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为本结果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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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从事古籍整理,是在中国人民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磨难之后才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大革传统文化的命.其间不管是折磨别人的闯将,还是九死一生的受难者,大家痛定思痛,同称这是一场“空前浩劫”.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还未看到过这种在最尖端的理论粉饰下演出的暴行.与秦相比,岂仅小巫见大巫而已.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咄咄怪事,看来一时还难以作出大家普遍认可的结论.只是不管经历多少世代,大家在颂扬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之时,总会不断想起这段荒诞、肮脏而的历史.

“5·16”通知中提出了“除四旧”的口号.所谓“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它的内容到底指什么,不太容易把握,但当红卫兵运动一起,目标可就明确了,原来锣鼓登场打泡戏就是焚书坑儒.

“空前浩劫”之后,文化阵地上自然一片荒芜,热爱祖国文化传统的人更是痛心疾首.

1982年,在教育部召开的一次古代文学教学研讨会上,二十四位知名学者提出了一份报告,吁请建立一个专门从事古籍整理的机构,加速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以免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中断.1983年3月,教育部召开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9月,成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负责组织与协调高校古籍整理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

南京大学在1984年3月成立古籍所,全名“古典文献研究所”,程千帆先生任所长,我任副所长.这时千帆先生因劳累过度,已患有心脏病,次年即由我接任正职.

南京大学古籍所初建时由文、史、哲三系各出教师数名组成,这时为什么会挑出我来担任这一职务,想来当与我在这一领域中已经做过一些工作有关.

“”之中,我做过多年《辞海》的修订工作.改革开放之后,南京大学中文系承担的《辞海》语词部分即由我负责定稿.1979年9月,《辞海》出版时,我被列为“参加本书编订工作的主要编写人”.而自1964年开始的所谓“评法批儒”运动,南京大学文科三系承担注释法家著作《韩非子》,我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结束,我又受命将其改编成一部学术著作.早在1980年时,江苏人民出版社即已出版了我的《韩非子札记》,此书是在整理工作中积累了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而撰就的,很多地方涉及版本、校雠、训诂等问题,显示出了整理古籍的一些基本功.其中若干单篇已先在杂志上发表,如《陈其猷〈韩非子刻本源流考〉商兑》等文,批评陈其猷《韩非子校释》中的版本错误,也体现出了我在这一领域中的实力.

早在“”之中,我已开始研究唐诗,写了一部《高适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这时正值十年动乱之后,出版界无书可出,《高适年谱》及时推出,无疑会给人以深刻印象.郁贤皓于《文学评论》1984年第5期上发表了《评周勋初的〈高适年谱〉》一文,认为在众多高《谱》中最称完善,更扩大了此书的影响.中华书局约我编写《唐语林校证》,也与我在《高适年谱》中显现的文献学功力有关.这书在历时三年之后于1983年完成,我在古籍整理领域中的地位又有了提升.

1980年时,我在《文史》第八辑上发表了《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我之所以能迅速进入唐诗领域,与此有关.其后我被推举为《全唐五代诗》的第一主编,也应和上述一系列唐代文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关.

由此我体会到,任何一个领域内风起云涌之时,你得抢先一步,推出一些水平较高的成果,这样更能给他人耳目一新的感受.由此你就可以迅速扩大影响,奠定你在这一领域中的地位.

我的这些成果,都与现在大家所说的“文献学”有关.对我而言,有过这么一段整理古籍的经历,还相应取得过一些成果,在我校的文科教师中也就算是比较突出的.因此,学校领导迅速作出这一决定,让我去接千帆先生的班,或许就是这一现状所决定的,对此大家也似乎比较容易接受.

自1984年起,截至2003年止,我一直担任此职.在我众多职务中,古委会名下的活动占了很大比重.

下面可对我所经历的几次重要事件作些介绍.

