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本位文化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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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6-6101(2010)03-0141-5

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尤其是对古代中国文史哲的研究,以其历史悠长、细致缜密、门类齐全而著称,这是人所周知的事实.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日本中国学日益关注,由此译介日本学人的学说、条缕日本中国学的脉络、比较中日学术的异同等从各种角度、层面关注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可以说已成为学术热点之一.新近出版的《日本诗经学史》正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一部专题性著作.

《日本诗经学史)(以下简称《学史》)是阎纯德、吴志良主编的学术丛书《列国汉学史书系)中的一部,由学苑出版社刊行.作者王晓平先生是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日本帝山学院大学客座教授,并任中国诗经学会理事、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日比较文学的研究.(学史)是他多年潜心涵咏的成果,据其自述,“本书的写作前后阅30年.从1981年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万叶集)对《诗经》的借鉴》等笔者对《诗经》研究就锁定了考证和比较研究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的接点就是诗经研究史”.

由于(诗经》在文学和经学上的双重经典身份,2000多年来研究者代不乏人,著述更可称汗牛充栋.自20世纪初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建立之初,学者就展开了对中国诗经学史的研究,如胡适、顾颉刚等人在1920年代初就对姚际恒、方玉润等人投以特别关注.随着研究的推进,对于中国诗经学史的研究也日趋细密,不仅有综论性的通代诗经学史,甚至还出现了断代的诗经学史专著.相比之下,对日本诗经学的梳理研究,则是寂寥之至.在《学史》问世前,没有此方面的专著；而笔者据《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一书略做统计,相关论文也不过十余篇.这与《学史》所揭示的日本(诗经》研究的深厚学术积淀,是极不相称的,也是一个颇令人遗憾的学术空白.故而笔者获得《学史《后,立刻展卷快读一过,在颇受教益的同时,对于此书的特点价值也有了一些体会和认识,故借此短文,略加布陈.

凡治学术史者,应以高挹群言、条析众流为第一义.换言之,学术史著作首先必须勾勒出清晰的学术谱系,使纷繁复杂的学术现象、人物与学说各归其位,这样才能避免身陷庞大的资料海洋而无法自拔、散漫无边,或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式的微观研究集合.通读《学史》后的首先印象是,作者对日本诗经学的演进脉络与学术谱系有着精确的把握,这种敏锐的谱系感贯穿于全书.比如,对近世之前的日本诗经学,根据其家学授受、一脉单传的特点,重点论述了清原氏诗经学.对于近世(即江户时代)的诗经学,则以学派为分野.分别论述评说了朱子学派、古学派、阳明学派与折衷派的人物、学说,并着重阐述了各派说《诗》的“尊朱”、“抑朱”倾向.对于近代,则关注诗经学从旧汉学中的一支向现代学术意义下的“文学”研究转型这一学术背景,以及明治维新后“脱亚人欧”思潮背景下《诗经》研究的嬗变.对于战后的《诗经》研究,则着眼于分流与细化,分别论述了山田统为代表的新考据、着重于文献考订与名物研究的京都学派(以青木正儿和吉川幸次郎为代表)、松本雅明、赤冢忠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派,以及将文化人类学方法与金文考据相结合的白川静诗经学等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流派.在论述时,作者首先展现了对各派学说良好的整体把握.考镜源流,折衷得失,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幅清晰明了的日本诗经学的演进图景.例如,在研究文化人类学派时,首先祖述源流.指出法国汉学家葛兰言对该学派的直接影响.在评价该流派的学术得失时,不仅指出其受西方文化人类学影响,“将《诗经》完全看成宗教文学的倾向是明显的.他们完全不看《诗经》中存在的世俗内容,多满足于形式上的类比”,以及在论证方法与文献阐释上钩连牵强等明显缺失；也提示我们应重视其民族学、社会学的研究立场和对后续研究的启发价值,批评了部分国内学者“大见其失而小见其得”、斤斤于该流派研究中的某些细节错误而低估其整体成就的偏见.其次,《学史》在描绘日本诗经学发展的同时,还时有必要的考证,阐明诸学说间的传承关系,廓清学术发展的内在联系.例如在讨论清原氏诗经学时,指出其代表性著作(毛诗抄)是清原诗经学从遵从汉魏古注到注重吸收宋人学说的转折关键,并对《毛诗抄》中所引用的“近说”加以考证,指出绝大部分出自宋人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解决这一长期存疑的问题,更全面地层示了清原诗经学与宋代诗经学的传承关系.

