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大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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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中国古代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现在的大学之道则“在明明理,在止于至真”.中国现代化转型之最成功的一个主旋律莫过于大学从经学转向科学.中国的大学与西方的大学基本接轨了,但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人文逐渐被边缘化.现在的大学变成了只寻求知识和真理的大学,而不是追求美、善的境界和做人的道理的大学;虽然卓越,但失却了灵魂.中国古代的“大学”之道不能放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建立现代文明秩序(合理的道德秩序).对之负有最大责任的就是大学.

关 键 词大学之道明德至善经学科学道德

作者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教授,台湾“研究院”院士.

最近几年,尤其是在我退休之后,比较重视大学方面问题的思考.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要建立一种合理、和谐的道德秩序,这就是“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的“大学”是什么意思?我们过去就有高等学院,但不叫大学,叫“太学”,后来叫“国子监”.这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教材是四书五经,考试也是四书五经.如果说中国是“儒家之国”,就因为学习的主要是“儒学”、“经学”.今天为什么要重思大学之道呢?就在于从“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到“在明明理,即科学的‘理’、‘新知’;在止于至真’,即真理”的转变.

中国的大学,可以从1895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开始算起,后来的北大可谓京师大学堂的后身.现在中国的大学与“太学”、“国子监”几乎没有纵向的关系,完全是从欧洲横向移植过来的.谁是移植之人呢?蔡元培.蔡元培是中国的翰林,学问做得好,他那时到德国去留学,恰逢欧洲大学最大的一个转变时期.中国以前的大学是以“四书五经”为主,西方以前的大学则是以“圣经”为主.西方的大学从中古时代800多年发展到19世纪,德国因为启蒙运动的关系,大学开始发生转变,逐渐发展新知,重视研究以及设立研究中心.可以说,德国的大学是当时欧洲大学最重要的地方.那时哈佛大学的校长和蔡元培一样,都要到德国去进修.如果不到德国去,似乎谈不上做学问.比如,北大的季羡林先生,就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读书.蔡元培去德国的时候,正是欧洲大学发生转变、走向科学的时候.他回国以后,就开始研究西方现代的大学,而不是西方古代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在的大学起步时间其实和西方的大学也差不了多少.

除此之外,中国的大学怎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变化呢?或者说,为什么从太学到国子监,没有再传承下去了,没有经学了,取而代之为大学?大家都知道,战争以后,李鸿章说,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几千年中国的文明体经历巨大的转变.李鸿章看到“炮”、“船”把中国打败了,所以要自强,要洋务运动.自此,中国人开始思考怎样求强,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只要国泰民安.这是中国人真正开始面对一个文明体的转变,用现在的话讲,抵抗帝国主义.中国从清末到现在100多年,实质就是一个文明体的转变,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转型.如果100年前的中国人看到现在的中国人,一定以为是外国人,因为讲话不一样、衣着不一样,等等,我们已经处在另外一个文明体里面了.

中国100年来文明体的转变,是从一个前现代文明体(不是说不文明)转向一个现代文明体,主要有三个旋律.

第一个主旋律,是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张謇在南通开办工厂可以说是现代工业的开始,工人去上班没有表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上班.以前是“日出而作”,看太阳,现在看表,说明中国人已经像西方人一样开始有精确的时间观念.今年是2013年,大家不要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以前中国人都是讲康熙多少年、乾隆多少年,现在受西方影响,都是讲“西历”.这就是文明转变的一个标志,如果不用西历,我们永远无法变成文明国家.当年英国大使去向乾隆讲西方事物时,乾隆不怎么感兴趣,他认为我们什么都有了,对工业文明不予考虑.如此,中国怎样进入工业文明?后来,情境下所迫首先要军事现代化,所以就有了洋务运动.当然,军事现代化也会慢慢渗透到生活中去,诸如电报,慢慢开始了民用现代化.

但100年来,这条路非常崎岖,断断续续.直至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真正进入到大工业化时代.我们姑且不论工业化的好坏,总之是基本进入了.那么,今天中国到底有没有完成一个工业文明体的转变,我想没有,但已经完成相当大一部分了.这里面有许多指标,比如,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关,要求城市人口占多少比例、农业人口占多少比例.显然,我们不能完全拿西方的标准来比照,像美国那么大一个国家,农业人口只占百分之二三,在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真正进入一个工业文明时期.