我在古委会中的第一项集体活动是参与《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规划与编写.1985年7月,我与章培恒、董治安三人负责选目,共定下一百五十种左右的典籍,工作即在此基础上开展.自1986年起,至1992年止,多次参予审稿会议.1992年4月,我所还接受古委会委托,在中山陵景区内的东郊宾馆集中了多位编委,修订其中最后几部稿子.计算起来,我前后一共审了十七部书稿.作为一名常务编委,尽到了责任.

我所人员在这项工作中也受到了很好的锻炼.例如严杰,前时刚好完成《唐人轶事汇编》的定稿工作,随即接下了《丛书》中的一种——《唐五记小说选译》,这样做,既可把前时积累下来的知识作一番梳理,又可抓住问题在理论上作进一步提高.趁热打铁,工作得轻松,也容易出成绩.应该说,古委会通过这套丛书的组织与编写,将新成立的各家古籍所内的力量动员起来,增强了凝聚力,在业务上普遍提高了一步.

但在工作中也发现了不少问题.有的所,承担的项目质量上始终达不到要求.记得内有一种某个朝代文言小说的选译,距离出版计划时间已近,还是有所距离,主编与我商量,希望我所来一次突击,我就找张宏生苦干了一下,总算及时交了差.

这就说明,我们所里的学术水平已经能够适应新的形势.

大家可能会感到奇怪,在上级如此重视的情况下,各个所里都已集中了不少专业人员,为什么编写这么一种译注的书,还会发生困难呢?

实际说来,古委会组织的这项工作也不容易做好.当时面临着很多困难.本来,各个所里承担的任务,所长应当负起质量上把关的责任,但有的所长承担的稿子自身就达不到应有水平,真正能够应付裕如的单位很少.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前后中国学风变化太大.“”之前,强调的是观点.学习古代文学的人并不重视文献.譬如讲授唐诗的人,不研究诗集的版本,不熟悉诗歌的注本,不清楚诗人的生平与家世,他们只要挑几首所谓思想性高、有人民性的作品讲讲,用思想发挥一下就行了.如果文献用得多了,反而会被扣上烦琐考证的帽子.而且这些教师的古汉语水平大都有限,遇到复杂一些的句式,往往难以应付.这样的教师,要他去做唐诗的注释,当然会有困难；要他去作白话翻译,当然穷于对付了.然而上面指定某些学校建立古籍所,那些学校也只能从教文学课的教师中抽调一些人来担当,这样必然会有很多不理想的情况出现. 可能大家又会说,你们南京大学历史悠久,人才济济,自然应付裕如.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历史的原因,南京大学的处境一直不好.到了上世纪中期,“文化大革命”前夕,已经没落得很厉害,很难说有什么竞争力了.古委会成立的时候,教育部给各高校分配编制名额,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给五十名,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给四十名,南京大学给三十名,说明其时南大文科已经沦落为三等货,这是符合实际的,当时我们的力量确实不强.只是“”结束之后不久,程千帆先生回母校工作,卞孝萱先生也来到这里,我们卧薪尝胆,艰苦奋斗,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改变形势,大家才对我们评价高了,全国重点学科也评上了.自此之后,我们摆脱了困境,稳步前进,一路走到今天.

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点从跌入谷底到逐步提升的过程,凝聚着几代人的心血,我也投入了大量精力,晚年能以看到目下的情况,真可说是三生有幸.由此我体会到,不论单位或个人,处于逆境时,光凭迎合上司,结交热友,捣弄历史,自我吹嘘,都不是根本之计.唯一可取之道,就是埋头苦干.只要你真正做出了成绩,人家自会另眼相看.

这里可把这段历程简单地作一回顾.

