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期刊出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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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具体载体的文学期刊与文学出版,是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的“准入门槛”,并以此对文学的选题、主旨、趣味、格调、叙述手法等整体面貌发生着一定影响.可以说,文学作品固然是作家劳动的产物,但文学期刊与出版却享有判定这劳动成果是否能够得到社会认可的媒体权力,经由它们文学才得以公开化,而且它们还可以诉诸媒介优势,通过制造文学话题、策划文学命名、形塑文学潮流等对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进行直接“干涉”,乃至“创造”.所以,某具体年代的文学格局不仅与这一年代的期刊、出版制度息息相关,有时甚至可以称之为是其期刊、出版机制的衍生物.中国当代文学60多年来的沧桑流转很大程度上说,便是60多年来文学期刊、出版制度一变再变的结果,尤其是政治一体化年代结束之后中国期刊、出版制度的多次改革,既是新时期文学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也孕育了文学生成、传播、流变途中的诸多新思维与新问题.

一体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终结与多元文学生产格局的初步形成

将1976年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称之为“一体化”文学格局,是因为其文学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的各个环节均是高度组织化、一体化的,而在这其中,文学期刊与出版的行政化、级别化是重要内容.期刊方面,不但所有文学期刊的运营范围都基本按照行政级别和地域分界划分,在“产品类型”上也有明确的分工,如中国作协除主办综合性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外,还主办《诗刊》、《文艺报》、《译文》等专门性刊物,各省、市的文联、作协则依照此模式创办自己的“小《人民文学》”和其他类型刊物.出版方面也大致如此,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出版业便基本设定了、地方层层分级的出版格局,以“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对出版社进行级别与区域划分,并且在出书类型上也依据“各专一类”的原则让每个出版社对应于不同的相应图书类种,即每个出版社依据学科（如政治、文学、经济、科学等）、读者对象（如青年、少儿、工人、妇女、部队等）、语种（如外文、民族、盲文等）的不同专攻某一类图书的出版.这是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契合的期刊、出版制度,其特点是便于国家及各级政府的统一管理和监督监控,从中央到地方,从综合到专门,各级各类期刊出版机构之间形不成竞争关系,而是行政隶属与“划片分治”的关系.

这种一体化文学机制的逐步改变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相伴而来的.1979年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首次明确提出了出版社的工作方针从“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转向“立省,面向全国”.出版发行方面,有关部门也提出了“一主三多一少”（以新华书店为主题、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购销形式、少流通环节）的改革目标.1988年又提出发行体制进入“三放一联”（放权给基层店、放开批发渠道、放开购销形式与发行折扣、发展横向联合）的阶段.发行方面的开放和搞活使出版社有效地由“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民营资本、跨国资本相继涌入出版行业,统治中国多年的各出版社之间的行政隶属与“划片分治”关系逐渐走向解体,竞争陡然加大、出版形式也更加灵活多样.

