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花地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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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插花地是一种地方行政区划现象,它是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产物.无论历史时期还是当前,关于插花地的研究一直都是比较薄弱的环节,尤其缺乏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的研究.相关的论文或文章主要是围绕插花地的内涵、形成原因、带来的影响及解决插花地问题的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发现,插花地研究存在地域空间不足、缺乏对县级以下插花地的研究、对田野调查比较欠缺等不足之处.插花地研究必须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才能增强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 键 词 ：插花地 飞地 研究综述

插花地问题无论是历史时期还是当前,都是我国非常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它不仅影响着政府的行政管理、插花之民的生产与生活,而且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插花地研究是人们全面、深入了解插花地的有效方式,对插花地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插花地研究已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已从不同角度对插花地的相关问题做了研究和探讨,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一、插花地的研究概述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时任安顺知府的胡林翼称：“查贵州所谓插花地者,其情形约略有三种”[1]这是关于“插花地”这一称谓的最早文献记载.插花地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新中国成立之前.该时期学者们主要依托历代正史地理志和相关地域的地方志等文献资料对插花地进行研究,但带有明显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如清代学者胡林翼曾专门研究过插花地,他除了对插花地进行类型划分之外,还详细介绍了插花地产生的原因和影响.但在今天看来,他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时代局限性.第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该时期由于人们对插花地的研究不够重视,故而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第三,改革开放之后.插花地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仍没有一本专门研究插花地的著作,仅见一些论文和非学术研究的文章,共二十余篇.如史念海的《战国时期的插花地》、杨斌的《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和《民国时期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清理拨正研究》、冯贤亮的《明代江南的争田问题──以嘉兴府嘉、秀、善三县为中心》和《疆界错壤：清代“苏南”地方的行政地理及其整合》、杨朝伟的《城区“插花地”问题及其处理对策》、傅辉的《河南插花地个案研究（1368～1953年）》和《插花地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处理方法》、郭声波的《飞地行政区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实践的探讨》、吴滔的《“插花地”的命运：以章练塘镇为中心的考察》、郭舟飞的《由武汉“插花地”看地方政府公共管理》、蔡博峰的《“飞地”图谱》、鲁西奇,林昌丈的《飞地：孤悬在外的领土》、马琦,韩昭庆,孙涛的《明清贵州插花地研究》、罗志亮的《仁怀“插花地”研究》、王文章的《民国时期滇黔交界处插花地与匪患问题研究》等.虽然插花地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但从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中发现,学者们所使用的资料,已不再局限于文献资料,档案材料和田野调查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了运用.而且学者们的看法或见解也更加客观,这对插花地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插花地的研究内容

(一)关于插花地内涵的研究

目前为止,关于插花地内涵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插花地就是飞地,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史念海、傅辉等；另一种观点认为插花地是各种穿插交错或经界不正之地,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杨斌、郭舟飞、王文章等.郭舟飞在《由武汉“插花地”看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认为,插花地是指：“两个区域间要么没有明确的归属,要么就是两个单位地界相互穿插或分隔而导致零星分布的土地”.[2]郭舟飞虽然概括了各种穿插交错或经界不正之地,但是,笔者认为：“没有明确归属”的土地不能视为插花地,因为插花地是一种行政区划现象,故而对于那些区域界线不清的土地是不能叫做插花地的.另外,将一个政区也统称为一个单位的提法显然也有些欠妥.杨斌在《民国时期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清理拨正研究》中认为：“插花地是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区域内的各个政区（或行政区划）在形成、发展和变迁过程中各种穿插交错或经界不正之地的总称,包括飞地和犬牙之地两种基本类型”.[3]

相比较而言,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并认为杨斌对插花地的定义更为合理.其理由是：第一,“各种穿插交错或经界不正之地”是对插花地科学合理的界定.第二,杨斌认为胡林翼所描述的“华离之地”指的就是“飞地”,因而主张用国内外普遍接受的“飞地”一词更为合理.对于“犬牙之地”与“欧脱之地”,杨斌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故而主张运用“犬牙之地”即可.该定义既对插花地作了明确界定,又概括了它的两种基本类型,这就更好地诠释了插花地的内涵.

(二)关于插花地产生的原因研究

插花地的产生除了历史遗留之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还有其特殊原因.如在《战国时期的“插花地”》中,史念海认为这一特定时期插花地的产生是受了“用兵”、“贿赂”和“采邑”三大因素的影响.杨斌在《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中指出： “改土归流”为历史时期中国西南插花地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但根源还是在于封建土地私有制.傅辉在《河南插花地个案研究（1368-1953年）》和《插花地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处理方法》中分析得出,明初河南插花地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军民屯垦.此外,卫所制度、寄庄和随民分土等都是插花地产生的影响因素.根据郭声波在《飞地行政区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实践的探讨》中的分析,他认为飞地行政区的产生是受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族等因素的影响.鲁西奇和林昌丈在《飞地：孤悬在外的领土》中分析认为,统治者为加强地方控制的需要而故意设置和不合理的户籍制度都是造成飞地出现的主要原因.在《由武汉“插花地”看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郭舟飞指出武汉插花地的产生主要有两大原因：第一,改革开放后,我国采用“城乡合治”模式,城乡分界线的模糊是导致城乡结合部插花地出现的原因；第二,政府的行政管理范围与城市化进程不一致.在城市不断扩大的同时,行政管理线却没有随之变更,因而导致插花地的产生[4]. （三）关于插花地产生的影响研究

迄今为止,在有关研究插花地影响的文章中,主要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郭声波在《飞地行政区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实践的探讨》中指出：“飞地行政区不仅应当允许存在,而且还可以适当发展”.[5]蔡博峰在《“飞地”图谱》中认为：飞地的存在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启发.[6]总之,郭声波、蔡博峰等对插花地带来的影响是持肯定态度的.

