唱出来他为她写的那首《风光好》,天哪,差一点就要让陶学士心脏停跳了.这时,他看到坐在李身边的李煜,回过头去与韩熙载会心一笑,这才明白是人家设了个局,把自己当大头耍了,羞得无地自容的他,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在唐寅看来,风流,重在过程,哪怕是春风一度的,然而是淋漓酣畅的风流,也就足够足够,何必拘泥于因果?唐解元是真正的风流文人,他不赞成陶谷怕出丑的假正经.他在画上题了四句诗：“一宿姻缘逆旅中,短词聊以识泥鸿.当时我作陶承旨,何必尊前面发红.”这就是唐伯虎的浪漫精神了,既然你已经风流了,而且那也是你值得风流的缱绻情缘,还用得着不好意思吗?因此,陶谷的正经,不过是假正经；那么陶谷的风流,也不是什么真风流.正经也好,风流也好,这种性格组合中的矛盾现象,本属人之正常心态.可他偏要装蒜,偏要拿搪,风流就风流吧,他装正经；正经就正经吧,他又忍不住风流.这样一来,难免包裹不住,就会尴尬,一旦露出马脚,会里外不是人.

然而,他很走运,尽管出了这样一件外交丑闻,大家等着他受柴荣收拾；甚至他为秦弱兰写的那首情歌,从金陵越江传唱到汴梁,三瓦两舍也流行不已,上了歌曲排行榜,世宗听见也只当不听见,因为,陶谷出使南唐,是他的主意,所以,也就免于问责.大家除了羡慕他的命好之外,也只能没脾气.因此,陶谷之名,与其风流,与其博学,无大关连,而是因为他总能化险为夷,总能遇难呈祥.尤其在朝廷不断更迭,主子经常变换的时代里,总能取得成功,总能避免失败,那就更是奇迹.

凡,能没有输赢吗?凡炒股,能没有赔赚吗?可他,却是稳赢不输,稳赚不赔,不免要招人艳羡,引人物议了.陶谷这个人,说得雅点,叫作识时度世,先人一步；说得俗点,那就是抡尖卖快,投机取巧.类似冲浪运动员,站在滑板上弄潮而去,只要身手敏捷,动作迅速就行.这类成功者通常用不得高智慧,因为高智慧者高计谋,高计谋者高审慎,而高审慎的结果,一误事,二误时.关键还在于陶谷不仅下手快,而且下手黑,就这样风口浪尖,步步登高地陡了起来.

陶谷,字秀实,州新平人.《宋史》称：“本姓唐,避晋祖讳改焉.历北齐、隋、唐为名族.祖彦谦,历慈、绛、澧三州刺史,有诗名,自号鹿门先生.父涣,领夷州刺史.”出身于官员世家,书香门第的他,正好赶上晚唐乱世,不知什么原因,也不知什么罪名,陶谷的父亲唐涣,被州节度使杨崇本杀害了.唐代的夷州,在今之贵州境内,估计黄巢之乱,陶谷的父亲无法举家赴任；所谓“领”,也许就是挂个空名吃饷而已.而按《宋史》所说：“唐季之乱,为帅杨崇本所害,时谷尚幼,随母柳氏育崇本家.”节度使杨崇本,当然是绝对的王八蛋了,不仅杀害了陶谷之父唐涣,还霸占了陶谷的母亲柳氏.

唐末的节度使,下辖若干州,若干县,拥军自重,世袭罔替,相当一个土皇帝.陶谷之母被夺来后,不过是他拥有的众多妻妾之一,地位与奴婢无异.因此,陶谷从三岁起,与母亲一起,在帅府里艰难度日,备受熬煎,可想而知.尤其陶谷,在有杀父之仇的人家屋檐下,寄生求食,基本上过的就是谁都可以唾他一口,踹他一脚,虫豸不如的岁月了.要是他不学会如何低三下四的适应,不学会如何卑鄙无耻的图存,不学会如何迎合,如何巴结,如何讨好,如何投机,在那个杀一个人如杀一只鸡,而要弄死他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的高风险环境里,简直就是活不成的.

