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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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９日至１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协办的“儒学与亚洲人文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市达园宾馆隆重召开.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总裁金在烈、越南驻华大使陈文律、日本早稻田大学前任校长西原春夫、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俊到会致辞；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巴西、美国、瑞典、俄罗斯、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１５０多名专家、学者参加讨论会,提交了１０２篇学术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宋志明教授、韩国翰林大学李东俊教授、俄罗斯孔子基金会主席嵇辽拉（又名列谢贝列罗莫夫）教授、越南汉喃研究院郑克孟院长作了主题发言.

儒学与亚洲人文价值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亚洲价值观”问题一直引起中国哲学界乃至思想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其中就包括对“儒学与亚洲价值观”关系问题的研究.本次会议上,与会代表主要从儒学本身的人文价值、儒学在亚洲人文价值形成中的作用以及亚洲人文价值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３个层面展开深入讨论.

关于儒学本身的人文价值,与会代表对先秦儒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既有对先秦儒学经典人文价值的阐发,也有对儒学人文价值的理论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教授从自创的“和合学”视阈出发,对什么是“人文”与“人文价值”进行界定,认为人文价值是指对人的生命活动存在的生存世界、人格尊严的意义世界和人的价值理想终极关怀的可能世界的体认,以及对个人和社会所开发的效应、创造和意义.进而,他通过对先秦儒家的核心话题――“论道”的基本内涵进行系统疏理和考察,阐明先秦儒家“论道”的人文价值,即由孔子畏天命而进入“知天命”所开启的孟子和荀子两条理路：孟子由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所开出的内度途径；荀子以天为自然之天,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开出外度途径.正因孟荀所开出的这两条理路,使儒家“论道”的形而上天命论与形而下的器物论、天道性命的度越性与百姓日用的经验性、内在心性的道德理性与外在人的情感现象,达到一种融突的和合境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冯俊教授则从人文、人性、人本、人道４个层面解答了何谓儒学的人文精神、人文特征,指出儒学的人文精神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与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通融一体,塑造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和特征,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自性和个性；其影响波及东亚、东南亚各国,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共有、共享的文化特色、文化传统和文化生态,并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从而呼吁弘扬儒学的人文精神,为人类文明和世界和谐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韩国翰林大学李东俊教授对儒学教育的根本精神进行分析,认为儒学教育以人格教育为根本,以人道主义精神的培养即个人自主精神与个人所以为社会服务、牺牲奉献的主体价值为教育理念,以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为主要教育理念,进而强调学习文化遗产与传统创新的双重任务和意义.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刘宗贤研究员对原创儒学价值的基本定位、立学根基、基本人格精神进行剖析,认为儒学价值的基本定位应当是儒家伦理精神,即以人为伦理主体的文化精神,儒学的立学根基是仁道的亲情意识,儒学的基本人格精神是“内圣外王”,儒学协调社会人际关系的机制是忠恕与中庸,从而指认儒学的价值意义,从其文化原创的渊源上考察,它所具有的是一种以伦理精神和伦理结构为特征的人文价值导向.《学术界》杂志主编袁玉立编审在肯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基质的历史与当代意义的同时,也揭示了它自身的缺陷,主张当代中国人文价值应着力从事实求是与科学理性、天下为公与公民权利、修己安人与公共权力、自知之明与文化自觉４个方面去传承和创新,从而进一步完善中华民族在当代的思想内涵.

