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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并不了解常乃悳,读了吴宓日记,才引起我的注意.
《吴宓日记第六册》1937年4月29日,记有常乃悳与吴宓诗歌赠答之事.编者注曰：“常燕生（1898-1947）,山西榆次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北京师大附中、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教员,燕京大学教授,爱国中学校长,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川康农工学院、华西大学、齐鲁大学教授.1925年参加中国青年党,曾当选为该党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第一至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7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旋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常乃悳,亦作常乃德,字燕生.吴宓在日记中称赞他的旧诗写得好.他天资聪颖,才智过人,幼时即有神童之誉,又受过名师指教,14岁时经史之学已打下坚实的根底,1916年山西国文会考的状元,又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他与胡适、陈独秀、鲁迅皆关系密切.
吴宓1944年在四川大学作教授,住成都,12月12日星期二日记曰：“宓乃至小天竺街邮局旁小巷内,齐鲁大学教授宿舍第八宅,访常乃悳,燕生,榆次.邀之出,疾行至宴宾楼.宓于此宴客.”本来,吴宓当日宴客主宾是陈寅恪,因其眼病住院,陈夫人此日与长女皆病,可能才又想到了常乃悳,或常氏由陪客变成了主客.由此可见,吴宓与这位诗友之关系甚善.
我在西北大学图书馆访书,居然能找到常乃悳的著作二十来本.
我手头的《社会学要旨》,是上海中华书局1925年2月第二版（初版为1924年4月印刷发行的）.最难得的是,有一枚作者的印鉴,粘贴在版权页上方之版权框中.此印鉴为2.8×2.6cm,其仿汉阴文常乃悳之印章为1.7×1.7cm.西北大学图书馆仅藏有中华书局1932年10月第11版《社会学要旨》,其版权页内版权框中,并无我收藏此版上这枚珍贵的印鉴.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和河南大学图书馆均藏有此书之11版.湖南图书馆稍好,藏有此书之1930年第9版.
《民国时期总书目·社会科学（总类部分）卷》第53页,仅录有《社会学要旨》之初版、1927年3月第5版、1928年3月第7版、1930年4月第9版、1932年10月第11版.这些版本,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皆有藏.
中国现代史、五四运动初期及新文学发轫时的许多重要版本,之所以具备史料价值,是因为里面的信息原始、信实而稳固不变；当然还有其美学价值、市场价值、展示价值、关联价值及稀缺性.拙藏虽还难追五四运动初期及新文学发轫时的珍罕本,大概已接近稀缺本.
此书,很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社会学理论专著.比它出版略早的《社会学入门》（德普、建年编）,目前尚未见到初版甚至再版的记录,仅见到1924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第3版.即使《社会学入门》之第3版,仅上海图书馆有藏,它很可能是一本编译本.
《社会学要旨》书名之命名,在社会学发轫之初,亦有一个典故,即常乃悳原来拟定的书名,就叫《社会学入门》,由于作者已见到世界书局刊登了《社会学入门》一书的广告,才另起了这个书名.而常氏此书,是在友人沈仲九的鼓励下完成的.它的确是开创性的,作者参考当时中文著作和译著近60种,参考西文重要著作60余种,日文重要参考书7种,还参考西文重要报刊11种.若此,《社会学要旨》应该是一本皇皇巨著了,实则是一本小32开、行距很稀疏而只有108页正文的小书.
前贤下如此大的功夫：毁掉而又作者凡四次,期间又病了一场,去完成一本通俗的小书；即使书写完后,还请友人梁中琇、舒新城校阅、审定；署名时,仅言“编”——实则是“著”也.这种一丝不苟而谦虚的学风,的确值得晚辈学习.
特别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竟然把“常乃悳”错排成了“常乃惠”,还把常乃悳与常燕生当成两位作者,编成了两个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