杨崇本,兵痞出身,狗屁不是,但他投靠更大地盘的节度使李茂贞,认其为父,自称假子,死抱大腿,倚势成为州节度使.唐朝之亡,藩镇割据,是原因之一.而与李茂贞相颉颃的朱温,为扩大领地,欲吞并州,用强兵压境,迫杨崇本就范.杨求救于李茂贞,李无力应战,眼看着他的假子杨崇本,只有服输请降一途.朱温假惺惺地认可杨的效忠,令其改回本姓,姓杨而不再姓李茂贞的李,继续做他的州节度使.

如果说杨崇本杀害唐涣,是为了得到陶谷的母亲,那么,朱温施压帅,这其中也有一个女人的影子.那就是“素有姿色”的“崇本妻”,艳名远播,早在朱温的垂涎之中.此刻杨已低头认软,朱温也就无需客气,更用不着商量,用一顶软轿到帅府中,直抵内室,不由分说地载着杨妻,大摇大摆地抬了回来,“嬖之于别馆”.杨崇本对朱温这种居然毫不见外,连招呼也不打一声的抢人行动,是可忍,孰不可忍,拔出刀来要拼个死活.

朱温哪里在乎他的威胁,这个和黄巢拜过把子的老贼首,不屑地说,你以为你是谁?敢朝我亮刀?你施之于唐涣的夺妻术,我为什么不可在你身上拷贝一次?帅府里的亲信们,力劝杨崇本稍安毋躁,拔出来的那把雪亮的刀,怏怏地又插回鞘里.这个还算是有血性的男人,心不能甘,“耻其妻见辱,因兹复贰于朱温”,并与李茂贞联合,“天三年冬十月,崇本复领凤翔、、泾、秦、陇之师,会延州胡章之众,合五六万,屯于美原,列栅十五,其势甚盛,朱温命同州节度使刘俊及康怀英帅师拒之,崇本大败,复归于州,自是垂翅久之”.朱温总是不放心这个杨崇本,怕他反复,私底下与杨崇本当年反目的儿子杨彦鲁取得联系,只要他使其父从人间蒸发的话,他爹州节度使的位置,就正儿八经属于他.

于是,这一场骨肉残杀的家族悲剧,几乎都是在时已少年的陶谷眼前发生的：先是,儿子诓称救父而来,父子重修旧好,尽释前嫌；接着,帅府大庆团圆,举杯畅饮,儿子乘机下鸩,毒弑其父；然后,杨崇本的义子李保衡,心有不甘,纠集余部,团团围住帅府,将只做了五十多天州留后的杨彦鲁,大卸八块,枭首示众.这样,州节度使的豪宅里,一片刀光剑影,血风腥雨,到处乌天黑地,鬼哭狼嚎.乘人不备,陶谷拉着他的母亲,突破樊篱,摆脱羁绊,如同好莱坞动作大片那样,“逃出生天”.

陶谷的家乡州,即今之陕西彬县,明末诗人陈子龙,有一首《渡易水》的诗,起首“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两句,句中的“并刀”,就是此地的名产.州出并刀,是与该郡介于漠北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社会之间,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州本为兵家必争之地,加之盛产煤铁,由于战争需求,促使锻冶制铁工艺发达.一个出兵器的地方,一个好打仗的地方,那必然也是一个杀人如毛的地方.因此,削铁如泥,血不沾刃的并刀,便成为当地人必持的利器.陶谷从三岁起,就在这一把把并刀的杀来杀去中度过的.血淋淋的现实,令童年的陶谷明白了一条最消极的真理,谁手里握有利器,谁就是胜者.