在旗帜鲜明的改革政策导向下,文学期刊与出版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的多元文学生产格局正在逐渐形成.目前,我国文学艺术类期刊有500多种,其中文学期刊占一半左右,非通俗类、非选刊类文学期刊在100种左右.1988年有关部门发布通知,允许文学期刊刊登广告,其实在此之前,包括《人民文学》、《十月》等大型期刊在内的文学期刊就已在封里、封底的位置刊登广告.其后又有刊物探索与企业联办或协办、建立董事会的改革模式,并尝试企业冠名的刊物奖项,试图实现提高期刊与企业“双重”知名度的目的,影响较大的有《人民文学》设立的“茅台杯”人民文学奖、《大家》设立的“大家·红河文学奖”等.还有的文学期刊利用自身的品牌优势,创办子刊,或努力实现期刊的多版本化发展,如《武汉文艺》1980年改为《芳草》,在几十年的发展中,除开创芳草文学杂志外,还创办芳草网络小说月刊,和芳草青春版.文学出版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199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长篇小说热”影响下,文学出版的数量一直保持在年出版数百部,乃至上千部的水平.出版形态更是多种多样：有政府主导型,这主要是指“长篇热”中的一些“主旋律”作品,出版社以完成政治任务的方式组织创作、出版,并承担其经济后果,是对“一体化”时代出版模式的延续.还有更多的市场主导型,比如20世纪90年代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布老虎丛书”,之所以能够中国大陆引发关注的本土文学畅销书品牌,出版人以市场为中心的介入、策划便是关键因素,如其策划者安波舜曾说,我们的出版理念是“书写崇高、创造永恒,还大众一个梦想”,而且我们把这个梦想分解成好多好多东西,甚至把这种梦想分解成故事、人物、情感、语言,以及它的在哪里,怎么唤醒这个梦想.“我和每个作者签约,并不是在他小说写完之后,而是在他写小说之前,我必须和他谈,他把故事讲给我听,我把这故事放在脑子里反复好几遍,横向比较,纵向比较,我觉得你故事里面哪个是最重要的支点,而且这个支点里面包含着一个大的艺术境界等这就是小说的主题,小说的力量,也是经典小说的魅力所在,了解了这些并讨论了写法之后才签合同.”所以,将这类作品称之为以出版人为主体的文学也不不过分.不管怎样,经过了近一二十年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摸索,一种完全打破过去的一体化文学生产格局的新型的、多元的、更具开放性和包容力的文学期刊、出版机制在中国大地上已落地生根,并在新世纪前后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阵痛与反思：改革的必由之路

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只有对文学事业的发展起正向推动作用,尤其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以开放、搞活为目标的期刊、出版制度改革,与从以政治为核心转向以经济为主导的文学“新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文学的生态环境在20世纪末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又遭遇了新的尴尬和束缚.

在这其中,文学期刊遭遇的压力更大,在一段时期内甚至堪称“危机”.文学期刊的快速增长期是在1978至1980年这3年间.除各级作协、文联系统大面积恢复“”期间被迫停刊的刊物外,一些出版社这时创办了新的刊物,如《十月》、《花城》、《当代》等,一些著名文学期刊的订数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如《人民文学》达150万份,《收获》达120万册,《当代》达55万份.@正是这些令后来者所人望尘莫及的数字,见证了当时的作家作品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受欢迎程度,它们也共同构筑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产生轰动效应”的鼎盛时期.随着文学期刊自负盈亏政策的出台与逐步推行,以及社会上“文学热”的降温,期刊界从80年代末开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危机,那些曾销售量过百万的著名期刊迅速回落到10万甚至10万份以内,中小型文学期刊更是在艰难困顿中挣扎,还有一些更是直接停办,如在文学圈有着不错口碑的《昆仑》、《漓江》、《小说》便在90年代后期无奈地宣告了自身的停刊号.而新旧世纪之交大规模的文学期刊“改版”潮就是在这一期刊困境下产生的.相比较而言,文学出版的市场化转轨要比文学期刊更“顺畅”一些,但存在的问题也更多.这是因为文学期刊的传播内容主要是纯文学,文学期刊在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尴尬境遇是纯文学的影响力急剧下降的一个缩影,但文学出版的出版对象则既包括纯文学的长篇小说（或中短篇小说集）出版,也包括大众化的通俗文学出版.文学出版应对机制改革的策略是一方面加大对通俗读物、畅销书的营销策划,另一方面,即使是对于纯文学,也极力往大众关注点上靠,或者人为制造出热点、噱头,以“轰动效应”带动图书出版,有的找各路“名家”以夸大其辞、虚张声势的吹捧制造广告效应,有的干脆像娱乐圈看齐,以绯闻、出位言论、另类行为制造“奇观”效应以增进图书销售量.而各家出版社纷纷争抢制作的“畅销书”,更是在工厂流水线般的“市场需求-提炼理念-文学分解-物色作者-介入创作-策划销售”操作模式中,既走向了复制化、模式化、类型化的怪圈,又重蹈了“主题先行”、“理念先行”、“文学工具论”的覆辙——尽管是不同于时期“政治挂帅”的以市场利益为轴心的新一轮的“主题先行”、“理念先行”、“文学工具论”.