许多与会代表对儒学在亚洲人文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亚洲人文价值的内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郭齐勇教授对中、日、韩儒家精英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念、普遍性伦理或中心范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东亚儒学的中心价值观念是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等,其不仅在历史上对东亚社会发展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而且对未来中国或东亚社会中还将继续起着作用.因为传统伦理经过时代的转化、洗汰与我们自觉地批判继承,可以与现代化的新的伦理价值――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人权意识等整合起来,同时,面对人与自然、社会群众、天道诸种复杂关系的调治问题以及东亚现代化问题,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仍然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资源.中国人民大学宋志明教授认为,儒学立足于内在性原则,倡导超越性原则,确立了内在超越的价值取向,对东亚价值观的形成发生了重大影响：儒学强调内在性,主张人性善,具有凝聚群体的作用,规导着人本主义取向；儒学强调超越性,主张超凡入圣,积极面对现实,提升人生境界,规导着淑世主义的取向；儒学强调包容性,拒拆排他性,主张“协和万邦”、“万国咸宁”,规导着和平主义的取向.南开大学李翔海教授认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长期充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对于东亚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亚洲价值观与儒家思想”之间在基本价值取向上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他进而指出亚洲价值观的兴起足以从一个侧面体现出经过现代转化之后的儒家思想所可能具有的当代意义：儒家思想所凸显的“关系本位”的伦理规范将可能成为纠正极端个人主义以成就更为合理的人际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儒家思想所蕴涵的奠定在“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之上的和谐化辩证法,可以为在“欧洲价值观”与“亚洲价值观”两大价值系统之间达成良性互动提供富有活力的启导性意义.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蔡方鹿教授通过对朝鲜思想家李退溪与朱熹道统论的关系的比较分析,认为朱熹、李退溪的道统思想对东方人文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影响了东方文化教育哲学、政治伦理、史学、人格观、价值观、教育、文学各个领域,而且贯通古今,对现代社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亚洲人文价值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有值得现代社会吸取和借鉴的思想因素.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郑良树教授认为,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化有着勤俭、诚朴耐劳、中庸和平、重视血统的特质,而这种特质根深蒂固地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成为他们处世待人的人生哲学,其流行和传播是可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这也正是儒家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所在.宝鸡文理学院政法系王兴尚教授认为,亚洲价值观的生成发展与经济理性、经济德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而从文化资源上讲,主张将欧洲的经济理性与亚洲的经济德性相对合,创造出新的亚洲价值体系,既可以为现代社会协调持续发展提供最重要的文化动力,也可以为未来人类文明实现和平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对于亚洲人文价值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与会代表大多在充分肯定儒学现代价值和意义的前提下,来展望亚洲未来的发展前景.俄罗斯孔子基金会主席列谢贝列罗莫夫教授充分肯定了儒家精神在亚洲人文价值观中的地位,认为恰恰是孔夫子建立了亚洲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基础；儒学精神与其他人文主义的不同不仅在于他强调以人为中心,而且提倡“有教无类”.他还针对俄罗斯目前社会动荡的现状,展望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亚洲人文价值在俄罗斯广泛传播的前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李景林教授以中国儒道两家为例,分析了中国哲学的超越性,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一贯地坚持了哲学的“共通”精神,这使它能够代替宗教构成中国文化的超越性价值基础；深入探讨中国传统哲学“通以显体”的精神,对未来世界哲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长安大学人文学院李刚教授对儒家“人类中心论”和道家“自然主义”两种生态观的差异进行分析,认为“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的对立都是以“天人合一”为共同前提,是在这一前提之下的两种互补的思路,儒家和道家生态观的对立不过是对人与自然关系模式的两种不同的选择.

有些代表对儒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比较集中的研讨.中国人民大学龚群教授强调《周易》生命哲学的意义,认为作为儒家经典的《周易》,是中国生命哲学的源头之一,几千年来对于中国人的人文生命精神起着重要作用；《周易》的生命哲学既是夏商周三代原始宗教观念逐渐淡化和对人文世界忧患关切的人文精神逐渐兴起的产物,又是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社会处于上升时期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学具有永恒的感召力,仍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力量的活源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郑万耕教授则指出,《易传》所揭示的天地人物无不具有自己的特点与价值的观念对中国古代价值学说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时至今日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清华大学历史系方朝晖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这一文化习性决定了中国社会中真正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仍将是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化,中国社会制度的建构也将围绕着这一使命进行,这一发展过程需要儒家传统的支持.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韩星教授对全球化背景下儒学与中国文化整合的关系进行探讨,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整合就是要在世界性和民族性之间找到一条可以构建起中国文化新体系,又能够解决人类文化出路问题的基本道路；为此确立儒学的主体性,进而确立儒家道德人格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走“中庸之道”,完成中国文化整合的使命.

一些与会者还就儒学人文价值观如何实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苏州大学蒋国保教授对儒学何以具有现代价值和儒家伦理怎样才能实现现代价值问题进行论证,认为儒学之所以具有现代价值,是因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不随着古代政治制度的消亡而消亡,它完全可以与时俱进,在新的时挥其精神价值；儒学本是官学下移、学术民间化的产物,它并不必然地同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儒学既不鼓吹糜烂的生活方式也不推崇消极的生活方式,而是提倡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体现了人之生命精神的积极取向.至于儒家伦理怎样才能实现现代价值,则有赖于儒学的普世化,而儒学实现普世化的根本途径在于儒学的世俗化.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宗桂教授则对如何实现儒学人文价值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建议：进一步在伦理阐释的层面,确定儒学人文价值的内涵、内容,及其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所起的作用,抽绎出具有普遍性、民族性的成分；弘扬知行合一的统一；运用现代传播手段,弘扬儒学人文价值；运用现代教育手段,传播儒学人文价值；运用文化建设的种种条件将儒学人文价值融入当代中国文化体系之中；推动公务员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成为新型价值的承载者,并在这个过程中,使儒学人文价值得以实现；在和谐社会的建构中,重视儒学人文价值,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系统.