我们主要抓两方面的工作——科学研究与培养学生.科研方面又分两个方面,个人项目与集体项目并举.程千帆先生先后推出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史通笺记》、《校雠广义》等著作多种,我先后推出了《唐语林校证》、《文史探微》、《唐人笔记小说考索》等著作多种,卞孝萱先生先后推出了《元稹年谱》、《唐代文史论丛》、《刘禹锡研究》等著作多种；程千帆先生主编了《明清文学理论丛书》,我主编了《唐诗大辞典》,这些都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处在学科建设的开始阶段,应该突出重点.其时唐代文学正呈蓬勃发展之势,我们集中力量,攀登制高点,也就容易引起他人注目.

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学生上.莫励锋等先后毕业,博士论文一一出版后,外界对此均有好评,这就进一步扩大了我们在古代文学领域中的发言权.

程千帆先生提出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主张.由于南京方面的学风与清代朴学的传承关系比较明显,大家都很重视文献方面的基本功,这就形成了南京大学古典文学研究者的特点.我们确是一直在作探索,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治学方法贯彻到教学与研究之中.

千帆先生早年就读金陵大学,老师中有黄侃、汪东等人,都是章门弟子,因此从他早年编撰的《文论要诠》一书中就可见到明显的特点.全书共收十篇文章,首列章太炎的《文学总略》,后收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文五篇,其中显示的观点,首重学术史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千帆先生又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讲授过文艺学,可知那时他的学术观点,重视传统的继承,也重视学习新时代的理论,他之所以提出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不但可见这种见解渊源有自,也体现出了一种新的探索与要求,主张传承与创新相结合.

我主张治学必须重视文献学与综合研究.因为我在从师受业时,首先从研究《楚辞》开始,因此除了主张文史并重之外,还很重视与之相关的各种新兴学科.后来我又将之扩大到文化方面的许多领域,犹如我在李白研究中所显示的那样,认为若仅限于从文学方面去探讨李白的成就,远不足以见其全貌.如能运用各种相关知识,多方探讨,则其研究成果就会更丰富多彩.这也就是说,研究问题时应该配备与之相关的各种知识,否则瞎子摸象之感.

由此可见,我们培养学生时首重文献学方面的训练,自与南大的学统有关,也与教师的个人体验有关.经过这方面的训练,不论是留在教研组内的教师,还是进入古籍所工作的研究人员,文献基础都比较好.留在教研组内的教师也都兼任古籍所内的职务.因此,我们的古代文学重点学科实际上是一个大集体,如有大的项目,就大家一起动手,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接手的《册府元龟》校订工作,就是大家一起参加的.从我们学科内成员承担的部分而言,水平较齐,效果不错.

我们还举办了多次重大的国际会议,以文会友,这样不但在大陆,而且在港台等地,甚至于在日本、欧美,都扩大了影响,让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实力.

这里可以重点介绍一下唐代文学会议方面的情况.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尾,随着两岸人员来往的开禁,偶有一些台湾学者前来访问,然因其时交通不便,他们大都先从香港到上海,再乘火车到南京,这样一个来回就要花上整整两天时间,大家也就难以奔波于此了.由此之故,京沪地区的一些高校已经在开始举办大型的国际会议,南京则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始终无法有所作为.然而经过十年左右的培育,我们的这支队伍已经成熟,我就想到应该举办一次国际会议,广邀中外知名学者前来,既使我等有向外界学习的机会,也可让外界对我们的情况有所了解.

