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转企改制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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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现更名为国家新闻出版）发布的《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报刊编辑部的体制改革做出了具体安排,其中包括“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办法》提供了四条出路供学术期刊编辑部选择：一是“并”,并入本单位或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二是“转”,转为期刊出版企业或集团；三是“改”,改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四是“留”,留住编辑业务,出让出版经营权.由于“改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意味着失去刊号,“编辑与出版分离”只适合于极少数“具有领先水平,代表国家学术水准”的学术期刊,所以对绝大多数学术期刊来说,四条出路实际上只是华山一条道：转企改制.《办法》一出,引发各地热议,原先对种种改革路径的设想与猜测,变成了对《办法》强制性转企改制规定的诸多质疑.

一、强制性转企改制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可

行性

对学术期刊进行改革,绝大多数人是支持的,但是否要转企改制则多有争议.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学术期刊有别于其他社会性期刊,有自身的特殊性,即便要转企改制,也应该是选做题,而不是必做题.然而新发布的《办法》中相当于一刀切的转企改制规定,让大家颇感意外,引发了许多质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强制性转企改制的合理性,即学术期刊的公益性如何得到保障.学术期刊担负着促进学术交流与发展的重要使命,公益属性是其根本属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则可以有不同的渠道和手段,这里自然包括市场化的商业运作.但仅仅因为公益办刊有弊端就一刀切地转企改制,要求学术期刊都进行商业运作,无疑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了.对此,业内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实施办法》把学术期刊仅仅作为‘期刊’来进行改制,忽略其‘学术’的一面,忽略其作为学术成果发布平台是学术创新、知识生产的重要环节这一属性,没有考虑这些改制能否以及如何保证期刊的学术质量、提高期刊的学术水平.”“强行让学术期刊在商业市场的海洋中漂浮,无异于逼其溺毙”,“理想的、科学的做法应把学术期刊分为公益性学术期刊和商业性学术期刊区别对待”.

其二,强制性转企改制的合法性,即制定《办法》的法律依据是否充分.任何改革,尤其是带有强制性的改革,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法理依据基础上.学术期刊数量庞大、层次不一、管办形式多样、涉及部门众多,改革过程中相关利益方的博弈在所难免,所以《办法》的合法性尤为重要,这也是保障改革顺利推进的必要条件.夏文先生对此提出了质疑：其一,没有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对科研部门和高等学校主管主办的非独立法人科技期刊、学术期刊编辑部“另行制定具体改革办法”,而是和其他非学术期刊一样对待；其二,《办法》中“原则上不再保留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体制”和《出版管理条例》中“出版单位的设立与管理”的规定相悖；其三,改革涉及大量的高校学术期刊,但《办法》却没有会同教育部共同制定方案,违背了2007年教育部与联合下发的《高等学校出版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中的规定.

其三,强制性转企改制的可行性,即改革的阻力有多大.由于缺乏改革主体的主动配合,强制性的转企改制必然会遭遇更多的阻力.阻力一：主办单位的不合作态度.我国绝大多数的学术期刊都是由政府或事业单位主办.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为例,主办单位高校系统、科研系统、党政机关、党校系统、军队系统占比达74.58%.由于刊号审批制使得刊号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刊物也就成了主办单位的“香饽饽”,是窗口,也是阵地,是不肯轻易舍去的；即使是将综合性学术期刊调整为专业期刊,也将面临巨大的阻力,既可能“隔断了自身历史与传统”,还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更何况各主办单位根本不缺这一点办刊经费,转企改制毫无动力.阻力二：办刊人的特殊身份.学术期刊办刊人大部分是事业编制,党政机关主办的,有些还是公务员身份.高校与科研院所主办的刊物,很多编辑同时也是教学与科研一线的专家学者.这种身份都足以对转企改制产生较大的阻力,如果强行改制,他们中的大部分可能会换岗离职,对学术期刊未来的发展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阻力三：对刊物未来的悲观预期.大部分的学术期刊,发行量都很小,广告收入微薄或根本就没有,是靠主办单位全额拨款维持运转的.“科技期刊尤其是学术性很强的科技期刊,通常都是非营利性期刊,主要依靠主管单位或部门拨款维持期刊的生存”,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办刊经费来源中“上级拨款”占比达77.66%.没有主办单位的积极推动,没有学者、专家、编辑们的主动参与,学术期刊市场化注定步履维艰.

二、学术期刊市场化运作的两种路径

国外学术期刊的市场化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影响,坚定了管理层转企改制的决心,以为只要将学术期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市场就会帮我们优胜劣汰,就会产生我们自己的大刊、名刊.这里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国外学术期刊的市场化是如何形成的——是先有成熟的出版市场,然后才有学术期刊的兼并重组、规模化、集约化、数字化等商业化运作,才会有施普林格（Springer）、爱思唯尔（Elsevier）等学术出版大鳄.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对教育与科研的大量投入,科学研究和发现的周期大大缩短,学术期刊不仅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大幅提升,而且出现了电子、纸质等多种出版模式,其利润空间的增大和本身的不可替代性,使其成为出版商争夺的对象.从而形成了目前我们所见的状态,那就是学术期刊出版中商业出版公司取代了学会、协会等非营利性组织而成为市场的主导者.也就是说,国外学术期刊的商业化走的“先市场后改制”的发展路径,是市场选择了学术期刊,而不是学术期刊去迎合市场.