当他逃出帅府,脱离魔爪,得以走自己的路,打拼自己的世界时,他才懂得,他所追求的利器,并非他家乡的名产并刀,而是他在帅府里那巴结讨好,逢迎谄媚,巧舌如簧,无廉无耻,得以保命,得以苟活下来的卑鄙.若无这一份别人做不到的卑鄙,在那虎争狼斗的环境里,早化为齑粉,连骨头渣子都不剩.因之,他相信卑鄙,崇拜卑鄙,只要能卑鄙,只要敢卑鄙,便无往而不利.

在五代那个乱世里,有便是草头王,统治者悉皆武人出身,这班大字不识几个的篡国者,一旦登基,坐稳江山,就一定学会附庸风雅,就一定用几个文化人来装点场面.这是中国官场的流行性感冒,很具传染性的.我就见识过这种抽冷子就斯文起来,就秀才起来,就书香起来,就满腹经纶起来的官员文人,书出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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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钻营,凭着干谒,凭着招摇撞骗,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很快被举荐为校书郎,并委为单州军事判官.他当然不会就此满足,不安于位的他,很快巴结上后晋宰相李崧.从后晋起,历后汉、后周,直到北宋,连续四朝为官,不但官位越做越高,他的文望也越来越大.若他健在到今天,不但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在文坛上也会春风得意,我估计他一定是个牛皮轰轰的双响炮.

宋人曾巩的《隆平集》称他：“博记美词翰,滑稽好大言,佛老之书,阴阳之学,亦能详究.倾险巧诋,为时论所薄.”元人脱脱的《宋史》称他：“强记嗜学,博通经史,诸子佛老,咸所总览,多蓄法书名画,善隶书.为人隽辨宏博,然奔竞务进.闻达官有闻望者,则巧诋以排之,其多忌好名类此.”

无论“倾险巧诋”,无论“奔竞务进”,不过都是“卑鄙”的换一种说法罢了.

陶谷的发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晋的宰相李崧.若无这位老先生的提携,他也许永无出头之日.

起家于校书郎,单州军事判官的他,此等低级职务的公务员,当然不满足其勃勃野心.若要想一步登天,而不是老死牖下,才是他的努力方向.他认为自己这一肚子学问,只有前进首善之区,才有发展余地,如同当下许多人偏要为北飘一族,在北京城里求发达一样,所以,他立定心思要到汴梁.但当时要想登上仕途,没有官场重要人物的保举,是难操胜券的.陶谷善投机,敢投机,对所有当权派逡巡一过,洋洋洒洒数千言的自荐书,直送当朝一品的李崧府上.

后晋天福年间,李崧、和凝二人同为宰臣.按理,陶谷的信应该送到和凝的府邸才是,从《集》收录和凝词二十首看,为相的和凝,同时还具有诗人身份,以诗文知名的陶谷,厚厚脸皮,以“知音”二字攀附巴结,也许能够得手.若按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所说,“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契丹人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那就更有共同语言了.陶谷之诗,后来能被秦弱兰唱成流行歌曲,足见在通俗化方面,与这位当朝人物堪称同好.

可陶谷很绝,舍去具有契合可能的和凝,而一门心思对不怎么搭界的李崧下功夫,走他的门子,这是精算到家的抉择,并非瞎猫碰上死耗子地乱打乱撞.

鬼精鬼精的陶谷,也算是揣摩透了：凡作家文人之类,多自善,好嫉妒,同行之间,融洽者少,常持关门拒绝,白眼相向之势.所以文坛一众,是非频繁,你长我短,纷争不断.而学者儒文之士,重传承,爱教诲,扶掖后辈,不遗余力,总是采取来者不拒,双臂欢迎之态.儒林之中,门户之分,也是有的,但前辈后辈之间,打得不可开交者少.所以,孔子门下有七十二弟子,而屈原、司马迁跟前,连一个跟屁虫也不见,这就是文人和儒士的差别.