1990年11月,江苏五校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师范学院、徐州师范学院联合召开“唐代文学第五届年会及国际学术讨论会”,由我古籍所具体操办.程千帆先生为此制作了一种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的介绍,内分一、 概况；二、 研究成果：中分1.专刊,已发表的著作十八种；2.丛书三套；三、 集刊《古典文献研究》；四、 正在进行的工作；五、 人员介绍.这份古典文献研究所的介绍还配上相关图片,全面地反映了我所情况,印得很精致,这就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8年太原会议之后,我决定编一本《唐诗大辞典》,在南京会议上献礼,分送各位代表.我任主编,莫砺锋、严杰任副主编.为此我们拟订了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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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正处唐诗学界成果最为丰硕的阶段,我们抓住编写辞典的时机作了一次总结.因此,我在《前言》中说：“此一辞典实为集成之作,全面反映出我国唐诗研究之成果.我等希望此一著作能起里程碑之作用.”其后,江苏古籍乃邀约与会的海内外专家举行笔谈,计有中国大陆程千帆、王运熙,台湾地区罗宗涛,日本松浦友久、村上哲见等知名学者赐稿,均给予好评,又为会议增添了一层光彩. 会议可谓盛况空前.日本、韩国、美国与台湾地区来的代表都是该地区的一流学者.台湾“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吴宏一教授认为此举把大陆人文学界学术会议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通过这次会议,我们与各界朋友建立了联系,增进了情谊.其后开展的好些活动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对此我有深切感受.

在这次唐代文学国际会议上,日本方面来了很多出身于京都大学的学者.兴膳宏、笕文生、笕久美子、西村富美子、横山弘等先后同学,一起与会,且游览了浙东等地,对此间加深了了解.日本京都大学有着悠久而光辉的汉学传统.自内藤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教授始,一直重视文献学方面的基础学识,因此京都学派在日本汉学界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时该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前来与会,此后一直与我古代文学专业与古籍所的教师多所来往,交流不断.现在京都大学的三位教师,平田昌司、木津祐子、绿川英树,奈良女子大学的教师大平幸代,都曾在我文学院中留学,与此间有密切合作关系.应该说,通过文献这条纽带,东亚文化圈内的人员之间的联系更趋密切,更趋正常了.

这次会议后,我们与台湾方面友人的联系亦日趋紧密.

1995年时,我校部分教师应台湾“大学”之邀,前去参加“第二届两岸文学创作与研究新趋势研讨会”,我随团前往.这时我还承担了古委会委托的另一任务,与台湾的汉学研究中心联系,商量举办一次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为此我多停留了两三天,与该中心业务处刘显叔先生多次洽谈,决定次年立即召开会议,这是我在这次台湾之行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项活动.

这几天中,除去汉学研究中心洽商公务外,还奔波于台北、台中、高雄与台南等地,到好几所高校与研究机构演讲.联系此事者,大都是那次南京会议上结交的朋友.其中像杨承祖、罗联添、汪中等先生,原来都是从大陆出去的学生,其师辈中人很多曾任教于“大学”.王梦鸥先生任出席南京会议的代表团的顾问,他曾在位于鸡鸣寺下的研究院中任职,那次来宁开会的团队中,罗宗涛、李丰懋、王国良等几位先生都是他的学生,彼此辗转都有学统上的联系.这次在台湾岛内相聚,自然倍感亲切.随后我就写了一篇《文化同根倍情亲》的文章抒写我的感受.

在此我又想起当年在南京开会时的一件趣事.因为南京那时还未接待过规格如此高的台湾学者团队,因此分管江苏省港台地区事务的吴锡军副省长特地在丁山宾馆设下盛宴,招待这批宝岛来宾,席间却因长期阻隔而滋生的隔阂,发生了一些龃龉.这时罗联添教授就激动地说：“因为我们都是读孔子的书的,所以来这里开会.”这话当然是有道理的,文化同根的人容易找到共同的话题.只是我对这层道理还有更深一层的体会.因为我曾奉命注释过法家著作《韩非子》,那时举国上下无不狠批“孔老二”,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恢复了孔子在思想界的应有地位.如今孔子学院更是遍地开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徵与标志,可知孔子的命运,也是与国运同步起伏的.

