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善晋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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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娘家”魂牵梦绕

这里之所以使用“娘家”这个称谓,来界定我与晋阳大地的关系,实因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有九年的时间是在山西度过的,在长治劳改厂烧过砖,在晋城晋普山劳改矿山挖过煤,在曲沃监狱修建过狱墙,在永济伍姓湖劳改农场种过田.这是“娘家”这个词语跃升于文稿纸面的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从我返回京城文坛之后,每次与怀礼学长通长途时,他常用“有空回‘娘家’看看”的亲情召唤,让我这个在山西重生的人,常常梦回我走过的晋阳大地.

在中我除了告诉怀礼学长,“‘娘家’一定要回”之外,还告诉他,涂鸦于古尧都的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已经在1979年《收获》第二期头题的位置发表,为了让他对我释怀,我告诉他,我接到了同志的复信,他在信中用了“没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的诗语,激励我在文坛奋勇前行.怀礼学长在哈哈大笑后,第一次惬意地自我描绘说:“我大半辈子一事无成,但在晚年老眼昏花的时刻,能识别出乌鸡与凤凰并顶着压力把你调来,是我老朽晚年的一件最大乐事.我祝你的创作如黄河之水长流不息！”

截至2012年,我已然几次回“娘家”感恩访故了.最早的一次是在1983年,那年春节我打向怀礼学长拜年时,他说希望我春暖花开时能回“娘家”一趟,给临汾地区的文学后来人上堂大课.我立刻答应下来,并向学长许诺,不仅我一个人去,我还可以叫上友人林斤澜、邓友梅、刘绍棠、刘心武同行.老人担心地问我:“这可都是文坛的大树,你搬得动人家吗”我爽快地回答说:“能！一半是我的情分使然,另一半是您的魅力所致——他们都知道您是‘笼中鸟’的‘放飞人’之一,文友们都想看看您的尊容呢！”学长一个“好”字出口之后,便有了当年春天,我和几个文友的临汾之行.

讲演的主会场为何设在洪洞县的一个礼堂,而不在临汾怀礼学长的几句话,就点到了我们的脉门上,“你们来的几个人,身上都留有‘反右’和‘’烙上的大小伤痕,那儿是苏三披枷带锁之地,你们在那儿讲课,不是更合身合体,具有象征意义吗！”怀礼学长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喜欢曲径通幽.我的挚友刘绍棠,是个性外露而率真的人,他代表我们一行五人,对怀礼学长的奇思妙想表示赞赏之后,弯腰向学长鞠了一躬说:“刚刚过去的年代,像您这样具有奇思妙想又敢于承担重压的人,真是少而又少.我为我的难兄维熙向您和山西的前辈作家马烽、胡正等致敬,因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您出于人类良心和纳贤的睿智,竟敢把维熙从‘大墙’里弄出来,简直是一曲新的尧都神话.”

在洪洞的文学讲座举行得十分隆重,不仅座无虚席,连礼堂过道上都站满了临汾地区的文学爱好者.加上我们五个文友的生活经历各不相同,艺术风格又各自相异,因而给后来人的“点火”作用是巨大的,特别当时处于文学死而复生的年代,“八亿人民一浩然”的“”大幕刚刚闭合不久,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学百花初绽的时期,因而讲座进行了三天,热度依然如初.直到会议结束时,我们被围在讲坛上都难以脱身,临汾的文学之子有的找我们签名、有的还买了我们的书让我们题字留念.最后还是怀礼学长出来替我们解围,他对地区的文学之子们说:“签名题字只能留作纪念,重要的是动真格的,那就是写——写——写.咱们尧都自古以来精英辈出,你们要接过接力棒,在赛跑中超越前者,否则对不起从北京来的几位作家.”

文史纪录证明了学长的预言,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临汾地区走出来多位文学骄子,跃上中国文坛.其中有曾任中学教师,后来写出多部小说(包括传记文学)以及散文随笔,被文学界誉为“青锋剑”的韩石山,有写出普通农民生活小说《祭妻》,又创作出《天羽》、《天狗》和反贪倡廉长篇生活小说《抉择》等多部作品,后来出任山西省副省长的作家张平.当年给我洗过脏衣脏裤的小学妹王鹰和她的先生齐国宝,在临汾写出经济扶贫的长篇纪实之作《黄土之魂》.更可以传为文史佳话的是后来人张继善,为了写作他居然辞去工作,苦苦耕耘出长卷小说《黄河作证》等他们以作品,宣告对文学追求的忠贞不二.还有许多许多出自临汾地区的文学人和他们的作品,不一一赘述了.这都说明古尧都的文脉与地缘,是孕育文学的一方沃土.加上怀礼学长反用“武大郎开店”人生哲理,以“比我高的都进来”的天高地阔的大视野为旗,让晋南文学熠熠生辉,誉满山西并走向全国.

不能略去的一则闲笔是,讲课结束之后,我与北京的几个文友,畅游香火鼎盛的临汾尧庙和洪洞广胜寺.在广胜寺我们曾想找到当年为我打开生命秘笈的僧人,但苦于当年没能问出他的法号,这位高僧到底离开了寺院,还是已经圆寂归天,不得而知,但我留在晋阳大地的人生故事,还是引发了文友的评说.

心武说:“命运学里蕴藏着科学,只是科学还没发展到它的高度.”

斤澜说:“维熙的命很硬,近二十年劳改活了下来不说,还大病皆无.这让我记起1955年冬天我们一块去北大荒时.黑龙江水刚刚冰冻不久,他非要去走冰,正赶上江面冰裂,差点掉进冰洞里去的时候,被一个垦荒队员拉住了胳膊.哈哈哈等命！这就是命！”

友梅接着斤澜的笑声,来了几句黑色幽默:“他要是掉下去,那就影响五七年‘反右’了,北京青年作者中少了个‘’,‘四只黑天鹅’就剩下三只了！”

绍棠说些什么,由于年代久远,我已无从忆起,但在“苏三牢房”和广胜寺玩得十分开心,是深深刻在我记忆中的.之后,我们没能及时返京,又被山西汾酒厂接走,到美丽的杏花村享受美酒之醉.美妙的是,我们到杏花村的当天,正是细雨纷飞的日子,耸立于绿丛中牛背上牧童的雕塑,与杜牧的诗融化为一,真是一种清纯的享受,何况我们五个人中,有的是酒徒,有的是酒仙,因而与厂长对饮汾酒时,舍掉酒杯而改用瓷碗.此次我回“娘家”之行,既重温了山西人性之善,又觅到杏花村美酒之香.在归京的火车上,我们之中年纪最大,被我们视若兄长的林斤澜,说了一句心语:“我生长在南方温州,这是我第一次来山西,过去只知道迷恋瓯江风情,想不到山西也是一块迷人眼球的风水宝地,连酒浆都别于其他酒乡,而别具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