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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李安的电影,总会好奇从前的他是如何出色,才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成绩.回顾他的求学经历,平实的答案让人会心一笑.
在艺专的艺术氛围下,除了戏剧、电影外,只要是好玩的,我都碰一下.我学过芭蕾,不过时间很短.因为那时编了出独幕芭蕾舞剧《阿奇》,换了五个男主角都不成,后来我就自己上场,先去学了一个多月,又演又跳.
当时还写过一篇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走了样的焚鹤人》,述说我拍摄《星期六下午的懒散》的经验,发表在《艺专青年》上,那是我第一次的写作经验.
同时,我还跟申学庸老师学声乐.记得高中时参加合唱团,每天下午人家扫地我们练唱的一个小时,是我的快乐时光.到了艺专,继续练声乐,先跟音乐系学生陈建华练发声,申老师听了我的声音,说我可以练得很好,就破格收我为徒.有时我也和好友余季画画素描.
我好像做艺术类都有点天分,不过除了拍电影外,没有一样持续下来.电影很适合我,因为它涉及了音乐、舞蹈、写作、戏剧、视效等因素,我可以在电影里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变为另一种独立的表达方式.
我学戏剧、美术,爸爸虽然答应支持,但内心一直很矛盾.
记得二年级升三年级暑假时我们环岛巡回公演,到工厂、军中演出舞台剧,音乐、舞蹈科也随行表演歌舞、民族乐等,我们演员也会支援歌舞表演充个场面,大伙又歌又舞搬道具,像跑江湖似的很好玩.一到嘉义,我就开始紧张,因为快回台南了,我也心里老犯嘀咕地气自己,在外面本来高高兴兴的,为什么一接近家就备感压力?踏进家门,爸爸一看我因公演累成的黑瘦模样,就在饭桌上开训：“什么鬼样子!”我当时把筷子往桌上一放,走回房里,把自己锁在门内.这是我第一次胆敢有此犯上举动,已经是很革命了.当时父子俩都很不开心.因为在父亲的印象里,我的公演和小时候我们看的军中康乐队没两样,他很伤心,一心指望能光宗耀祖的我没考上大学,居然沦落为给人逗乐子的康乐队队员,所以他一直催促我留学,希望能拿到学位,成为戏剧系数授.
直到现在,我格局比较大了,这层心理障碍依旧存在.我一回台湾就紧张；搞戏剧,我是跑得越远,能力越强,人也越开心,一临家门,紧张压力就迎面而来.对我来说,越接近生活,我的压力越大,越难以从事艺术处理,能力越低.如小时候离开妈妈到花师附小,我就不哭了.离家到艺专,我的能力就有所发挥.在英国、美国拍西片较易发挥,一拍华语片就心情沉重.在我的电影里,这种心情表达得最明显的大概就是《喜宴》,以为在海外很自由,但亲情又把你抓回来.
想来有趣：返家、离家,压抑、发展之间的拉扯,都和父亲有关.留学是他和我之间的约定,离家千万里即是他的促成.因为要留学,我就做了些准备.本来想去法国,因为那时法国电影新浪潮很吸引人.刚开始我去学了两个月的法文,但法文里的阴性阳性、时式,搞得人头昏脑涨,加上也要通过语文考试,于是改变初衷,有一搭没一搭地继续补英文,总算托福勉强过关,我开始申请学校.由于邻居小孩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念书,回来时说起该校戏剧系有一栋很大的剧场,里面在干什么倒是不知道,我就申请伊大.
在伊大,学科、术科并重.学科方面有戏剧史及剧本研读,术科方面除了学习表演、导演、剧场运作外,每学期还要打卡做满120至360小时的剧场工作.除了做剧场工外,我还参加过三次正式舞台演出及导过一次小剧场.艺专三年,伊大两年,五年的戏剧养成教育,成为后电影创作的底子.
当时一眼看过去,我以为最优秀的人才都在表演组,我就有个概念,如果把戏剧剥到最后,用削减法衡量每个元素,哪些可以不要,那么最后最必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
过去在艺专,从一年级开始我就演男主角,自小练习的演讲经验,让我可以口齿清楚,在台上我是有两把刷子的.然而到了伊大,语言不行就不能演,只能演默剧、小配角,埋头在一边学习导演功课,比较没意思.
