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中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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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试图以著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处女作《喜福会》为文本,着重分析小说中所反映的美籍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作为华人移民的第二代,谭恩美在其小说中着重表现了华裔的中国母体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对峙,以及美籍华裔自身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文化认同”的问题就存在或产生于这类对峙、冲突和矛盾中.小说不仅揭示了以上种种矛盾和冲突,而且还努力为居美华人走出“文化认同”的危机指出了方向.

关 键 词 喜福会 华裔 文化认同 冲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Joy Luck Club"

MAO Lish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take the famous Chinese writer Amy Tan's work "the Joy Luck Club" as the text,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culture identity" problem. A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Amy Tan in his novels focus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thnic Chinese culture and American mainstream culture confrontation,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ts two 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

Key words Joy Luck Club；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conflict

0 引子

随着 “后现代”及“全球化”席卷整个世界,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在当今时代中越来越受到美国以及中国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作为一个美籍华裔的共同特点,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近年来成为研究这些美籍华裔文学作品的学者都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事实上,作为中国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这些美籍华裔作品都强烈而敏感地表现了这种“文化认同”的主题.笔者试图以著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处女作《喜福会》为文本,着重分析小说中所反映的美籍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与重建的问题.希望可以以此来丰富我们对美籍华裔历史文化背景的了解,同时也更为直观地体会对“全球化”时代文化身份的认知.

在美国“后现代主义”影响下,文化领域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边缘文化”的表现.此时发表的小说《喜福会》以写“边缘人”的生活经历为主.小说中,作者描写了中国移民及其后代在文化身份认同和族裔身份确立方面所处的两难境地.而这刚好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点之一,即充满矛盾的特点,正是通过对这种两难境地的描写,作家谭恩美提出了美籍华裔的“文化认同”问题.

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于1952年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她的父母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从中国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他们心中中国传统的望女成凤的思想根深蒂固,读好书,学钢琴,希望女儿可以出人头地,成为父母,家族,乃至全体华人的骄傲.在一次采访中谭恩美谈到：“父母要我们既生活在美国,又要保持中国人的土地.”然而作为第二代移民的谭恩美却希望主动地融入美国文化,获得强势主流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东方人的长相和血统以及中国的母体文化传统又常常让她苦恼不已.从小学到高中,她都是班上唯一的华裔女孩,她一直希望得到美国主流文化的认同,却又经常感到心灰意冷,十分孤独.“与众不同让我感到羞愧”,她在采访中说.为了改变长相,少女时代的谭恩美甚至在睡觉时用夹子夹住鼻子,来让鼻梁长得像美国人一样高.儿时的她拒绝按照中国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她认为中餐“太可怕了”,更甚至于她认为按照美国的方式用餐就可以令自己长得更像美国人.“如果说美国是个大熔炉是一个神话.那么在融化的过程中,我们最终总是有意识地选择美国的东西——热狗和苹果派——而丢掉中国的一切.”

《喜福会》的题材有不少都是来自作者及其父母的生活经历.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为她的文学想象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作者曾说：“在写作这部作品之前,母亲问过我,她死后我还能记得她多少事情.”作者用小说回答了母亲的疑问.小说中所描述的四对母女的的故事均源自真人真事,极具真实性.其中四个母亲的形象代表了“我母亲的不同侧面”,她们都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从中国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在她们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反映着作者母亲的影子,而“作品中所有女儿形象都代表我自己”,即小说主人公金美的经历更多地取自作者的真实生活和思想感情经历,因此作品的自传色彩非常浓厚.