五代战乱,造成整个社会动荡不宁,不但读书者少,连识字者也不多,文化低下的官员,甚至连一纸公文,也写得不成体统.《旧五代史》载：“同光初,崧以参军从事,时推官李荛掌书.崧见其起草不工,密谓掌事吕柔曰：‘令公皇子,天下瞻望,至于尺牍往来,章表论列,稍须文理合宜.李侍御起草未能尽善.’吕曰：‘公试代为之.’吕得崧所作,示卢质、冯道,皆称之.由是擢为兴圣宫巡官,独掌奏记.”李崧看到陶谷的信,眼睛为之一亮.因为他不仅工于文法,精于用词,长于典故,而且善于隶书,那一笔字也让李崧叫好不迭.

且不论李崧越俎代庖,独掌书记,夺了别人官位之手段,令人不敢恭维.但他爱才这一点,值得肯定.铁心提拔他,也是实情.固然陶谷的这份自荐信,其用词遣字之讲究,其为文立意之功夫,得到他的首肯.更主要的是整篇信中,除了陶谷不露声色地自我表扬外,更多的是对这位前辈老先生的仰慕啊,推崇啊,以及赞美他这些年来,从政时提倡正道,砥柱中流；为文时兴灭继绝,领袖儒林,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大灌米汤而不肉麻,大肆吹捧而不下作,这就是陶谷的文字能耐了.李崧读信至此,不禁抚须呵呵,连呼好后生啊好后生!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是不吃捧的呢?又有几个人是不爱被人戴高帽的呢?

陶谷够阴,他还打探到这位当朝人物“幼而聪敏,十余岁为文”的光荣史,而他自己也恰恰是“十余岁能属文”过来的,他突出这一点,强调这一点,表明其来有自,是童子功,是家族基因,凭着你我同类项的情份上,也会取得李崧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果然,李崧兴冲冲地找到和凝,说服他,“人才难得啊老兄!”邀他共同署名,向后晋高祖石敬瑭保举,那有什么犹豫的,立被任命“著作佐郎、集贤校理”.很快改“监察御史,分司西京”.不多久,调回首都汴梁,迁“虞部员外郎、知制诰”.在此期间,李崧视他为嫡系,为股肱,关照备至；陶谷倚他为靠山,为后盾,得其所哉,从此走上坦途,一路发达.

五代时期的中国人,活得艰难,活得委琐,可想而知.陶学士不但活下来,而且活得不赖,声色犬马,吃喝玩乐,极尽享受之能事.他的一部《清异录》,至今仍是具有阅读价值的博物著作.这部书里,有这样一段自栩的文字：“余家有鱼英酒,中陷园林美女象.又尝以沉香水喷饭,入清馨.左散骑常侍黄霖曰：‘陶翰林甑里薰香,中游妓,非好事而何?’”从中可以读出他的潇洒,读出他的优裕,更能读出他质量怪不错的生活.

陶学士所以能够如此优哉游哉,不亦乐乎,确实也非易事.他必须不停地扳倒对手,消灭劲敌,荡平障碍,铲除隐患；还需要不断地摆脱危机,跳出险境,逃过劫难,免遭打击,只有这样抖擞精神,悉心投入,才能始终保持金刚不坏之身.在那一翻两瞪眼,不是你赢,就是我输的赌桌上,陶学士绝对不是一个吃素的谦谦君子,什么做人准则,什么道德底线,都是可以闭上一只眼,横下一条心,不管不顾的.