那时我开始兴起念头,当导演就要当电影导演.1980年拿到戏剧学士后,我同时申请了伊大的戏剧研究所和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
我将转念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的想法,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本来希望我继续念戏剧,拿博士,将来好教书,最后还是同意我念电影,学费及拍片花销家里会帮我.
我一读电影就知道走对了路.因为我当演员是一种表演,当导演也是表演,借电影来表演.电影主要靠声光效果,没什么语言障碍,这是最适合我的表现方式.
拍电影我很容易就上手,那时我英文都讲不太通,句子也说不全,但拍片时同学都会听我的,做舞台也如此,在台湾、美国都一样,不晓得为什么.平常大家平等,可是一导戏,大家就会听我的.导戏时,我会去想些很疯狂的事,而且真的有可能就给做出来了.我想,那么容易上手,一定有些什么东西在里面,也许这就是天分.
真搞创作的,其实没什么高深学问.拍片其实是街头智慧,靠的是临场的机变反应.可是想法的成形,却是个复杂的有机过程.
我在纽约大学拍片后才发现,平常在班上滔滔不绝、分析电影头头是道的人,一拍片,你不敢相信那是同一个人,那么简单的事情,他都反应不过来.我这才知道,读理论和拍片根本是两码事,是两种不同的才分.当然,有些人像戈达尔（JeanLueGodard）、特吕弗（FrancoisTruffanut）两样都具备,但这种人真的不多.
身段高的人常常拉不下脸来放胆一试,较难突破现状.我觉得人的自尊和他的知识背景有关,而创作多是本能,是打破现成观念的.
观念能分析很多东西,可是创作不是观念分析,创作是运用想象力直观地去表达一种经验,创作者本身只是作品诞生的一个工具.
在台湾升学体制下形成的士大夫观念,以考试成绩为惟一标准来评判一个人的高下.在这种情形下,从小学起一路到拍《推手》之前,我所处的地位始终徘徊在吊车尾阶段,反而是一种解放.到了艺专,我第一次可以抛开以往的价值观,像个新生儿般地重新开始.走上这条路,是一种原始的冲动,非做不可.
在我生活的环境里,我的自尊一直很低,从台南念一中起我就觉得不如人,到了艺专,社会上又觉得不是间好大学.毕了业,服兵役剃光头,又被女朋友甩掉,女友进入社会往前走了,我还是阿兵哥.到了伊大,都是美国人,话也听不懂,朋友也没法交,个子比老外瘦小,台湾留学生又多是念理、工、医、农的高材研究生,我是惟一念戏剧的大学生.虽然努力地吸收,但仍自觉处于很低的位置,要进入世界闯出什么,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一到电影系,就不一样了.
我最愉快、最充实的日子,就是1980年到1983年在NYU的求学时光.一拍片就很快乐,会想很多点子实验.学校经常放犹太假,有时我搞不清楚,到了教室一个人都没有,我第一次觉得放假心里不高兴就是在NYU.以前上学放假是最高兴的,现在不想放假是因为心里想学,想多知道些.放假不上课,我觉得损失7--天,心里头真的很在意.
NYU电影制作系研究所的训练算是很扎实,三年里把电影的前置、后制都摸过了,通常毕业作得花上额外的一年时间完成.每个学生要编导五部作品,包括默片、音乐片、配声片、同步录音片及毕业作.这里以栽培导演为主,有时老师在课堂上讲解名片的结构与拍法,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拍片及讨论彼此的作品.
拍自己片子时可练习创作过程、领导统御及被批评时要何以自处.帮别人拍片时,则有机会触及各部门的基本技术.虽然都是入门,但我学到了初步的整体制片及导演的概念.
纽约大学期间,我拍了五部电影,二年级拍的《阴凉湖畔》获金穗奖最佳剧情短片及NYU的奖学金.我受到肯定,再接再厉,用尽手边一切资源,筹拍了《分界线》（FineLine）.这个片子叙述纽约运河街南北分别住了不同种族的人,一边是华人,一边是意大利人,因某事引起两种人在纽约四处流窜,以故事搭配我在纽约各处拍摄的街景.为了这部毕业作,我自己打工、父母资助、女友惠嘉赞助,共花了一百多万台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