反观我国当前的出版市场,还很不成熟,很多出版社还处在消化转企改制带来的阵痛过程之中.尤其是期刊出版,严格的刊号审批和管理制度使得刊号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是权力角逐与寻租的对象,市场在这基本是失灵的,根本无法起到配置资源、调节价格的作用.即便我们通过行政手段做到了较一致的转企改制,其改革的成效及持续发展性也是令人堪忧：一是改革难以彻底.按照之前出版社改制的先例,往往会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等措施过渡,这样转企改制后的出版单位在所有权、人事权、财产权等方面和主办单位很难全然脱离干系,会再次出现一批校办企业、所办企业、政府办企业,其中的弊端我们都似曾相识,这无疑是走了改革的回头路.二是即使有商业出版社或传媒集团愿意接手,刊物往往也会成为一个鸡肋：一方面他们没有学术期刊出版的经验；另一方面因为严格的刊号管理制度,他们又无法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市场变化灵活地更改刊名,调整刊发内容.笔者所见,某大学学报随出版社一同改制后,没多久又被出版社退回了学校——刊名不能动,内容不能改,哪来的发展空间和经济效益?总之,我国尚没有形成正常的学术期刊出版市场,无法进行畅通的学术期刊的申办、交流、转让等市场行为.这种情况下,选择“先改制后市场”的改革路径,通过行政手段将原本非营利性的学术期刊强行转企改制,无疑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使然,就像没有制定好规则就让选手们去比赛,其混乱可想而知.

三、政府培育市场,市场引导改制

国外学术期刊成功的商业化运作模式,确实值得我们效仿,但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在明确目标之后,更重要的是要找对正确的路径与方法.期刊管理部门要从“政府—改制—市场”运作模式转变为“政府—市场—改制”的运作模式,即政府主抓市场培育,市场进行资源整合,引导学术期刊转企改制.

首先要改革期刊出版管理制度,打开市场之门.学术期刊出版的市场之门的钥匙就是期刊出版管理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刊号的审批与管理.当前严格的期刊审批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已不适应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期刊发展的需求,造成了很多弊端.比如,看准了市场前景,想申办新刊,却迟迟批不下来；办不下去的期刊想更名也很难,和申办新刊一样走程序；有些根本不具备办刊条件的单位由于公关力度大反倒获批了新刊号,为了办好刊不惜花钱买稿子,败坏了学术风气等.因此,只有改学术期刊刊号的审批制为登记制,或是采取更为宽松的审批制度与更便捷的审批程序,才能充分调动起社会各方办刊的积极性；要允许现有刊名、刊号、刊期等事项的灵活变动,才会形成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术期刊市场.如此,大家所盼望的学术期刊专业化、特色化发展,期刊结构的平衡与改善也就迎刃而解了.否则的话,学术期刊找不到自己的市场定位,市场也很难对学术期刊产生兴趣.

其次要建立科学的期刊评估标准,制定市场规则.期刊出版的市场打开之后,对期刊的出版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例行的审读、年度核验、从业人员管理之外,最重要的要做好质量评估.因为科学的期刊质量评估,一方面能弘扬正确的办刊导向；另一方面能淘汰低劣产品,使学术期刊的出版市场形成良性的代谢循环.正如（现更名为国家新闻出版）原副署长李东东针对高校学术期刊所言：“要进一步完善学术期刊质量评估标准,建立高校期刊准入退出机制.”当前的学术期刊评价出现了严重的异化现象,“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等排行榜不但扭曲了办刊人的办刊导向,整天为数据绞尽脑汁,而且绑架了学者,导致科研作风浮躁、学术不端盛行.学术期刊的市场运作一旦展开,会对此种情况产生放大效应.因此,建立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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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让市场进行资源整合,引导学术期刊改制.从国外学术期刊市场形成的过程可知,一方面是商业出版机构看到了学术期刊的巨大利润空间,向学术期刊出版单位伸出了橄榄枝；一方面是学术出版单位看到了商业出版机构强大的营销能力而委身以“嫁”.二者的整合往往以明确的分工合作来完成,即编辑与经营相分离,各自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如施普林格公司分为编辑、生产、市场推广、市场营销以及财务与管理五大板块,每个板块都有其独立负责人；编辑板块是出版过程中的首要环节,编辑往往是独立的“出版人”.很显然,这种市场化是双方积极主动进行的,达到了资源的优化组合,必然产生双赢的效果.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与竞争性,必然导致收购、并购、联合重组等现象,学术期刊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也就水到渠成.因此,市场引导的是“我”要改制,阻力小,成效大；政府的强力推行是要“我”改制,必然会遇到前面所提到的种种障碍,往往事倍功半.

对于一些不愿改制进入市场的学术期刊,或是市场对其不感兴趣,无法进入市场的学术期刊,它们仍有存在的价值.国外学术期刊的商业化发展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那就是在追逐垄断利润的驱使下,出版商不断提高学术期刊的价格,导致了订阅的困难和学术交流传播的人为障碍.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的学术团体开始有组织地抵制,主要采取了联合购买、馆际互借和开放存取等手段来与之抗衡.也就是说,完全的商业化也不可取,而且对学术交流与传播会造成损害,非营利性的学术期刊的存在,将会形成一种有效的制衡机制,保障学术期刊正确的发展方向.

公益事业的市场化一定要避免一刀切、走极端,这方面我们已经有很多教训.学术期刊的转企改制不应重蹈覆辙,期刊管理部门首先要做的是培育好市场,管理好市场,然后让市场来进行资源整合,引导学术期刊的转企改制.只有这样,学术期刊改革才能健康有序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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