五代政权,都很短命,后梁16年（907-923）,后唐13年（923-936）,后晋11年（936-947）,后汉3年（947-950）,后周9年（951-960）.篡唐为晋的沙陀人石敬瑭是中国全部帝王中最异类的一个,因为他得帝位获契丹的帮助甚大,遂割燕云十六州为酬,成为有史以来最大卖国贼；因为他坐稳江山必求得契丹的保护,遂拜比他小十岁的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儿皇帝.在这种败类政权之下,陶谷居然混得不错,“后晋天福九年（943）,加仑部郎中”,还能升官加爵,也就不必奇怪了.石敬瑭死了以后,其侄石崇贵继位,论辈份应该是孙子皇帝,稍有最后一点尊严的人,也不能忍受这等难堪,一咬牙与契丹翻脸相向.于是,自以为是爷爷辈的契丹君王,兴兵南下,讨伐忤逆,很快攻下开封.可辽兵辽将,难耐河洛地区的暑热,辽主下令,拔营北归,同时还裹胁着石崇贵与大批后晋官员同行.李崧和陶谷在劫难逃,成为人质,押往北方.

石敬瑭的部将刘知远,也是一个沙陀人,篡晋为汉,当上五代时期的第四朝皇帝.现在已经无法查找出来,陶谷为什么能够很快逃出羁绊,回到汴梁,而李崧却迟至两年后才被辽国遣返?只有一个答案,过去,当陶谷受到李崧庇护时,他鞍前马后趋奉恩师,半步不离左右；此刻,当李崧成为陶谷累赘时,他就要想方设法甩掉包袱,惟恐沾包了.对饿得快死的人来说,只有一个馒头,你吃你能活下来,他吃他也能活下来,但两人共吃这个馒头,谁也活不下来.李崧是宽厚长者,人称儒相,颇能体谅太现实主义的陶谷,那你就独吃这个馒头而去吧!后来,他也终于回到开封,才知道早投奔刘知远者早得利,陶谷获给事中一职,有点实权,而晚来一步的李崧,却只给了一个太子太傅的闲差.而令李崧尤感失落者,这位前朝大臣晚回来一步,竟连立脚之地也没有了.因为他在开封的两处府邸,在洛阳的一处行馆,都被刘知远赏赐给他的宠臣苏逢吉了.

出于万般无奈的李崧,拜托陶谷为之缓颊.因为他担任的给事中,隋唐以后又称给事郎,其职责是掌驳正政令之违失.李崧以为自己还是陶谷的恩师,谁知却重演了一出中国版的《农夫与蛇》.

据说陶谷一出娘胎,瞳仁就是绿的.估计他的母亲柳氏,有可能系胡人,也许属突厥族,才会有这样人种学上的变化.因此,宋太祖赵匡胤死活看不上他,知道他有一肚子学问,不能不用他,可又不敢大用他,其理由就是这个陶谷,“长有一双鬼眼”.然而,正是这对鬼眼,看清形势,认准方向,顺风顺水,扶摇直上,后晋天福九年（943）,加仓部郎中,这大概是李崧作为他恩师最后一次为他卖力.然后,仅仅四年,后汉因刘知远一死而完蛋,成为不仅五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短命的政权.开封市民一觉醒来,“城头变幻大王旗”,刘知远的部将郭威,篡汉为周,改朝换代的老戏码,又重演了一回.在五代最后一朝中,陶谷继续走运,因为他对周世宗,尤其巴结得紧,而贩茶出身的柴荣,文化不高,但爱好读书,因之对腹笥瞻博的陶谷,颇为重视.于是陶也就官运亨通,越发显赫,在那走马灯似的政权里,他特强的存活力,差可与那位有名的长乐老冯道美.