1.小说结构上的分析

从小说的结构上看,以中国轮流坐庄的方式,以四户人家分别作为四个部分的叙述中心,利用打的程序来架构作品,十六个故事各个独立成章,构成了更大的一个故事.故事中的人物依次采用第一人称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母亲们（1949年移居美国）各自叙述其在中国的经历（其中一位母亲吴夙愿已去世,由其女儿代述）和来到美国后的心理迷惘和失望（对异国文化的迷惘,对美国化的女儿的失望）.而当四位美国化的女儿则表达了处于中美两种文化夹缝中的痛苦感受,与母亲的观点分歧以及在生活、婚姻以及事业上所遭受的种种挫折等.母女们分别以第一人称进行自叙,仿佛搭建了一个时空大舞台,这种结构无疑给展现心灵世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小说中对于这一中国文化的特色产物的独特运用,则在于牌局的不可预知性,作者用这个象征物来比喻人生的不可预知性.变幻莫测的人生起伏就好像牌局中的每一张牌的起起落落.四个母亲都有着苦不堪言的过去.经过顽强打拼,才在美国社会站稳脚跟.而四个女儿则一直生活在母亲无微不至的关心照料下.母亲对她们非常疼爱,但又严加管教,望女成凤.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万般呵护下的女儿们却没有得到她们所期许的幸福.母亲的关爱使她们最终继承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同时美国的生活又让她们吸纳了美国的主流文化.作品中十六个故事都与母亲有关（与女儿有关的只有十三个）,小说中母亲的声音得以强调,母亲的形象得以突出,于是女儿与母亲对话的张力朝着对母亲认同和接受的方向发展.这就体现了作者以及其他华裔后代对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的接受和认同,也即他们对自己“边缘人”的文化身份的一种认同. 而文中,吴夙愿曾说：“东边是一切事物的开始,是太阳升起的地方,风吹来的方向”.（p.22）东方在母亲的心中始终是生命开始的地方,也是她们所希望的落叶归根之处,她们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认为中国的文化才是自己的根.小说的结尾以吴金美代替东方座位的母亲回到东方（上海）完成母亲的夙愿,整个过程寓意母女关系从不理解走向理解,从对抗走向接受.这也是女儿走向成熟,回归家园的旅程,就像作品中母亲深信不疑的一句话：“一旦你生下来是中国人,你的感觉和思维是中国人的,你改也改不了”.（p.306）

看似散漫的十六个故事组成的式的缀缎结构,其背后的结构却体现着内在的统一和逻辑.一个个故事就在一局局的“吃”,“碰”,“和”中缓缓流出,朝着母女关系对话融合的方向发展.

2.作品内容上的分析

2.1 对“美国梦”的阐释

“美国梦”是《喜福会》涉及的第一个文化主题.小说中鸭子变天鹅的寓言象征性地表达了作者对“美国梦”的阐释：鸭子原本只是想变成一只鹅,这样就可以被摆放在烤鹅席的正,于是鸭子努力地伸长脖子,但鸭子把脖子伸得太长了,竟变得如天鹅一般美丽.与此类似,母亲希望女儿能够成为自己的骄傲,她梦想着,在美国可以一切从头开始,告别辛酸的过去,她的女儿可以事业有成,获得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说,母亲的“美国梦”变成了现实——女儿的确得偿所愿获得了尊重.然而女儿却成为一个地道的“香蕉人”——除了披着黄色的皮肤,只愿意讲英语,喝可乐,不愿了解母亲的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母女之间无法交流和沟通.像那只变成天鹅的鸭子一样,中国移民的女儿也无法再变回中国人.而寓言结尾处,天鹅被没收,仅剩的一根羽毛则象征着母亲的希望几乎完全破灭时,只能寄希望于将自己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中国人的血统传给女儿.在美国这个“大熔炉”中,华裔后代们主动地向主流文化趋同,但却难以真正成为其主流文化的一员.

2.2 文化的冲突与认同

2.2.1 母女间的代沟

代沟使母女无法交流成为作品的另一个主题.尽管代沟问题是人类社会所共有的问题,但在作者的笔下,代沟却与种族地位发生了关联.四位母亲都仍然保留着中国式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而四个女儿却都十分美国化,女儿不会说中文,而母亲只会一点英语,年轻人不愿意认同老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理解也不愿遵循中国的传统规矩,所以两代人之间不断地会发生思想和感情上的冲突,形成一条似乎无法逾越的思想鸿沟.于是逃离唐人街成了华裔作品中描写青年成长的必由之路.