如前述,对于国内学术界而言,日本诗经学是一个陌生的领域.这种陌生又体现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学说与文献资料等表象层面的陌生,其二是其学说所根植的文化心理等潜层面的陌生,而又以后者为甚.仅破除前者,只是知其然；唯有使后一种陌生涣然冰释,才能知其所以然.否则,对日本诗经学的评述只能限于浮光掠影、雾里看花的猎奇,甚至难以避免郢书燕说式的误读,自然也就无法达到横贯中日《诗》学乃至构筑东亚世界《诗》学全景的最终目的.所以,较之梳理日本诗经学的谱系与发展脉络,更为重要的任务是解明日本诗经学的特质,并剖析其赖以形成的文化机制与文化心理等深层背景.值得激赏的是,《学史》在这方面尤可称道.例如,言及日本汉学.我们往往特别重视日藏汉籍善本(尤其是早期写本)的文献价值,《诗经》当然也不例外.《学史)不仅着力发覆日藏《诗经》写本的文献价值,提出其有“考经文”、“考《传》、《笺》、《疏》佚文”、“考各本虚字之增删”、“知定本前后俗本之旧貌”、“考《毛诗》及三家诗散佚著述佚文”、“考六朝初唐俗文异文”等六方面的功用①,还特意提出“写本文化”这一概念,从文化传播一保存机制的角度,指出日本多存早期写本的原因有三：其一是“与同时中国朝鲜写本和印本并行相比,日本却仍要依靠抄写来维持书籍的传播.文化上的这种相对落后,反而成为了保存旧抄本的温床,使大部分旧抄本得以传之于世”.其二是旧抄本中多加入日式训读,使其成为近似于译本的可读本,由此赢得大量读者,反之又促进了抄本的留存不废.其三是日本封闭式的家学授受,使历代研读者多具有尊崇权威的心理,所以流传有绪的古本尤能得人信奉而备受珍视.因此,家学相承、秘不外传的这种封闭落后的学术模式反而促成了日藏<诗经)善本的丰富性,这种文化现象是极可玩味的.这样的解说不仅使读者明悉日本多《诗经》古本的原因,更可推而广之,有助于我们对日藏汉籍善本的更深理解.再如,谈及江户时代《诗>学时,特别拈出以古学派为首的对朱熹劝善惩恶解(诗)说的激烈反对.对此,作者不仅指出这一倾向受了中国学术风气转变的影响(如揭示了伊藤仁斋父子受田汝成、钟惺等人(诗)说的启发),同时也是日本民族审美趣味与当时町人文化的产物,“他们的观点与当时町人社会的文艺思潮一脉相通,对《诗经)的研究也浸透着日本文学超脱政治、崇尚风雅这些传统的影响”,更全面地探究了这一学术现象的成因,同时也提示我们在思考同类问题时,应将外来影响与内在理路综合考量.