第二个主旋律,是从帝制到共和.以前中国的政治文明,在古代虽然经历了许多改朝换代,但真正的体制是没有变化的——“天子”是统治者,一个庞大的文官统治体制与之相伴.这种帝制时代延续了两千年的时间.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尽管革命本身并不完全成功,但推翻了帝制,中国自此进入没有皇帝的时代,变成了共和体制.而共和是什么?共和是一种政治体制,以人民为主体.

事实上,帝制推翻了,但我们长时间没办法建立一个现代的政治体制.先是长期军阀割据,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坚持的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在一定意义上,从帝制到共和这条路并没有走完.那么,如何增加性?性并不是说我们要马上、纯粹地学美国,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种机制,使治理人对被治理人负责任.走向最主要是使每个人的政治主体性受到重视.中国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把一个人变成一个公民.用什么样的机制才能使每个人觉得自己是一个主体,同样可以监督政府运作,这些是政治上高难度的问题.值得强调的是,西方的基本上是西方在工业文明中走出的路子,一定要与之完全一样或者认为其完全没有价值,都是错误的.第三条主旋律就是从经学到科学.现在神学已经从西方大学退出了,经学也从中国大学退出了.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学退出,如前所述,主要是从蔡元培开始.他在做教育总长时,也就是孙中山在做临时大总统时,发布《大学令》,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经学退出.这个退出在今天来看似乎没什么,在那时却是了不起的变化.更为了不起的变化是在1905年,比辛亥革命还早,慈禧太后接受张之洞的建议,废除科举,设立学校.殊不知,科举制度已经沿用了1400多年了.现在的教育体制从小学到大学几乎都是以西学为主,强调数理化,而以前四书五经里没有这些内容,即便有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是在学校里展开的.

有了这个变化以后,中国在思想学术文化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书五经本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东西,但在大学里基本没有了.蔡元培到北大做校长后,开始改革大学制度,分文理两个学院,文基本上是文科,理是自然科学.把科学定位很高的时候是新文化运动,1919年提出两个口号,“”和“科学”.不是每个人都欢迎,但科学几乎人人都欢迎.自此,很多父母都希望子女进入理科.

我认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比如我们看一下中国大学的学院设置,有理学院、工程学院、医学院,等等,都是讲科学的东西;连人文也叫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总之,科学不断地膨胀.


从经学到科学,可谓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最成功的一个主旋律.今天我们与全世界都可以接轨,尽管我们可能相对落后一些,但是因为引入了科学,和其他国家大学都可以进行交流、交换.当然,科学膨胀了以后,文科抱怨理科支配了太多资源,人文学院受到压制.的确,谈人文的话,以前太学、国子监就是人文;现在文理科差不多平分秋色,只是像工学院、传播学院、商学院等科系越做越大,越做越强,也许人文本身并未缩小.今天大陆情况如何我不敢妄加推论,但在台湾、香港地区,大学里的确有一种独尊科学的倾向,科学在大学里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从正面来讲,如果没有大学里科学的教育,科学技术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进步.英国哲学家罗素说,科学可以使我们了解世界,科技可以使我们改变世界.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科学的时代,而不像文艺复兴时期是艺术的时代.当下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科技都占据非常显著的位置.

大学的性质,也在不知不觉成了一种知识系统.这就是我非常担忧的现象——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什么呢?说科学是一种知识,我赞成;但将科学等同于知识,我不赞成.长期以来,将科学等同于知识的观点已经占据重要的位置,这就是科学主义的观点.有人专门研究过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情形,惊讶于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中国由一个那么重视人文的国家,基本上完全转向了崇拜科学,而且不是一般的崇拜!

科学虽然是17世纪就已开始,但真正的科学大发展是在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仅从人类发明速度来看就超过了以往总和.现在很多事物可以改变生活与思维,比如手机.记得有位经济哲学家写过一本书——《20世纪的意义》.进入20世纪,开始知识大爆炸、科学大发展,今天这个时代还在继续.为什么20世纪科学发展得这么厉害?他认为根源在于20世纪有很多人以科学为专业,持续不断地研究问题.

