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学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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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中国文艺界围绕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展开了激烈的争鸣,或反对,或赞成,或质疑.这一争鸣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既有理论旅行的因素,也包含文艺理论界对学科的反思,同时也是对中国本土文学迅速边缘化这一刺激的反应.因此,争鸣过程中出现了种种的错位,但总的来说是富有成果的,主要表现在下述共识的达成：“文艺终结论是从理论上对文艺两难困境的反思与回应,是现代文艺观念的自我批判；西方的文艺终结论思想具有借鉴意义,但并不具有普适性；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类似的文艺难题同样困扰着中国学术界；在技术与资本的合谋之下,影像的泛滥和审美的泛化的确改变了现代文艺家族的内在结构和现代学科体制；‘文艺的终结’并不能等同于‘文艺的消亡’,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学终结论首先是对西方现代文艺观念的自我反思,“终结”的对象是西方现代以来作为学科建制的文学研究,其次它也涉及作为现代文艺家族成员之一的文学本身在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文学从曾经占据过的中心位置走向了边缘.关于文学危机的这一场大讨论使我们认识到了文学及审美存在历史性,并有可能对文学及审美的存在状态及其价值引发新的思考.

一、米勒与伊瑟尔的文学辩护及其悖论

米勒主要是从上述第二种意义上来讨论文学的终结.他把使西方文学成为可能的建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印刷文化的发展、现代制的兴起和现代意义上的“自我”被发明出来,并且认为让现代文学成为可能的这些特征,在当下大多数都在经历迅速的转型,或在经受质疑.迅速转型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技术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媒体的发展,此外还有民族国家的削弱等,而经受质疑的主要是对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自我”的作者,福柯的“作者是什么”和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都标志着文学作品与其作者之间旧有纽带的终结.因此,文学彻底走向了边缘.

与此同时,米勒试图对文学存在的必然性做辩护,他认为：“如果一方面来说,文学的时代已经要结束(如我开头所说),而且凶兆已出,那么,另一方面,文学或‘文学性’也是普遍的,永恒的(也如我开头所说的).它是对文字或其他符号的一种特殊用法,在任一时代的任一个人类文化中,它都以各种形式存在着.第一意义的文学(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机制),是第二意义上文学的一种受历史制约的具体形式.第二意义上的文学,就是作为一种普遍的、运用可视为文学的文字或其他符号的能力.”米勒把第二意义的文学称作‘世俗魔法”,它具有打开一个虚拟现实的力量.文学作品的这些虚拟现实的特征表现为：陌生化,即每个都是特别的、自成一类的、陌生的、个体的、异质的；是在施行而非记述的意义上使用词语；就是一种证言,它做出见证；依赖于修辞.

米勒所谓的文学作为“世俗魔法”具有打开一个虚拟现实的力量的观点在德国接受美学的创始人之一伊瑟尔那儿得到了全面的展开.从1978年起,伊瑟尔每年不定期地前往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短期任教,并在那儿与米勒共事.他们与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一起使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一度异军突起,成为引领美国乃至全西方文学理论的重镇.正是这种跨国学术交流和碰撞,使得伊瑟尔跨越了接受美学的疆界走向了文学人类学.伊瑟尔1978年出版了英文论文集《从读者反应到文学人类学》,又在1990年代初推出了《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

