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游记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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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游记作为一种记录人们游玩的作品,其前提和内容就是“游”.游记文学从其雏形走到繁荣经历了赋、书、序、记四种文体.总之,经过历代作家的不断尝试与创作,中国游记文学最终选择了以能够自由灵活地叙述行程、抒情、写景的记作为最为通行的文体形式,千百年来,记这一文体一直在我国游记文学中占主导地位.

关 键 词：游记；赋；书；序；记

作者简介：田益琳（1980-）,男,四川蓬安人,大学本科,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20-0-02

游记作为一种记录人们游玩的作品,其前提和内容就是“游”.当然不是所有的记游作品都能被称之为游记.游记与其他作品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是揭示和展示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当人与自然处于美的意境中时,游记才显示出文学的意义.

游记文学从其雏形走到繁荣经历了赋、书、序、记四种文体.然而按照文体的分类,我们应该把游记归为“记”这种文体,主要以散文为主,但因游记在雏形阶段没有固定的文体形式,因此赋、书、序、记等都可用于游记.

一、以“赋”为雏形

赋是游记雏形阶段最常用的一种创作文体,它受到了众多文人墨客的喜爱,因此该文体的作品也特别多,是同一时期其他文体所不能及的.与以抒情言志为特点的诗相比,赋能更具体、细腻地叙述游的过程,描绘沿途的景物,抒写内心的感情,因此赋这种文体更适合游记.而在这个时候散文还没有进入文学领域,赋就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游记的主要任务.

随着赋的广泛应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赋体游记逐渐开始分化：一类从汉代纪行赋演化而来,在原来体例的基础上加强了写景、抒情的力度,属于一种非自觉的游记创作,简称为纪行赋.另一类源于建安时代,受当时游宴之风的影响,专为登临游赏而作,是一种自觉、主动的游记创作,简称为游记赋.从这两类赋的作品数量来说,游记赋不如纪行赋；但从文体意义来说,游记赋更能体现游记的内涵,并影响了之后赋体游记的发展方向,如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就成为了赋体游记最高峰时期的代表作.

纪行赋发轫于屈原《哀郢》、《涉江》,到西汉末刘韵《遂初赋》,已构成一定规模；东汉时纪行赋大量涌现,如班彪《北征赋》：“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1]此时的纪行赋写景与抒情的艺术已基本融和并趋于成熟.再到魏晋南北朝,随着登临游赏之风的流行和对大自然美的进一步认识,自然美景逐渐作为一种题材大量进入文学作品,写景、记游的成分明显增多,使纪行赋的创作呈现出新的气象,也逐渐向赋体游记的方向靠拢.其代表作如谢灵运《归途赋》、《孝感赋》、张载《叙行赋》、潘岳《登虎牢山赋》、陆机《行思赋》等.

赋作为游记文学在雏形阶段最常用的文体形式,其优势在于它能更详尽、细腻地铺叙风物行踪,增强自然美景的描写力度.同时它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作者主观的夸张,这和之后成熟的游记文体相比略显幼稚.回望游记文学发展历程,赋除了少部分演化为散文赋并在苏轼等名家手下大放异彩外,大部分赋都逐渐被淘汰,被更为成熟的语体形式取而代之,但在游记文学发展之初却功不可没.

二、以“书”为发展

随着山水文学的兴起,有关山水旅游的内容大量进入文学世界.早在建安时期在书信中纪游已出现,例如,曹丕的《与吴质书》中：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2]就已有了纪游的内容,作者在回忆往昔同游之乐的同时也抒发了物是人非的感概,情感真挚,语言流畅,全文以纪游抒情为主,景物描写简而精.之后的《与从第君苗君胄书》则更加强化了对景物的描写,以景为主,将归老之情融入景物的描写之中,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晋宋以后,在书信中写山水、纪游历的作品日益增多,艺术上也更趋精美圆融.但以书纪游并不是一种直接创作,它往往是作者行经某地或多个地方将所见修书给亲友或同仁,分享当地的自然风光和山川之美,或倾述纪行旅之苦、叙离别之思,所以基本上都不是以纪游为直接目的.因此,书信体游记仅仅只是山水意识大兴的时代氛围熏染下的产物,到魏晋南北朝以后就逐渐退出游记世界.