母亲们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和地域的转换,她们无法忘记在中国生活的难言痛楚,也无法用蹩脚英语表达出对美国生活的种种希望.她们希望告别过去,她们憧憬未来,然而新的环境带来了新的生存困境——地位卑微,文化身份的缺失使得她们长期处于美国主流文化的边缘者的失语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代移民感觉到自己不过是美国的匆匆过客,她们开始担心自己的孩子失去中国的文化传统,她们担心美国文化会“夺走”自己的孩子,于是她们竭尽全力地维持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联系,严格地要求孩子接受中国文化的传统.作为年轻一代的女儿们却对自己的母亲带来的准则和期望一无所知,而且漠不关心.她们拒绝接受母亲要其扮演的角色,拒绝对母亲那个母体文化传统的认同,拒绝认同母亲为她们塑造的文化身份.对于华裔后代来说,中国的母体文化显得太过遥远,太过隔膜,她们走出唐人街,散落于美国各个角落,于是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中国文化的个性.吴夙愿希望女儿成为钢琴家,但女儿没有.龚琳达让女儿学习适应美国环境,女儿很快就学会了一切,却唯学不会中国传统的文化气质.母亲苦口婆心地给女儿讲,而女儿“只顾嚼口香糖,吧嗒吧嗒的,然后吹起一只比自己的脸还大的泡泡.”琳达悲哀地发现女儿“除了头发和皮肤是中国式的外,她的内部,全是美国制造的.”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香蕉”.母亲们希望女儿们保留的孝顺、服从、忍耐、守礼等中华传统全部都没有实现.当十八岁的女儿薇弗莱与十九岁的陈马文私奔的时,琳达愤怒地脱下鞋劈脸朝他们摔过去.作家对这一主题的描述是深入到人性﹑情感和之中的,女儿们的身上寄托着母亲记忆的延伸,梦想的继续,这不是母爱所能涵盖的, 这也是边缘者与主流社会的对峙,而这也成为了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因素.

2.2.2 文化身份的重建

华裔后代同时受到中国母体文化和美国主流的文化的双重熏陶和渗透,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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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母亲作为民族历史与记忆的中介.美籍华裔后代们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丧失了对于母体文化的历史记忆,也失去了原来固有的与他们的形体和身份相匹配的传统文化标记,他们的历史记忆出现了断层,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沉重的历史失落感.所以,《喜福会》中,母亲成了她们唯一可以询问的对象,是有关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取之不尽的记忆的宝库.” 母亲和历史记忆是紧密不可分的,成了他们了解历史的唯一信息来源. 其次,母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母亲形象占据着谭恩美小说的情感中心.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女儿们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是相当生疏的,但正是通过她们的母亲,她们在情感和意识上逐步接近了中国和中国文化.她们最终还是认同了母亲,认同了古老的中国文化,认同了她们的中国人的身份.而小说末尾部分,吴金美的中国之行以及她找到的可以替代母亲的中国姐姐,显然象征了她对自己文化的根的认同.与金美的经历一样,作品中另外三个女儿最终也实现了思想转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小说体现了作者想为自己和其他华人建构的“文化身份认同”,而这种通过回归文化根源而达到的自信,即在置于自身的母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两极中寻找一种平衡,无疑将会成为华裔后代们应对文化和种族的两难境地的法宝.

3.结论

林瑛女士曾说,“谭恩美的小说‘以消除冲突与和解结局.斗争,战斗结束了；当尘烟散尽时,以前被认为是令人憎恶的束缚现在变成了值得珍惜的联结’”.（Stephen Souris, 2000：79）这种理解与和解的大团圆结局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小说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一种正确对待文化的态度：在文化冲突中寻求一种平衡,继承母文化,吸收新文化——既不能一味固守自己的传统文化,也不可单纯地追求新的美国方式.在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文化景观中,既不能过分强调民族文化传统,夸大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别,加深文化对立,也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归属和与传统联结的纽带.美国研究亚裔文化的学者大卫·坡伦波·刘曾经说过：“在典型的少数族裔的作品里,我们往往看到一种自省现象,即认为少数族裔的问题是一种内在的,别人代替不了的问题,因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对自我的剖析和反省,而不是要求主流文化做出一定的检讨.”（Did Palombo-Liu,1999：402）如果以此为解析范例,那么《喜福会》就应该属于这种常做“自我剖析和反省”的典型的少数族裔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