这就牵涉到大学的制度问题.比如像南京大学这样的研究型大学,一年之中在科技领域有多少人在工作?现在大家进学校之前就知道要负责教书、负责研究,进学校以后就专业搞研究,这样的人在全国有多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1978年以后,研究型大学中很多人除了教育之外,就是创造知识,这种制度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它产生的新知识、创造的东西也是爆炸性的!这也就是现在大学对科技方面的贡献,或者说培育了多少人才!过去30年,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且不说世界工厂是不是污染了环境.有个法国好友在香港问我,中国发展这么快,这些中层人才、科技人才哪里来?答案是,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大学自己提供的,不是“海归”.这种大学的制度设计,尤其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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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型大学,除了教育之外,一定要考虑创造知识.过去我们做学问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今天就是要创造新的知识,这也是德国19世纪成立大学研究中心的初衷,要老师、学生都为之做贡献,而没有这种制度设计几乎是无法实现的.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把欧洲的现代大学移植了过来,当然也不是完全复制欧洲的大学,欧洲把圣经拿掉,我们把四书五经拿掉.

在此,我还必须为蔡元培辩护一下.蔡元培在严格意义上说,确实有一种科学主义倾向,他的观点毫无疑问是实证科学的,但这并没有什么错.他当初设想未来大学教什么,西方有文理科,而中国的四书五经没有了,没有四书五经的中国和没有皇帝的中国一样是大事.他的意见是:我们把四书五经里凡是可以放到文学里的内容放到文学系,把四书五经里凡是可以放到历史学里的内容放到历史学系;把四书五经里凡是可以放到哲学里的内容全部放到哲学系.比如哲学可以研究《易经》,历史可以研究《春秋》.当然,现在历史有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哲学也不单单就讲中国过去的《易经》而已.所以大家要了解,中国的大学模式和西方基本上是接轨的,这是成功的;但是又走向了一个极端,科学的地位越来越高,人文则逐渐被边缘化.

回到我们一开始的话题,过去我们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特别是“止于至善”.今天的大学,不一定反省到这个问题,也不一定特别去想这个问题.今天的大学之道是“止于至真”,是求知识的真、真理.现在中国的大学,包括北大清华,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基本上都是基于“至真”进行教学.尽管我们一向讲“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可实际上有多少课程是寻求或建立“善”的?不能说没有,但几乎是无.由此我又想起当年的蔡元培先生,尽管他算是科学主义倾向,但他同时说,大学的教育怎么可以不讲道德呢?虽然没有课程专门讲道德,但他说学生活动期间可以讲道德.他提倡搞道德促进会,算作学生课外的活动.他自己当会长,想办法使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学生,符合“共和”的人格.“共和”不是忠君,但要爱国,要讲善.那时候没有这样的课程,人文里面只有几篇,不像四书五经里面对之是系统、专门地讲.他搞道德促进会,就是为了弥补大学里面道德秩序教育的不足.因为他知道,构建一个好的社会,单凭科学是不够的.我退休时一个朋友寄给我一本书,他叫HarryLewis,是哈佛的教授,书名叫《卓越,但没有灵魂》.这本书的副题才妙,叫《一个伟大的大学怎么能忘了什么是教育》.HarryLewis是哈佛大学的二把手,做了七八年的人文、科学在一起的本科的管理.他发现哈佛大学非常卓越,研究水平相当高,拿下诸多诺贝尔奖;但是没有灵魂,哈佛大学已经忘了什么是教育.而大学不仅要创造学问,还要教育下一代.他说哈佛大学现在不敢告诉学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然,哈佛大学也重视道德教育,但是当作课外活动搞,比如课外活动中的打篮球项目.打篮球讲求规则、讲求公平,这也是训练道德,但这够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过去的经学时代、西方的圣经时代,那种大学基本上是讲做人道理的,现在情境完全不同了.像哈佛大学这么优秀的学校,为什么总是排名世界第一?因为它招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学生.同样,为什么北大清华是中国最好的学校?因为它们从13亿人口里面挑出了最好的学生.HarryLewis提出的“卓越,但没有灵魂”的问题,今天在所有大学其实都存在.因为现在的大学变成了只寻求知识和真理的大学,而不是追求美、善的境界和做人的道理的大学!

讲到做人的道理,前几年有一部非常出名的韩剧,叫《大长今》,很受人欢迎.《大长今》最盛行的时候,我还没有退休.所以在我退休后,我安排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看《大长今》,看完以后特别喜欢.大长今为什么受这么多人喜欢?她不只是美,她还有德,她当时所崇尚的德是中国明朝的德.《大长今》就是讲一个女子怎样做才算是最好,其实讲的就是中国的东西.中国的学问基本上都是讲做人的学问,像四书五经里都明确讲到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讲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学问也叫做价值教育.价值就是中国所说的德性,尤其是中国的儒家文化.然而,价值教育在现在大学中已经没有位置了,也没有人真正地去教.不仅如此,在香港,如果你告诉一个人做人应该怎样,他会对你说:“你不要给我讲这一套!”

