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格,到底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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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扬州西方庵新立的一块石碑,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这块碑上,画家郑板桥别出心裁地公布了自己字画的收费标准：“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

这是一个彻底的市场主义者的宣言.在有着数千年儒学传统的封建国度,这不啻一声平地惊雷.郑板桥将长期笼罩在艺术市场上酸溜溜的腐臭气息扫荡一空.

作者名气

早在唐朝,作者名气就是影响书画价格的重要因素之一.书法家王羲之,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崇,其“书圣”地位在唐初就确定了下来.正是王羲之的知名度,决定了其作品的价格.

唐朝收藏鉴赏家张怀瓘,写了一篇有关书法估价的著作,名叫《书估》.据《书估》载：“大王草书字直一百,五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书.”张怀瓘在《书估》中还提到,尚书钟绍京爱好收藏,曾“不惜大费,破产求书”,花了数百万贯钱,仅购得5幅王羲之的行书,而买不到其正楷一字.由此不难想象王羲之的书法在唐代价格之高.

王羲之书价虽高,在唐代却并非首屈一指.张怀瓘在《书估》中估价古代书法,以王羲之为标准,分为上、中、下“三估”：篆书、籀文为上估,钟繇和张芝的法书为中估,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作品则为下估.可见,钟繇、张芝等人作品的市场价位在王羲之之上.

不只是书法,唐朝的名家画作也是价格不菲.初唐画家阎立本受群僧礼聘作《醉道图》,聘金达数十万钱之高；唐文宗时,何阳从事李涿曾以“州县图三,及绢三十疋”从保寿寺寺僧处购得张萱所绘《石桥图》；晚唐画家周昉为郭子仪的女婿赵纵画像,获酬金“锦彩数百段”；白居易晚年时,请著名画工杜宗敬“绘西方世界一部,费钱三万”.

此后,历朝历代无不追求名家作品.据明文震亨《长物志·书画价》载：“书价以正书为标准,如右军草书一百字,乃抵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正书；至于《乐毅》《黄庭》《书赞》《告誓》,但得成篇,不可记以字数.”据《听风楼书画记》载：明人书画一般几十两,但董其昌、文徵明、仇英、周之冕达100两.清人书画以“四王”润格为最,王时敏、王鉴几十两,王石谷、王原祁100两.

今天,艺术市场上屡创拍卖纪录的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傅抱石、吴冠中等,无一不是近百年来的大师巨匠.可以说,正是由于名家作品的市场价值较为稳定,人们才把它们当做保值增值的投资之一.早在唐朝,就有人将收得的虞永兴《与圆机书》剪开按字数出售：“‘卿’一字得麻一斗,‘鹤口’两字得铜砚一枚,‘房村’两字得芋千头.”你瞧,古人比今人懂市场多了!

时间远近

张怀瓘著《书估》是在天宝十三年（754年）.93年之后,张彦远在撰写《历代名画记》卷二《论名价品第》时,接着张怀瓘的话题继续探讨了历代名画的估价问题.与张怀瓘相比,张彦远更重“时间”.这是因为书法于东晋王羲之便达高峰,后人高山仰止；画则诸展,无一家可做万世模范,书画估价自然就有所不同了.

张彦远认为,“书画道殊,不可浑诘”.书法作品可以以字为单位拆分为若干个单元来出售,而绘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能以“幅”数来计算.所以古人购画,“不限于大小幅”.今人作画恨不得占满全厅,购画也似乎越大越显气派,真是可笑至极.

排除“量”的因素后,张彦远按照时间顺序,将汉魏以降至初唐“俗之所知”的历代名家绘画,分为“上古”、“中古”、“下古”和“近代”四个阶段.即汉魏三国为上古,晋宋为中古,齐、梁、北齐、后魏、陈、后周为下古,隋及唐初只能算为近代之价.其中,上古画价高于中古,中古高于下古,下古又高于近代.

张彦远说,上古之迹已不可具见,倘若还有留存下来的,则为“有国有家之重宝”,是无法论价的；中古画家中,如顾恺之、陆探微,艺术成就为“世之所重,人间切要”,其价可齐上古；下古中的张僧繇、杨子华,画价可齐中古；隋朝画家董伯仁、展子虔、杨契丹、郑法士等,画价可齐下古；而唐代本朝画家尉迟乙僧、吴道子、阎立本,年代虽近,但由于名气大,画价可齐中古.

这就是说,时间越古的作品越值钱,越有收藏价值.到了明朝,当时的晋唐名迹价格一直很高,如王羲之《瞻近帖》,大小不过一尺见方,售价就达2000两银子.与之相比,明代书家的书法作品的价位就太低了.较高的如祝允明、王宠等人的单件作品也不过20两银子.就连当时名动宇内的董其昌,其书法价格也不高.他曾经想以“书素绫百幅、黄金箑二百”换取《淳化阁帖》（时价大约1000两银子）,居然被拒绝了.明人唐志契《绘事微言》记载,五代山水画家荆浩一幅画卖得200两银.那当时画家的画作市场行情如何呢?唐伯虎、董其昌等大家的书画作品也只有二三十两.

到了清朝,书画行情亦是如此.王维的名作《江山雪霁卷》售价为一千三百金；倪云林的一幅山水,估一百二十金；无名氏古人作《汉宫春晓图》索价只二十金,《海螺图》更低,“割爱售去,得银十两”.相比之下,当朝画家的画价就十分可怜了.郑板桥乃一代名士,也仅自定画价为“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郑板桥尚且如此,专门画驴的杨良也就只配“一驴换牛肉一斛”了.