这种将夺君权的篡国行径,直到公元960年,大宋王朝建立,才得以寝息.其实赵匡胤陈桥兵变,采取的也是郭威的一手,不过,赵匡胤吸取了他老长官举事仓卒,临时裹了黄旗一面,就称帝的草率和不够严肃,所以他,让其弟赵光义事先准备了一件黄袍,这样,他从陈桥驿进军开封城时,多少显得体面一些.篡国是兵将的事情,称帝则是文官们的工作了.篡国可以不讲规矩,什么手段都可以用.称帝必须要有仪式,这才能使其武装政变合法化.而要合法化的第一件事,这江山不是你强行夺取的,而是上一朝禅让给你的.为了要后周恭帝柴宗训和符太后,做出甘心禅让的姿态.而且按惯例,赵匡胤还要假惺惺地表示不肯接受,于是乎,这孤儿寡母还得再走一次过场.虽然这是很滑稽的游戏,但对于讲形式主义的中国人来说,不一脸严肃认真地游戏是不行的.而陈桥兵变,事出仓促,加之,他的老弟赵光义和那个读书甚少的赵普,历史上的禅让大典究竟有哪些桥段,相当二五眼.等到大幕揭开,主角掀开门帘上场,才发现未给柴宗训和符太后,准备一份礼贤退让的诏书.

其实,赵匡胤明白,有这纸文书,无这纸文书,对他的登基,屁关系也没有.然而孔夫子说了,“言不正则名不顺”,他不能不在乎.尤其前朝旧臣,正幸灾乐祸地等着看他的笑话.这时候,快手出现了,一个箭步,陶谷走上前去,从怀里掏出来锦匣装着的《禅位诏书》.乖乖,丹墀上下,殿堂内外,无不大跌眼镜.在《宋史全文》里,还保存着陶谷的这篇马屁奇文：“天生民,树之司牧,二帝惟公而受禅,三王乘时而革命,其极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归,咨尔归德军节度使点检赵某,禀上圣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纳麓,东征西怨,厥绩懋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讴歌狱讼,归于至仁,应天顺人,法尧禅舜,如释重负,予其作宾.呜呼钦哉,畏天命.”

恐怕赵匡胤也不禁纳闷,他知道昨天晚间我们要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吗?他知道我今天黄袍加身要进城吗?他知道禅位大典上恰巧就缺这份诏书吗?这种极精准的判断水平,这种超速度的应变能量,这种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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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郭威和柴荣两代主子厚待的陶谷,显德三年（956）,迁兵部侍郎,加承旨.显德六年（959）,加吏部侍郎,作为后周重臣,一转脸间,把那孤儿寡母出卖了.连卖国都不眨眼的他,将他恩师李崧送上断头台,还不是小菜一碟嘛!后汉乾元年（948）,李崧本寄希望于陶谷,在他最倒霉的时候帮他一把,谁知他为了效忠新朝新贵苏逢吉,为了切割与前朝旧员的关系,反倒狠狠地踹他两脚.“崧族子为秘书郎,尝往候崧.崧语曰：‘迩来朝廷于我有何议?’曰：‘无他闻,唯陶给事往往于稠人中厚诬叔父.’崧叹曰：‘谷自单州判官,吾取为集贤校理,不数年擢掌诰命,吾何负于陶氏子哉?’”被蛇咬了的农夫,哪里知道毒性发作的厉害,还在后面.不久,苏逢吉扣了李崧聚族造反的大帽子,统统加以杀害.陶谷在背后又做些什么缺德的事情,又给他的恩师加了什么莫须有的罪名,史无记载,不敢妄拟.但李“崧遇祸,尝因公事诣谷,谷问,‘识李侍中否?’敛衽应曰：‘远从叔尔.’谷曰：‘李氏之祸,谷出力焉.’闻之汗出”.

所以,史官在总结这个历史人物时说,“若谷之才隽,著之敏达,澹之治迹,锡之策虑,冕之敦质,咸有可观.然预成禅代之诏,见薄时君,终身不获大用.及夫险少检,附势希荣,构谗谋己,皆无取焉”.由此可见,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中,一个人,无论怎样得意,神气,无论怎样风光,牛皮,应该牢记的是：谁要是得到了许多不应得到的同时,必然也会失去许多不应失去的一切.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可能永远是加法.加法之后,必然就是减法；活着减不了,死了也得减.

因此,这也是风流陶学士不但受到同代人藐视,至今还受到后代人鄙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