面对着文学的危机和文化研究的兴起,伊瑟尔与米勒一样试图为已经陪伴人类发展二千五百年的文学进行辩护,他说：“我们这些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的人,并没有抛弃文学而转向高度政治化的半截子艺术；相反,我们努力去改变对文学的提问方式,即不再穷追文学是什么,而是询问文学对其潜在的接受者发生了什么作用.毕竟文学已经陪伴了人类发展二千五百年,我们不能如此轻易地像‘文化研究’习惯所做的那样将其废除.”伊瑟尔抛弃了传统文学理论习惯上以现实与虚构相对立的做法,代之以现实、虚构与想象的三元模式.在这里,虚构是一种意识的运行模式,这种意识是现实世界的入侵者,是一种跨越疆界的行为,结果,它同时撕裂分散和加倍拓展了这个供它参照的现实世界.虚构的这一特点导致它与梦境之间的“家族相似”,能够使相互排斥的事物和平共处.与虚构相比,想象基本上是一种无为无形的潜能,它本身并没有意向性,需要借助其他因素起作用,在文学中,它借助虚构达到具体化.虚构与想象都具有对抗本质性的特点,两者的相互交织和相互作用导致了文本游戏的产生.文本游戏构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同层次的语境,如漂浮的能指、娱情的文本游戏等.文本游戏具有重要的人类学意义,能够使自我呈现使不可能性变成一种超越无限的可能性.取代从柏拉图以来的模仿概念,伊瑟尔用人类学范畴中的表演来说明文本游戏的人类学意义.表演是一种活动或操作,它能够将一种本质上不可显现的事物在外观中表现出来.表演的存在根源于人性的分类性质,即人类的表现多种多样,唯独不能“拥有自我”,或者按照表演理论家谢克纳的说法,个体的存在就如太阳的存在一样,是漂浮的、弥散的,所谓的自我存在只能是表演性的存在.伊瑟尔最后指出：“双重作用标志着对表演的需要.这种双重作用超乎认识能力.一方面,表演让我们走出藩篱,寻找被禁锢的那部分自我,过上出神入化般的生活(至少在我们的幻想里是这样).另一方面.表演将我们表现为‘单词句’的片断,所以我们通过另一种自我的可能与自我对话,这是一种起着稳定作用的形式.这两方面的作用同样适用,同时发生,因为认识能力不能充分把握这种双重作用,所以我们需要文学.”

伊瑟尔试图借用人类学的表演概念来说明文学存在的理由和永恒性的努力是20世纪人类学与文学批评互动大潮的一部分,在新兴的文学人类学这一边缘学科之下出现了文学批评家的文学人类学、文化诗学、人类学家的文学人类学、人类学诗学、民族志诗学等.文学走向人类学一方面是文学研究角度和视野的拓展,另一方面也或明或暗地包含着对文学存在合理性的辩护和探索.伊瑟尔的理论是后一倾向的典型代表,叶舒宪认为：“如果说弗莱的文学人类学属于一种批评理论,具有实际的操作性、践行性特征,那么伊瑟尔的文学人类学则是一种元理论,带有刨根问底的思辨特征,却不宜用来指导批评的实践.与其称为‘文学人类学’,倒不如改称‘文学心理学’或‘文学哲学’更加贴切.”其实两者的差别更多地是在侧重点的问题,弗莱的神话一原型批评必然包含着文学与神话一原型“家族相似”的文学观,伊瑟尔的文学观也暗含着读者接受和批评的批评理论,两者都是从人类学出发的探讨,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并且都必然包含着对文学存在合理性的辩护.人类学的这一辩护存在于20与人类学的互动的交汇点,即“文化他者”的发现,“至此,我们从人类学家和文学家那里获得的认识是不谋而合的：文化他者是我们发现自身缺陷、破除自我中心主义的最好契机和最有效的帮助”.他者是西方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关键术语,频频出现在精神分析、文化研究、文学批评、女权主义等等学科领域.晚近的人类学抛弃了传统人类学殖义话语的他者含义,将他者看做是一个可能的世界,一种地方性的知识.为达到对这种地方性知识的同情和了解,人类学家吉尔兹提出了“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的认识和理解方法,他在《地方性知识》绪言中写道：“用别人的眼光看我们自己可启悟出很多瞠目的事实.承认他人也具有和我们一样的本性则是一种最起码的态度.但是,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作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地方性的例子,作为众多个案中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看待,这将会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只有这样,宏阔的胸怀,不带自吹自擂的假冒的宽容的那种客观化的胸襟才会出现.”这种对文化他者的体验不需要经由文本的虚构和想象,在实际的人类学田野作业中就可以亲身经历,田野作业实际上具有了类似文学文本创作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如此,人类学家特纳还提出了表演人类学的说法,他试图在人类学教学和实践中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学生或学者进入他者的文化视界当中,体会他者的感觉、心理和观念等,并在之中和之后加以反思,这实际上与阅读文学文本非常的类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