今天,明代时就是天价的王羲之、怀素和米芾的书法,依然还是保持“天价”.2002年,米芾的《研山铭》以2999万元拍卖成功.2010年,王羲之的《平安帖》最终以3.08亿元拍出.2010年,黄庭坚的书法长卷《砥柱铭》以4.368亿元成交,创下了中国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这说明,时间远近自古以来就是影响画价的重要因素之一.

实际上,艺术作品越古越贵,也就是说同一作品的价格应呈上升趋势.今天,我们由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一卷宋高宗临本《真草〈千字文〉》的卷后题跋中可以看出,这帧卷子在明万历七年（1579年）为大收藏家项元汴购得,价钱是“五百金”.53年后,即崇祯五年（1632年）,韩逢禧买得此卷时,已值“一千金”,涨了100%.又过5年,即崇祯十年（1637年）,李永昌再从韩家购得,价格虽然仍维持在一千金,但要外搭宣德炉两座.作品质量

张怀瓘在作《书估》时,为“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为标准”.但张怀瑾又明确指出,王羲之草、行、真书价值截然不等,目的即为纠正世人“但以王书为最,真、草一概,略无差殊”的肤浅之见.

这就是说,一幅作品的价位,除了看作者名气、时间远近,还得看作品质量.王羲之书法价位比较昂贵,其名作价格更为不菲.张怀瓘在《书估》中说：“至如《乐毅》《黄庭》《太师箴》《画赞》《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为国宝,不可计以字数.或千或万,唯鉴别之精粗也.”

作为王羲之的代表作、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价格之高更是几于“天价”.据唐何延之所撰《兰亭记》记述,太宗在房玄龄的建议下派萧翼设计巧赚《兰亭序》后,房玄龄因举荐有功,得赏锦彩千段,萧翼也擢拜为员外郎加入五品,并赐“银瓶一、金镂瓶一、玛瑙碗一,并实以珠.内厩良马两疋,兼宝装鞍辔.庄宅各一区”.唐太宗对辩才和尚也未治罪,反而赐其“锦三千段,谷三千石”.李冗在《独异志》中说唐太宗得到《兰亭序》后,“爵赏之外,别费亿万”.这些爵赏、花费虽不是《兰亭序》的直接交易价格,却是其价格的间接体现.

在《书估》中,张怀瓘更是以王羲之和其儿子王献之的价格为例,说明了作品质量的重要性.王羲之和其儿子王献之,两人的作品风格各有特色,“子为神骏,父得灵和”,王献之的作品还有“惊奇”的审美效果.但为什么王献之作品的市场价位比父亲王羲之略低一些呢?按照张怀瓘的说法,是因为王献之的作品“时有败累,不顾疵瑕”,还有用笔上的缺点.两人虽都列为一等,但高低之别是明显的,“故减于右军行书之价”.

同张怀瓘评判书价的标准一样,张彦远也尤其强调书画质量在定价中的重要性.如“张颠以善草得名,楷隶未必为人所宝”,然而张彦远说他曾见过张颠所作小楷,水准相当于乐毅、虞世南、褚遂良之辈；“韦鸱以画马得名,人物未必为人所贵”,张彦远评价其所见韦酶画人物,可以与顾恺之、陆探微相比拟.对此,张彦远总结道：“中品艺人有合作之时,可齐上品艺人；上品艺人当未遇之日,偶落中品.唯下品虽有合作,不得厕于上品.”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犯唐朝人只重名头而忽略作品质量的错误.

市场供求

总体来说,在古代艺术市场,年代远近、作者名气及作品质量基本决定了一幅书画的价格.但在交易的过程中,作品的价格还受到交易双方主观因素的影响.

李绰《尚书故实》所记《清夜游西园图》的三次交易,间隔时间并不太长,按理作品价值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但交易额却为绢数匹、三百匹,钱三百不等.差别如此之大,也正源于交易者对该作的好尚不同.正如张彦远所说：“好之,则贵于金玉；不好,则贱于瓦砾.要之在人,岂可言价?”

明代著名收藏家项元汴,爱在所藏书画上记下价钱、加盖印章.在其藏品中,仇英的《汉宫春晓图》价值两百金,而文徵明的《袁安卧雪图》仅16两,唐寅的《画嵩山十景册》仅24两.但到了后来,仇英在“明四家”中排在沈周、文徵明、唐寅之后列最末,且是四人中唯一没有在《明史》有传的.人们有理由怀疑,仇英画作是项元汴一手炒作起来的.

最后让我们回到郑板桥身上.话说郑板桥笔榜发布后,前来求字画者门庭若市.当时江西有位张真人,受乾隆召见进京,扬州的富商争着要逢迎拍马.有位富商想玩点高雅的,就请郑板桥为其写副对联.由于对联尺寸太大,郑板桥索价一千两,富商讨价还价为五百两.哪知郑板桥写了“龙虎山中真宰相”的上联后就不肯写下联了,并说道：“原索一千金,君应五百金,所以只书上联一页.”商人只好如数奉上,他才写了“麒麟阁上活神仙”的下联.郑板桥真不愧为一代宗师,其卖画的能力也是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