然而,杨斌在《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中分析认为：历史时期,人们对插花地产生的不利影响已有所认识,但仅限于政治和军事两大方面.在《城区“插花地”问题及其处理对策》中,杨朝伟总结了城乡结合部的“插花地”有三大不利影响：首先,造成城市管理出现“空白区”；其次,严重阻碍了城区职能的充分发挥；最后,影响了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据《插花地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处理方法》中分析,傅辉认为插花地是导致耕地被隐匿,引发县辖耕地与县域耕地不匹配的重要原因.鲁西奇和林昌丈在《飞地：孤悬在外的领土》中认为：政府对飞地的控制力是相对薄弱的,这不利于政府对飞地的治安管理.由于鞭长莫及之故,飞地常常是孕育各种不和谐因素的温床.总之,杨斌、傅辉等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不同时期插花地的不利影响,故而,他们持否定态度.

笔者认为,插花地的存在是弊大于利.从当前的角度分析,各地插花地的存在都具有以下三大不利影响：第一,不利于政区形态的优化,影响各级政府的行政效率.第二,阻碍了插花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第三,影响插花之民的生产与生活.

(四)关于解决插花地的对策研究

1、清理拨正.到目前为止,有关插花地清理拨正的研究成果较少,并且研究内容仅限于插花地清理拨正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三方面.

对西南地区插花地清理拨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黔省及川黔、滇黔、湘黔和黔桂交界地区.关于这些地区插花地清理拨正的情况,学者们一致认为：“历史上虽然经过了多次清理拨正,但仍然具有不彻底性”.对于导致这种不彻底性的原因,学者们却有不同的见解.在《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中,杨斌指出：“导致这种不彻底性的主要原因是未敢深入触及封建土地私有制”[7]此外,杨斌又在《民国时期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清理拨正研究》中说：“民国二十九至三十五年（1940～1946年）,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的清理拨正工作分为两个阶段：民国二十九至三十三年（1940～1944年）,是川黔两省自行清理拨正阶段.民国三十三至三十五年（1944～1946年）是在内政部主持下,经过三方代表实地会勘,最后拟定划拨方案的阶段.杨斌虽然认为这次清理拨正工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彻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受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影响,故而仍然遗留了不少插花地”.马琦、韩昭庆、孙涛在《明清贵州插花地研究》中总结了导致贵州插花地问题到清末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三条原因：首先,各政区之间的利益分割冲突是首要的阻碍因素；其次,地方政府相互推诿,缺乏相互间的协作；最后,由于考虑到插花地清理拨正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因而清理拨正工作被长期拖延.[8]

相对而言,长江三角洲的插花地已得到较好的解决.正如冯贤亮在《疆界错壤：清代“苏南”地方的行政地理及其整合》中所说的那样：“清末民初的改正工作,应当是全面的,因为它基本上清除了历史上长期维续的错壤插花问题”.[9]

傅辉对河南开封、归德一带插花地清理拨正研究分析后,他认为在明清时期,由于户籍与地籍是相互分离的,因而使插花之民不能就地入籍,故而他否定了明清时期的清理拨正.但在《河南插花地个案研究（1368-1953年）》中他认为：“民国时期插花地的终结,基本结束了河南近600年的州县经界纠葛”.[10]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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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策建议.在《城区“插花地”问题及其处理对策》中,杨朝伟认为,要解决好城乡结合部的插花地问题,必须要增强全局意识、明确处理原则和加强工作协调.[11]郭舟飞在《由武汉“插花地”看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进一步提出了解决插花地问题的四项基本原则：首先,以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为准绳；其次,坚持以零附整的原则；再次,便民高效原则；最后,有序推进原则.同时,他还建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做好宣传工作；第二,规范政府管理；第三,完善政策调整；第四,深化建设.[12]

除以上研究内容外,关于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插花地基本情况也有过研究.如张祥刚在《民国时期黔桂交界地区插花地的匪患问题研究》中,将民国时期贵州罗甸与广西天峨,贵州荔波、独山与广西南丹,贵州从江、黎平与广西三江交界地区比较突出的飞插花地做了详细研究.

三、简评与展望

插花地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首先,研究的地域空间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片区：第一,西南地区的黔省及川黔、滇黔、黔桂、湘黔交界区域；第二,长江三角洲地区；第三,傅辉对河南开封与商丘一带进行的研究；此外,上饶市勘界办公室在《巩固勘界成果的重要举措—对己勘定边界线两侧插花、飞地及争议地段进行详查建档工作》中,对江西南昌与上饶一带也做了一定的研究.由此可见,中国还有很多区域的插花地无人研究.其次,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是在历史时期.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占据了所有成果的三分之二还多,而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却很少.最后,学者们倾向于县级以上政区插花地的研究,而对县级以下插花地的探讨却非常少.吴滔在《“插花地”的命运：以章练塘镇为中心的考察》中指出：“以往的政区研究,多注力于县级以上政区的沿革,对于县级以下行政单位如乡、都、区等的归属极少涉及”.[13]

笔者认为,插花地要继续深入研究,必须扩大研究的地域空间,同时,还要将历史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此条件下,深入基层政区插花地做充分的田野调查,将收集到的田野调查资料与文献资料、档案资料对比互证,从而做点面结合的研究和“麻雀式”的解剖.这是研究插花地的必然趋势,也是插花地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