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对建国前中苏两封电报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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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解密了早些年的档案,这其中就发现了同斯大林往来书信中的两份绝密电报.电报中的内容极其的敏感,涉及到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对各党派的政策和态度以及中国领导的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究竟是如何确立的等问题,一时间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学者纷纷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对近十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概括.

关 键 词 ：建国前 中苏两封电报 综述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1）08-0000-02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解密了早些年的档案,这其中就发现了同斯大林往来书信中的两份绝密电报.在1947年11月30日曾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绝密电报.“随着民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已不复存在.民盟中有同情我们党的人,虽然它的多数领导人是动摇分子,他们迫于国民党的压力解散了同盟,从而表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1］（P86）

而斯大林在1948年4月20日对于的电报作了回复.在这封电报中提到,“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他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长期存在,将不得不同他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对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要保留自己的领导权,也就是领导地位.”［2］（P89）

在列多夫斯基的《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一文中,援引了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向苏共主席团递交的关于这次使命的书面报告全文,这其中就涉及以上两份电报.并且,米高扬认为,“显然,由于这一建议,改变了自己对待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

正是随着这样两封电报的解密,国内的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很多学者都围绕着为什么当时会给斯大林发去这样的电报,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择了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①2002年,龚育之在《党史札记》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至于说,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在始终坚持同反对美蒋的党派合作的同时,是不是根据从多方面考虑和比较的原则,也设想过将来要不要、能不能也像苏联和南斯拉夫（实际上）那样实行制,探讨过这样做有什么利弊,这样的可能性,是不必排除的.尤其是中国是不是想过要试探一下苏联的意见,试探一下苏联能不能赞成中国的联合党派的政策、会不会反对中国的这个政策,这样的可能性,更是不必排除的.在试探的过程中,在相互沟通上发生一些障碍和误会,这样的可能性,也是不必排除的.”［3］(P60)龚育之在2007年《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刊》［4］(P33)上再次分析了这个问题.

②2002年《唯实》刊载贺艳青的文章.贺艳青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论述了在建国后保留党派的原因.国内因素,“首先,从历史发展来看,政治化是历史不可抗拒的潮流,也是长期革命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其次,从建国初期中国社会的现状来看,也需要全国各阶级、阶层团结合作、群策群力进行国内建设和抵御来自国外的威胁和压力.”从国际因素看,“中国解放战争逐步胜利、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时期也正是东西方‘铁幕’拉下、美苏对峙日益严重、冷战不断升级的时期.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它将更多地受苏联影响.”［5］(P65-66)

③2003年《党史研究》刊发秦立海的文章.秦立海通过所发电报的背景和内容与米高扬的报告的比对研究,基本上可以确信曾经确实发过此电报.又对斯大林复电内容及影响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最后认为,“改变和放弃1947年11月30日电报中的‘看法’,主要是由于国内随着民盟的恢复活动和民盟的成立而使各党派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这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所引起的,而且早在收到斯大林复电之前中国就已明确做出了这一决策.”［6］(P83)

④2003年《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刊发宋晓芹的文章,宋晓芹认为“给斯大林的电报应该是带有试探性质的策略之举.忽视客观现实,不加考证地随便引用这两份电报,断言早有让党派离开政治舞台之意,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7］(P114)

⑤2005年杨火林发表《1949-1954年的中国政治体制》一文,他认为“是否的确曾一度有过要实行的设想和他为什么会这样想,目前尚没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证明.笔者认为,即使有,也是非常短暂的,但那说明不了别的问题,只能更进一步说明探索合作制充满艰辛.”［8］(P84)

⑥2005年《求索》杂志发表贺金林的文章.贺金林从致斯大林电报的背景来分析对各党派态度和政策的变化.认为,“1947年以后中国开始逐渐抛弃了和谈路线,将革命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国民党反对派头子.但是由于政治局势变化得太快使得像民盟这样的政治派别不太容易及时调整政策与策略.作为中国长期以来的盟友,二者的分歧在1947年彻底暴露.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与中间路线的破产要求中国对于过去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理论作出必要的修正.”［9］(P193)

⑦2007年钟德涛在《中国政党制度的产生与演变》［10］(P70-78)一文中提到这一问题.他首先分析了与斯大林的两封电报,其次从考察建国前的合作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对待党派的一贯立场,最后,他从三个方面解读了与斯大林的两封电报的内涵.

⑧2008年《思想研究》刊登张旭东的文章.张旭东认为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才做出重大转变的,“首先,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而加以取缔,而民盟又是党派的主体和核心；另外,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政党模式影响了的选择,斯大林在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1936年同时宣布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南斯拉夫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仿效苏联向制转变.源于意识形态的关系,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政党模式影响了的选择.”［11］(P27)

⑨2008年《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刊登了李传玺的文章.李传玺经过分析认为,“苏联及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制,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前无借鉴的情况下,照搬苏联及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模式,学习他们的政党制度,当然也是有可能的.” “有的党派投入国民党阵营,最大的党派民盟宣布解散,有影响的党派已经寥寥无几,这恐怕也促使开始思考是不是要实行联合政府,开始比较制与制的利弊.”［12］(P39)

⑩2008年《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发表了黄济福的文章.黄济福通过研究和在建国前后对于党派的态度,全面分析与斯大林的电报,得出“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只能是中国的产物,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和各党派共同选择的结果” ［13］(P18)的结论.

(11)2009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发表沈志华的文章.作者看来,“1947年11月30日电报说要像苏联一样实行制,只是在试探斯大林的态度.”［14］(P2)

(12)2009年《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发表邵雍的文章.认为,“领导人的担心和忧虑并非杞人忧天等这些党派,多数处在香港或海外,无更多实际行动来证明其政治倾向.”［15］(P21)

(13)2009年徐兵在其博士论文中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两个问题,“此时苏联力挺领导,并且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放弃了合作,斯大林为什么不赞成毛的想法呢?

在此前后一直坚持建立联合政府,为什么提出让其他党派退出历史舞台呢?”［16］(P189)但是他并没有详细分析,只是引用了龚育之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来回答了这个问题.

(14)2009年沈建中在其《走近司徒雷登》一书中认为,随着三大战役的相继打响,“的‘领导者和召集人’的地位已无庸置疑.其革命的果实,是不容任何力量染指的.”［17］ (P121)因此,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便提出其他政党都应退出历史舞台.而后之所以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则是由于采纳了斯大林的建议.

(15)2010年《当代中国史研究》刊载李格的研究文章.李格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曾存在对统战工作的一些错误认识和取消派的意见.等人在党派去留问题上同样存在一个认识过程.”［18］（P38）李格还援引董必武和李维汉的文章来阐明此观点.

在2011年1月30日召开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说：“我们要以中国成立90周年为契机,全面总结和展示中国同各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光辉历程,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坚持和完善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同中国的亲密合作,确保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得到贯彻落实.”［19］因此,这一问题还将成为今后学术界的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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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张旭东.开国前夕新主义建国理论的创新和发展［J］.思想研究.2008年第1期.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