市场经济语境下的文学生产：新的可能性

文学期刊与出版机遇与挑战、繁荣与沉寂、浮华与坚实并存的现象反映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生产机制转型的必然与艰难.市场经济无论对于世界全球化经济格局,还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都是一种大势所趋,文学的生成、传播、接受必须在这一大环境中具体展开,也只有展开适当的市场竞争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此前一体化文学生产机制单调、封闭、保守的“大一统”局面.所以,对于目前文学期刊与出版的市场化、产业化改革,对于其“生存为先、利益主导”的观念及由此产生的诸种乱相、怪相,我们一方面要在思想上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解,那种“宁可赔钱也要出版或刊出注定不被广大读者接受的纯文学作品”的“为艺术而艺术”信念在当今的社会土壤中也不太现实；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将文学作品当作一种产业来做与以完全“产业化”的方式来做文学（如前述有人提出的像卖鞋、卖电器一样地来卖文学）之间并不是一回事,遵从文学艺术的独特创作规律与适用范围不仅是文学获得长久生命力的内在源泉,也是其在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的外在保证.具体来说,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探索市场经济语境下文学期刊/出版的出路与前景问题：

分众化.分众化（customization）是现代传播学的一个概念,即将传播媒介的服务对象从广泛的整体大众,分化为各具特殊兴趣和利益的群体,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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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分众化要求分清主次、突出重点,“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的选择自己的传播对象与受众范围,在这一层面上文学的销售传播与其他商品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然而如前所述,文学并不是简单的商品,文学首先作为一种作家的艺术创作而存在,所以以读者为中心的分众化营销策略并不能涵盖文学传播的全部,文学期刊与出版业要想真正经营好文学还需要有精确到位的专业眼光与理念,即从尊重文学艺术的独特创作规律与尊重文学发展的多元态势出发,对不同写作姿态的作品选取不同的传播运营方式.不管社会如何进展,文学区别于其他大众文化类种的仍是其“文学性”.它首先是作家才情、趣味、情感暴发力的产物,其写作方式也应该是个人化、创造性的手工“工匠”式生产,所以那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按照“消费终端决定一切”的分众化原则对读者进行单方面迎合的做法,或许只适用于那些一心一意向大众文化看齐的通俗读物的发表与出版.而对于承载一定的社会及文化建设意义的严肃文学或传统文学来说,完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对作家创作进行强力干涉、介入、操控的文学传播行为,甚至如前文所述按照一定的模式、配方、程序进行文学的流水线式生产,在把一部分非职业读者的选择权力扩大化为裁决文学价值的普遍权力的同时,也因为破坏了作家“孤军奋战”的艺术创作方式和“有感而发”的文学生成规律,让作品留下了太多人为雕琢的痕迹,未必能够达到预期的大众化目的,像春风文艺出版社苦心经营打造的“布老虎”、“红月亮”丛书中有些文本就是这样.事实上,对于文学的销售量问题有些作家表现得较为淡定,如魏微就曾说过,“我的读者群应该是同定的,人数不是很多,但非常专业,它仅限于懂小说的读者和一部分编辑作家.”所以,灌注专业化精神就是期刊和出版部门的文学从业者要充分尊重文学的内部规律,让作为精英文化一部分的严肃文学有权力安于“小众化”,在“小众”的范围内以更加从容余裕的心态精益求精,积累与直接的、物质的市场效益相对的间接的、长期的、精神化的“文化象征资本”,而非像目前这样因为急功近利而对这类文学横加干涉,最终拔苗助长.经典化.经典往往与典范、权威、榜样、样板相联系,是历经大浪淘沙的岁月洗礼仍为人们阅读、欣赏,甚至膜拜的有着长久艺术生命力的文化精品,这对古典文艺来说容易辨识,但对于当代文学来说一提到经典可能就会陷入当下有经典吗、什么意义上的经典、谁拥有命名册封经典的权利/权力等理论论争.不过,对于文学期刊与出版等文学生产部门来说,经典有着相对明确的量化标准,那就是一部作品如果在共时性的发行量与历时性的再版次数、版本数量、改编成其他文化种类与次数上如果均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称之为经典,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更是简单干脆地概括为“经典”就是“长久的畅销书”.一部作品能否迈入经典之列仅用能否获得长久的读者（“长销”）来衡量是值得商榷的,不过对于文学生产的实际操作部门来说,打造“长久”的畅销书,显然比以昙花一现的热点或哗众取宠的营销策略催生的轰动一时而后又销声匿迹的“短命”畅销书好得多,也更有利于真正的文学经典的生成、传播.而要想打造“长久”的畅销书、实现文学经营类种的经典化则要求文学期刊与出版部门制定长远的战略目标,拒绝跟风、模仿等追随潮流的毫无定见之举,尤其不能试图以“薄利多销”的速度来争夺市场,求得一时的风光,而忽略必要的深度开发与后期运作.比如每一届的茅盾文学奖评选过后,总有不少出版社竞相抢夺获奖作品的出版权,恶性竞争与重复出版,缺乏长远的统筹规划与深层次的开发运作（如像现代文学的名家名作那样推出应对不同读者类群的不同版本）,使得这些最有可能被“经典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没过多久就会遭遇市场的审美疲劳,难以达到“长久的畅销”的目标.目前社会上流行的文学“畅销书”往往由那些“短、平、快”的青春小说、职场小说、官场小说、悬疑盗墓小说等充任,由于它们大多模式化、类型化、复制化,有的还雇用写作,自然是“各领三五天”,很快就烟消云散,无人提及.所以文学期刊与出版的经典化原则是要有发现经典、打造经典、开发经典的意识与努力,摒弃过分急功近利与仅追求一时读者云集的做法,将做精品、服务高端,作为目标之一,将“小众化”的高雅文学以一种细水长流的“长销”（长久的畅销）姿态做大做强,以此来有效提升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品格与加速其精品化进程.

