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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杰先生指出,屈原在政治上失败的命运,富厚的北方学术的根柢,对古代的神话传说,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治功绩的熟习,儒家的忠义哲学,道家求解脱的自由精神,南方特有的自然环境与宗教迷信,最终成就了屈原这个千古特出的诗人,成就了屈原个人的浪漫主义文学,从而建立了中国纯文学独立发展的基础.林庚先生以为,秦汉以来,中国文化曾受三个力量的支配,一是儒家而近于法家的荀子,支配了汉代,一是道家的庄子,支配了魏晋,一是“楚辞”,自“建安”以至“盛唐”莫不受它的支配；前二者只是固定的思想,而后者带来的却是一个真实思想的精神.两位先生阐释的角度虽有异,但均肯定了屈原楚辞真实的情感思想,肯定了屈原在中国文化(文学)史上的地位.后代学者如此推重屈原,可是两汉时期有关屈原的为人与为文的争论却有截然对立的情形(当然其中也有相通之处),尤其是司马迁与班固对于屈原的评价,文史学者探讨的论文不少,多指出指导思想的不同导致评价的不同,但似乎忽视了历史学家阐释的本来维度.司马迁与班固同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对《春秋》、《左传》的著作原则是有深刻认识的.之所以有如此不同的评价,还应该从历史著作方法上阐释.
一、司马迁、班固对于屈原的评价
司马迁、班固对于屈原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屈原为文与为人的两个方面,前者包括屈原的创作动机与创作目的、屈原文章的艺术价值与影响,后者包括对屈原为臣、屈原之死的评价.
(一)司马迁、班固有关屈原为文的评价比较
1.创作动机与创作目的
司马迁以为屈原《离骚》的创作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情的抒发：“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等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有怨生也.”司马迁以为《离骚》的创作目的是“讽谏”、“争义”：“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
班固以为屈原《离骚》的创作是“忠信见疑”的忠诚之情的流露：“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炻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是时周室已灭,七国并争.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班固以为屈原创作的目的是讽谏：“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怀王终不觉寤,信反问之说,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还.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卒不见纳.”
班固的观点实则是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说精神相符合的,与《毛诗大序》“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是一致的.怨是不能过分的,讽谏应该是温和的,所谓“主文而谲谏”.与司马迁以为《离骚》的“讽谏”、“争义”的目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司马迁阐述屈原《离骚》的创作是怨情的抒发,后来发展成为“发愤著书说”：昔西伯拘菱里,演《周易》；仲尼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⑨.司马迁提倡“怨”和“发愤”,又不受儒家那种不能过分的“中和”思想之局限,表现了极大的批判精神与战斗精神,强调作家在逆境中也应当奋起,而不应消沉.
2.艺术价值与影响
司马迁对《离骚》的创作作了全面的肯定：“《国风》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这是对思想内容方面的肯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初步认识到了屈原作品的艺术特点：作品的概括能力很大,讽喻的手法很隐微,“其文约,其辞微”；屈原能在普通事物的描写之中寓以深意,“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屈原运用比兴手法常用美人香草等物象征自己的志行高洁,“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指出了屈原作品的影响：“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班固以为屈原《离骚》创作之失：“多称昆仑冥昏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从这一点出发,班固以为刘安、司马迁以《离骚》“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的评价过其实.“或许为了上述事物属于儒家心目中的圣地和神女,屈原任意驱使,在班固看来,未免亵渎‘神圣’.”班固以为屈原《离骚》创作之得,肯定其富有文采的特色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
由此可见,司马迁、班固对于屈原赋的艺术成就,认识大体是一致的.而这种认识,应该是与汉代的文学发展阶段大体一致的.郭绍虞先生据《史记》、《汉书》指出,两汉时期,文学与学术分离,“用单字则有‘文’与‘学’之分,用连语则有‘文章’与‘文学’之分：以含有‘博学’之意义者称之为‘学’或‘文学’；以美而动人的文辞,称之为‘文’或‘文章’.”《汉书·艺文志》把当时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类.刘师培《论文杂记》指出,“诗赋略”中赋析为四类,屈原以下二十家为一类,是写怀之赋,陆贾以下二十一家为一类,是骋词之赋,荀卿以下二十五家为一类,是阐理之赋,此三者为分集,而宾主赋以下十二家为一类,是汉代总集类.诗赋略在文学批评史上至少有三方面的影响：文学与学术的区分、文学本身的分类与文集的编定.由此可见汉代人对屈原赋的“文”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