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隔绝已久,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在我看来,那边有很多人坚持统一,很难说是在政治或经济上有什么企图,而是传统文化在起巨大作用.自古以来,《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在维护国家团结防止分裂方面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三国演义》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观念早已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我之所以痛恨破坏文化的“大革命”,就因一些滥用政治暴力的极“左”份子硬是要将分居世界各地的中国人的感情联系纽带彻底切断,而那些还未丧失良知的人却只能忍受、战慄和哀叹.时至今日,人们仍是心有馀悸,对那些丧心痛狂的暴行不敢多予指责,这真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

近年来,有一些大陆嘉宾在访问台湾之后也说,台湾因为没有遭受到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所以传统文化保存得比较完整.这从人际关系的伦理上也可以看出.由此可知,中国几十年来的肆意破坏传统文化,践踏古典文献,实际上是在破坏立国的根基.目海关系问题多多,内地传统道德恹恹一息,何以如此,情况复杂,但也与前时不能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有关.是非颠倒、美丑不分的理论与措施培育了几代人,自然会在社会上留下种种恶果,后遗症还将延续数代.

可喜者,我们这次两岸古籍整理会议产生了很多积极成果.王国良教授随后在台北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台湾地区的古典文献专业,与此间同道一直往还不歇.

我体会到,由于两岸意识形态方面距离过远,学术交流往往出现困难,然而有关整理古籍的话题最易形成共识,彼此均可倾心畅谈,无所间隔.这又是关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人最为重视的命题,容易勾起四海同心的感受.我在这次联系会议的过程中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一直引为幸事.

古委会和汉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前后一共举行了三次,我都参加了.1996年4月的这一次,在时间上还有其特殊之处.当时正值台湾“大选”.李登辉做过一任领导人之后又在参选,大陆方面自然高度关注.本来两岸有关单位都在抓紧时间准备会议上见面,到了临行时,风云突变,气氛陡然紧张.“大选”过后,尘埃落定,两边均不愿把弦绷得太紧,台湾方面人心尤为浮动,希望大陆方面马上去一个团队,好稳定人心,大陆方面也不愿联系自此中断,于是港台办一路开绿灯,让我们及时赶去.古委会乃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代表队,内有十一所大学,四个图书馆,一家研究院,共二十七位教授,中多文史学界的知名学者.那时入台要到香港的台湾驻港机构去办入台证,路过香港时,我找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邓仕樑教授帮助,安排食宿,联系车辆,王晋光教授与我正在该系访问的学生陈书禄做了不少具体工作.其间还与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饶宗颐教授等人与香港大学东方语文系的赵令扬教授等人举行了座谈.

台湾当局为此拨下了一笔丰厚的会务费.他们那边也有数十位代表参加.因系初次见面,提交的论文中多介绍两岸学界在文史领域内开展研究的情况,也有不少古籍整理方面的专题论文,彼此提高了学识,增进了友谊.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收获颇丰.古委会秘书处曹亦冰副秘书长随即编了一本《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且在《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4期上发表了一组大陆与会学者记叙会议观感的文字.

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作了精心安排,除在会议上交流学术外,组织大陆代表到台湾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东华大学与“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文哲研究所访问,参观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文化场所,还赴阳明山、太鲁阁公园等地赏玩,大家都感到此行不虚.

1998年5月,会议移至大陆方面举行,古委会安排在北京五洲大酒店内食宿与讨论,会议规格仍然很高,气氛热烈.台湾方面随队而来的大陆办人员特来告诉我,下半年去台湾“清华大学”教书的手续已经办妥,欢迎我偕夫人前去讲学云云,礼貌周到,感觉颇佳.此间招待台湾代表去承德避暑山庄参观,好多台湾朋友也以为此行不虚.2001年5月,第三次会议又在台湾那边举行,路经香港,我又请浸会大学中文系主任邝健行教授帮助,解决驻港时期的一切事务,任教于此的学生陈致协助做了不少杂事.会议仍然保持了很高的规格,只是此时我已垂垂老矣.新陈代谢,代表已以年轻学者为主.由于两岸交往日益便捷,学者来来往往参加各种专题会议已是常事,这类有关两岸古籍的大型会议也就不再继续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