多种营销平台的互动化.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变化,尤其是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传统的以印刷媒介为中心的文学期刊与出版要想在产业链条中立足并有所发展,数字化是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可能也是必须选择的道路.期刊方面,数字期刊在快速成长与成熟,像同方知网、普维咨询、万方数据、龙源期刊都形成了较大的期刊网站,Xplus、Vika等多媒体数字期刊也在资本市场上看好,这些数字化期刊在聚集、整合期刊资源,推进包括文学期刊在内的期刊网络阅读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出版方面,可资借鉴的跨媒介资源更加丰富多样,如大家并不陌生的网络、影视媒介的强力影响,还如电纸书的出现,已经超出了传统印刷和造纸技术的范围,而3G等通讯技术的革新,在今后几年内,也极有可能被用在整合数字图书的传输和营销渠道之上.这些技术、形式层面的变革与拓展,显然为急于寻求自身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文学生产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比如网络的出现,使任何一种难以进入现实货架的边缘文学产品,均得以在图书或期刊销售网站呈现在消费者面前,而按照美国人克里斯·安德森的“长尾理论”,当商品储存流通展示的场地和渠道足够宽广,而商品的销售成本急剧降低时,那些看似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会在需求曲线上形成一条长长的“尾巴”,它们的销售量累加起来在绝对数量上与少数热卖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基本匹敌,甚至会更大.这就提醒文学生产部门,不能两眼只盯着少数“畅销书”.当今社会或许会越来越进入“小利润、大市场”的时代,读者的阅读趣味也越来越趋于多样化、个性化,所以,重视每一类、每一部文学的生产,并有效运用多种现代传媒的资源优势,实现文学生产-传播-销售的多渠道、互动化发展,是新世纪以来文学期刊与出版谋求新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