学术史著作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外,指示门径也是其应有之义；而为国内读者 提示研究线索、介绍稀见文献、汇录资料索引,更是治域外学术史者的不二责任.特别是日本汉学,文献资料的丰富与高质量,向来为人羡称,但国内相关的资料索引手段却不完备,特别是在日人汉文著作即所谓“准汉籍”、日文研究论著方面,尤为欠缺.这也是造成我们不知或不能利用日文资料推进自身研究、以至对日本汉学感到陌生而隔膜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到日本诗经学,也不例外.对于日藏《诗经》及说《诗)著作的善本,由于《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等工具书的存在和介绍,我们还相对熟悉；至于江户时代学者诸多解《诗》的准汉籍和现代日本学者的《诗经》研究论著,除却国内少有收藏的日人编制的各类工具书之外,几乎无从检索寻访.而注重文献资料性正是《学史》的特色之一.具体而言,其贡献大致有三：其一,注重介绍日藏《诗经》善本,通过实证揭示其独有的文献价值,其中尤其重视对古写本的研讨开掘.其二,关注准汉籍中的《诗》学著作,如书中不吝篇幅,着力介绍清原宣贤《毛诗抄》、静嘉堂本《毛诗郑笺》以及江户时代诸家的《诗》学著作.其三,在介绍日本近代以来的诗经研究时,时常在文中开列重要的研究论著,再结合卷末的参考书目,可以起到简明资料索引的作用,为我们提供了按图索骥的方便.其中的后两点对前述准汉籍与日文研究论著缺乏有效检索手段这两大突出缺憾弥补不少,对国内研究者而言,尤具资料和检索价值.而作者称,《学史》的姊妹作《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也即将出版.相信能进一步解决国内学界对日本诗经学文献资料的隔膜,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学史》的另一特色是视野开阔,不固步自封于狭义的《诗经》研究,而是在立足于学术本位的同时,着眼于文化观照,将《诗经》在日本被传播、被研究、被模拟、被重写等诸环节作为“国际文化现象”予以通观.据作者自述,该书欲阐释的问题有：“日本学人是用什么本子来研读《诗经》的他们从《诗经》中读出了什么读完以后,他们又做了什么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对日本文学、日本文化起过些什么作用”显然,后两个问题已不在学术史的研究范围内,而属于接受史和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由此思路,作者用相当的篇幅探讨了《诗经》之于日本文学与文化的影响,具体而言,大致又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诗经》对和歌、俳句等和风文学的影响、对日本汉文学的影响、《毛诗序》对日本文学理论的影响、日人对《诗经》的译读仿写、日本文化中的《诗经》印记.在探讨以上问题时,作者细大不捐,重视对边缘现象的开掘,常令人耳目一新.如谈及《诗经》之于和风文学时,除了探讨所知者较广的《诗经》对于和歌、俳句等日式诗歌的影响之外,还特意提及人们较为陌生的歌舞伎这一日本独有的戏剧艺术也曾受《诗经》的影响.谈及日人对《诗经》的翻译仿写,在罗列诸家的同时,重视将《诗经》译为俳句、和歌(俳译、歌译),以及小说家海音寺潮五郎不拘于原有形式、将《诗经》译为通俗歌谣这类以《诗经》元素展开的再创作.此外.作者对于“训读”这一日本所特有的翻译现象予以特别关注,指出训读是“以自己的语言对原文加以理解和训释,是在保留汉字的基础上,改变原文语序.同时增加日语助词的一种特殊读解方法”.而之前的中国学者对于训读根本不予关注,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影印日藏汉籍时,还认为日文训读符号“于我无用”,将其尽数删除.作者特别指出,训读介于翻译与注释之间,是日本人理解中国文化的一种利器,它极大促进了《诗经》在日本的传播；同时由于训读必须依托于原文,所以无形中“这种世界上独特的文献流通方式,对于保存中国典籍之旧貌.却是意想不到的功绩”.而作者之所以能持此通透深入之见,正与其将<诗经>之于日本的一切现象综合通观、视之为“国际文化现象”的研究立场密切相关.从上述例证可以看出,虽然《学史》的部分内容已经脱离了纯粹的学术史研究而进入文化观察的领域,但是这并没有损害其学术严谨性,反而由于视野的宽广,能提出新问题,给予新解说；同时全书也未因这些表面上“旁逸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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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我们一直不甘于中国学术始终无法摆脱紧随海外学术潮流而亦步亦趋的边缘化命运,而这种尴尬境遇不仅体现于方法论上的“失语”,也表现为研究选题的后知后觉.甚至很多中国文史研究领域的经典课题,都是外国研究者孤明先发、国内研究者随后跟进的.而作者称,“在日本,还没有一部类似日本诗经学史的书.”意即《学史》的问世填补了一项中日两国共同的学术空白.我们知道,日本学界有非常重视梳理“研究史”的传统,却尚无类似著作问世,因此《学史》不仅使中文读者拥有了一部可以窥探日本《诗》学图景的指南,同时也为就这一问题展开国际学术对话提供了可能性,这可能也是其最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所在.

不过,《学史》既然是筚路蓝缕、道夫先路之作,又力图涵盖具有千年历史的日本《诗》学的全景,细节上的疏漏自然难以避免.例如,在描述日本现代的《诗经》研究状况时,几乎将注意力完全投向了问题本身,对于《诗经》研究在日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乃至日本中国学中的位置,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阐明.同样,不少从事《诗经》研究的日本知名学者都是在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的名家――如书中所论及的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白川静、冈村繁等人,《学史》也没有将他们的《诗经》研究放人其个人学术建树的大视野下进行通观.此外,作为一部学术史著作,从理想角度而言,应编制诸如“日本诗经学史大事年表”之类的资料性谱录,这样年表谱录既可与正文互为表里,使正文的论述更加精练纯粹,也可为研究者提供参考帮助.《学史》在此方面付之阙如,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当然,所谓大醇小疵,上述缺陷的存在无损于《学史》的开创性贡献,同时就整体而言,也不会影响其资料详实、脉络清晰、视野宽广、持论通达等突出优点.笔者相信,《学史》的出版必然能推动对日本诗经学、海外中国学、比较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并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