为什么今天我们常说价值混乱?现在价值确实有很多种表现.不少比我大一些年纪的人,对社会价值现状很不满意,认为歌星收入那么高,而做学问根本没有这么高的收入.价值有很多衡量标准,但是不是就不能再谈价值了呢?事实上并非如此.任何宗教在出现的时候都是讲价值的.价值问题不是科学可以解决的.教育不讲价值就无法达到“止于至善”.中国古时讲“止于至善”,现在讲“止于知识”,这两个方面必须相互配合,不可偏废.如果我们不去追求一个道德秩序,很难想象社会秩序将是怎样的.

HarryLewis说,“卓越,但没有灵魂”.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们经常发现,一流学校毕业的学生的贪婪相当令人震惊!很多人毕业后就是希望去华尔街工作,赚大钱.当然,我不认为讲道德就能简单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不讲有关价值的东西,否则我们怎么可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秩序呢?现在的大学普遍沦为了一种世俗性的机构,中国古代的大学之道不能放弃!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做呢?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搞课外活动那么简单,还应该包括一种对理想的道德秩序的追求.蔡元培先生有段话非常妙.他教美学,说学工学理确实很重要,但学工学理的学生,精神都不那么活泼,只有当精神活泼时,才算是达到了一种人的境界.那些学了美学的同学一般看起来都很活泼.美学实质上是科学的延伸,也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它虽然不是纯粹的科学,但带有科学的痕迹.我觉得,西方将真和美结合得就很好.西方有句诗,“美即真,真即美”,讲的就是一种真和美的结合.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老先生,是个天才.《蒙娜丽莎》中呈现的人体的对称性,是完全符合科学的,但同时具有极大的美感,将求真与求美完全结合在一起.中国人也不是不重视真,中国人更强调善与美.我们常用“尽善尽美”来描述一个很好的境界.中国不是有四大美女吗?分别是西施、貂蝉、王昭君和杨玉环.除了杨玉环以外——她被列入四美,可能是当时白居易的诗写得太好了,其他三个美女都是有德性的,都是为了某些大义之事而牺牲了自己.比如王昭君,为了和亲而远嫁到北方;西施为了勾践忍辱负重;貂蝉也是为了国家才去接近董卓.只有美与德、与善结合在一起,才是大美,才是大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然而,中国大学这百年来,有哪一个学校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有什么课程讲的是德性之美?没有.今天讲道德不容易,但不能不讲.比如,有多少人支持同性恋结婚?这个问题很多宗教的教条也没解决.美国的奥巴马是支持的,并且美国有50%以上的人支持,尽管有些州非常反对.这个问题与我们完全无关吗?与我们的社会秩序完全无关吗?再如,人与天之间、人与动物之间都有着道德秩序.中国人标榜道德,但我们对动物就很不道德.我们骂人会说:“你这个人连狗都不如!”“你这个人笨得同猪一样!”“人面兽心!”狗就比人差吗?猪有那么笨吗?很多东西不是以往的道德所能解决的,中国人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基本上是由一个前现代的文明秩序转变为现代的文明秩序,包括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伦理秩序.这个文明秩序不能建立的话,现代化就不可能成功.中国的大学到现在为止,对现代化的贡献极大,将来还会有大的贡献.但是关键在于,我们不仅要学会尊重知识,一定要清楚建立一个合理的道德秩序的重要性.

现在许多问题还远没有讲清楚,很多新的道德问题以前也没有出现过.比如我们经常讲环保问题,讲天人合一,讲注重和谐.西方在没有进入工业文明之前,也没有生态破坏.问题是进入工业文明之后,是不是必然导致对环境的破坏,可不可以不破坏?要想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只有建立现代文明秩序.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很多机构去做,而其中最大的责任就在于大学.

注释:

①此文乃金耀基教授应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社会学院之邀,于4月4日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所做演讲之文字整理稿.感谢叶青、郑楷两位整理者.整理稿未经金耀基教授审阅.感谢成伯清、周晓虹老师对此文的大力举荐.

编辑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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