三、以“序”为成熟

序,出现于汉代,其作用是写在一篇诗文或一部书前边,说明其写作缘由、内容、体例、目次等情况.到魏晋以后,随着游赏活动在文人间的越发流行,他们在游山玩水,赋诗言志,唱和之余,也开始以散文的形式叙述他们游览过的地点、风景等来作为诗集的序言,这就形成了以纪游为主的诗序作品.自然,这一时期就涌现出了大量的序作,如西晋石崇《金谷诗序》、宋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梁萧子良《行宅诗序》.而堪称序作品的最高成就应属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⒂,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3]及陶渊明的《游斜川诗序》、慧远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

序打破了赋铺张、夸诞的风格,趋向于平易流畅,同时又突破了书夹杂其他内容的局限,能够更加完整地描述游历山水的经过和内心的情感.因此,与赋、书相比,序更接近于成熟的游记文体.虽然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序作没有以“游记”命名,但其内容却是实实在在是“游记”,如《兰亭集序》较之所有游记文学作品也毫不逊色.正因如此,即使当后来“记”体已成为游记文体的正宗之后,序也仍散发着其特有的光彩与魅力.

四、以“记”为繁荣

晋宋以后,文坛上重骈轻散之风愈演愈烈,使得散文逐步在文坛上消失殆尽.只有史书、地记等应用文体还有所延续.文坛的辩文笔、重声律之风使得许多游记文学作品进一步追求结构、音韵的圆熟精美,清辞丽句,偶对工巧,充分显现汉语言声韵情彩之美；但对形式美的过分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主体情感的自由抒发和景物描写.但如果单独看地记文学,这场文笔之辩对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许多文学素养较高的地记作家乘着文辨之风,纷纷以文为笔,加上他们深受山水审美意识的熏陶,使得他们有可能突破以刻板平实的语句单纯记山叙水的格局,而在行文之时增加对山情水态、湖光天色的生动描摹,在单行奇句的散体中不时插入整饬工丽的骈偶句式,着力于塑造、描绘清灵隽秀的山水形态,以形写神,借景传情.

从晋宋开始,我国地记创作进入创作的高峰期,尤其是区域性的专志得到了快速发展,例如晋袁崧的《宜都山川记》、罗含《湘中记》,它们都具有较强的文学性,为游记文学中的山水描写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更是集山水地记之大全,被认为是唐柳宗元游记的“先导”.除了地理著作中的游记性散文外,文学领域中也出现了以散文纪游的作品,主要有《庐山记》：“引三江之流.而据其会.山海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一日天子障故旧语.以所滨为彭蠡.有匡俗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或云俗受道仙人.共游此山.遂托空崖.即岩成馆.故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因以名山焉.其山大岭凡有七重.圆基周回垂五百里.风云之所摅.江湖之所带.高崖反宇.峭壁万寻.幽岫穷岩.两绝天将雨则有白气先抟.而璎珞于岭下.及至触石吐云.则倏忽而集.或大风振崖.逸响动谷.群籁竞奏.奇声骇人.”[4]

记与赋、书、序相比,可以说是游记文学的正宗文体,通观文学的发展史,证明记是游记文学的最好载体.它比赋、书更自由、更灵活,语体也更加散文化；而与序相比,又更具有文体的独立性.即使在一些仍依附于地记的游记的“记”,就文体而言,已完全独立,只是语体尚未成熟,而语体的成熟有待于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总之,经过历代作家的不断尝试与创作,中国游记文学最终选择了以能够自由灵活地叙述行程、抒情、写景的记作为最为通行的文体形式,千百年来,记这一文体一直在我国游记文学中占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