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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7月9日,“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1926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在午门城楼及东西雁翅楼向观众开放.到2012年7月,中国国家博物馆迎来建馆100周年.
王冶秋征集革命文物
早在1950年,“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就已经成立,负责人王冶秋也是第一个建议筹建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人.
在筹备处陈列部主任谢炳志的回忆中,王冶秋在北平解放后便有了征集革命文物的想法,比如杀害李大钊的绞刑架,他说：“我一进北平城首先就想到这个绞架,我决心无论如何要找到它.我们党内多少好同志被敌人残杀,那真是惨不忍睹!”后来,他借了辆自行车,从东城跑到西城,终于在德胜门外北平第二监狱的草丛中,找到了这个绞刑架.
北平解放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历史博物馆便收集了1933年徐向前退守大巴山脉时所铸的铜钱一枚,范文澜捐赠的武昌起义时期文学社殉难烈士照片底片8张,张仲锐捐赠的李大钊与8位同难者合影的照片一份,凌昌炎捐赠的各种有关革命图书杂志132册,以及各方捐献的许多资料等.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同一天,该馆更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隶属于.
向苏联学习
1949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北平的图书博物工作》一文,指出“历史博物馆过去好像是古董铺,东西不少,但完全是不科学地摆在那里”,“今后的图书博物工作,同样的应该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几十年来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图博工作经验.”1955年8月,还派了一个博物馆代表团,以王冶秋为团长,赴苏联进行了一个月的参观考察.
所谓“向苏联学习”,其实就是突出博物馆的意识形态色彩.1956年7月,历史博物馆设立在北京午门上的中国近代史陈列室正式开放,这个展览介绍的是从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段时期的历史情况,林则徐提出禁烟的奏折原件,太平天国“资政新篇”孤本都在此展出,完全按照课本上宣传的革命史进行设计与陈列.
同一年,“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第一次制作长征路线图时,将张国焘所制定的四方面军的“错误路线”使用了黄色进行标注.
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约在京文物专家举行座谈.在这次会上,历史博物馆研究员马非百抨击了当前工作教条主义严重的问题.“例如历史地图,为了怕影响与越南、朝鲜兄弟国家的关系,汉代的交趾九郡和乐浪四郡都不许画,辛亥革命以前的地图不许画外蒙古”；再比如,历史博物馆设计员孙作云研究古代神话,他提出应将我国有关图腾的神话传说作为原始社会的辅助陈列,但在会上遭到了批评,从此再也不敢说了.
结果,“反右”一开始,风向陡转,《文物》期刊很快发表《驳斥分子马非百对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污蔑》一文,称其言论“忘恩背德,信口雌黄”,马非百不得不离开博物馆,去了中华书局.
政治局指示：政治挂帅
1958年8月,根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兴建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两个单位一体建筑,1959年国庆节前完工.同时,两馆筹建领导小组办公室又从全国各地借调干部进京参加筹备工作,“那个时候抽的都是党校、研究室的人作为领导小组成员,另外吸收人民大学的一批党史研究生,从全国又收集了一些研究党史的人,我是在那个时候从部队抽来的一批人.”1959年初转业到这里工作的苏东海回忆道.这批人汇聚在故宫的武英殿办公,“一个是研究党史,另一个就是围绕着党史找东西.”根据上级要求,新馆中须按照旧主义革命时期、新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来陈列.
1959年7月,新馆的陈列室建成,这批人从武英殿搬到新馆.为了尽快把陈列室布置就绪,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调集文物局里全部人员来馆支援,大家日以继夜地在陈列室里加班,汗流浃背地干.
当年9月22日,政治局对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作出新指示：“应强调政治挂帅,以正确思想和路线为纲,用这条红线贯穿各个革命时期、各个方面的斗争,把关键性的环节,陈列在显著地位.”因此,“1960年‘十一’修改的陈列,为了突出思想,用了过多的照片和语录,甚至把著作做成放大的假本,突出陈列,在形式上用了过多的红色.”当年在筹备处工作的沈庆林回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历史博物馆首先遭到涉及.“五一六”通知发出前后,《人民日报》上陆续刊登文章,指出邓拓在1959年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筹备组组长期间,在馆内增加陈列正被狠批的明代历史人物海瑞的内容,“把中国历史博物馆作为他攻击党的又一据点.”
为了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期间博物馆内很多文物甚至遭到了篡改,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在刘少奇被打倒后,收藏于革命博物馆的油画《开国大典》上刘少奇的形象也相应地“消失”,一些有张国焘名字的布告,也要将其名字抠掉.1969年8月,历史博物馆与革命博物馆合并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这似乎显示着,“革命”与“历史”仅存的分水岭已经不存在了.
回到文化本质
“”后期,随着政治气氛初步缓和,陷于停滞的两馆工作也有了一些解冻的迹象,1975年,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下成立了考古征集组,1979年正式恢复了考古部,这意味着停滞已久的博物馆科研工作重新启动.1983年初,革博历博两馆恢复独立建制.
“80年代拨乱反正,停止阶级斗争为纲以后,博物馆又回到文化本质上来,强调了文化性.”苏东海说.
当时革博的藏品,从革命文物,逐步偏向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留下的物证,例如三大改造与合作化运动中的报喜信等.到了90年代,馆内“中国革命史陈列”改成了“近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为“当代中国”.用一个比较宽松的概念,介绍近代以来的历史.
而历史博物馆则在新世纪初,对1959年开馆以来便设置的“中国通史陈列”进行了最大一次修改,从过去单一的依照时代顺序和断展史,改为以断代史为主,结合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古代艺术史以及中国古代货币史等若干专门史,教科书色彩进一步减退.
1996年10月,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要把有限的资金更多地用于重要的文化单位和直接为群众服务的文化设施建设上.有计划地建成国家博物馆、国家大剧院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2003年2月28日,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成为全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对于“国家博物馆”这个提法,现任国博馆长吕章申曾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解释道：“国家领导人出访国外,感觉博物馆都是有历史有艺术的,是综合性的博物馆.如果我们还叫历史馆,还叫革命馆,可能就与现在中国的形象不符.”
事实上,就在国家博物馆挂牌后不久,国博的改扩建工程已经由国务院批准立项.在这个规划中,国家博物馆要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博物馆,曾经参与新国博改扩建可行性研究的北京建设设计研究院的设计师认为,博物馆说教性质的减弱,公共娱乐性的提升是建筑师重新考虑设计的切入点.这也与吕章申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指出,新国博除了要有丰富的藏品和好的展厅,还要有一个新功能就是休闲,“大众来了,看完后得有个休息的空间.”
相比之下,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博物馆,也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例如调集文物.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认为,从根本上说,一切文物归国家所有,组建国家博物馆应当支持.但像过去的一纸征调,现在绝不会再这样做了.然而,这似乎也正是告别过去,和未来接轨的象征.
（摘自《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