儒学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核心问题与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儒学中有着丰赡的“和谐”思想资源,与会代表围绕儒学中的“和谐”思想、儒学对当今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的思想资源等问题进行了研讨.首都师范大学白奚教授通过对儒家礼治思想的梳理、辨析,阐发了儒家礼治思想与社会和谐之间的一定关系,认为儒家的礼治寄托了儒家的社会理想,可以为我们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的借鉴和思想资源,即掀开蒙在礼治之上的阶级的、等级制的外衣,淡化其中的等级意识,揭示出礼治所具有的稳定社会、实现社会有序与和谐的社会功能,就可以从中获得历史的启示,吸收其中合理的因素.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黄开国教授通过对公羊学异内外说的系统考察,探讨了公羊学异内外说与国家治理、世界和平的关系,指出公羊学异内外的内与外,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己与人的关系,有其合理的思想成分,值得从中借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黄明同研究员认为儒家思想是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的思想资源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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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代表着重就传统儒学与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启示和价值进行了深入讨论.江西行政学院哲学部徐春林先生以围绕“成为”理论、体验理论、建制理论３个核心问题,分析了儒家休闲哲学的基本内涵及其对当代中国建构和谐社会的启示：儒家休闲哲学的“成为”理论强调人的价值和意义,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对我们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具有很强的启示性；儒家休闲哲学中丰富的体验思想,有助于提高我们感受生活、体验幸福的能力,从而为和谐社会人们感受人生的幸福提供帮助；儒家的休闲体制以人的自我实现和获得生命的快乐为宗旨,它提示我们必须重视社会体制的人性化,必须使一切建制都以人的自我实现和获得生命的快乐为宗旨.安徽大学哲学系钱耕森教授通过对儒学经典《大学》的疏理、分析,从人人有责、遵循客观规律、道德素养、诚信、“生财有大道”等方面肯定对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启迪与智慧.北京大学哲学系许抗生教授认为,就伦理道德价值而言,儒家思想主要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提供伦理价值观方面的支持和根据：儒家伦理主张“以和为贵”,把和谐思想当作自己的一个根本原则；儒家伦理倡导的“仁道”精神――忠恕之道,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重要伦理价值原则；儒家倡导的“诚信”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又一重要原则；儒家倡导的忠庸之道,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人们所应有的正确思维方法.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卫平教授立足于区域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建构上海和谐社会的文明形态为个案研究,重点分析了儒学礼乐文明与海派文明的互补形态关系,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的和谐,是构建上海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人际关系上的重群体和谐与重个体界限的互补；道德规范上重家庭伦理与重职业伦理的互补；生活方式上重节俭、重悠闲与重时尚、重娱乐的互补.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黄文斌教授通过对马来西亚古城马六甲多元宗教融合与多元种族杂居的现象的个案考察和分析,认为多元文化交融是在人民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无论是各种族群杂居,或者是宗教文化融和,根本不需要“特别”通过“政策”来促进族群和谐,政府只要公平对待各族群即可.

当然,传统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意义并不是绝对的.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张锡勤教授对中国古代贵和思想进行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分析,认为中国古代和贵精神不仅包含着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群体关系的和谐、个体自身的身心和谐等丰富内涵,而且有一系列的实际措施以求其实现,但它本身不具有平等的内容,恰恰相反,它要维护的是等级的不平等.

儒学史、儒学思想及儒学与各大宗教的文明对话

儒学史与儒学思想仍然是这次大会讨论的重要论题之一.不少代表对中国儒学史给予了极大关注,研究范围涉及中国儒学发展的主要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郭沂研究员对儒学的起源与早期流变这一基础性问题提出看法,认为儒学的起源与儒家的起源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就思想而言,儒家起源于“六经”,孔子思想亦然,其有一个可寻的发展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由礼学到仁学进而易学三个阶段,分别属于孔子的早年、中年和晚年；孔子之后,儒家在人性论这一中国哲学核心问题上演变为两支,儒学也分为两派,一支为孔子晚年开创的以“德”为“性”以及内在道德先验论的新传统,另一支是三代以来以“欲”为“性”老传统的继续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周桂钿教授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独尊儒术的发展过程及其影响,认为独尊儒术是一个漫长的综合创新的过程,是经过综合创新的新儒学；独尊儒术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增强了民族凝聚力,稳定了和谐社会,巩固了统一大局面,为世界和平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源,但也导致后儒思想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的兴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罗安宪博士从文字学和思想史的角度,考证和辨析了“为学之道”的历史演变所表现出的重大差异,特别是结合“学而优则仕”、“内圣之学”与“外王之道”的疏理,指出中国古代儒家所谓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孝悌忠信,学做人的道理,与后来封建社会将“为学”目的仅仅解释为做官,导致对官职的崇拜和对知识的轻视,从而阐明和揭示出古代儒家为学之道的真谛及其对中国政治的深远影响.

关于中国儒学在明清之际的发展,学术界有人把这一时期称为儒学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或中国近代文化的启蒙时期.对此,《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魏长宝博士认为儒学在明清两代的发展,虽然经历明清之际学术话语发生的转折,虽然不能排除这一转折过程中包含了某些“近世性”或“现代性”因素的萌生或兴起,但这些因素远未成长为儒学的核心理念,也没有构成对儒学发展方向的致命挑战,儒家在这一时期仍然按照先秦至宋明以来一脉相承的传统框架和线索发展.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周可真教授对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精神特质进行研究,认为明清之际启蒙思想所张扬的是一种市民理性,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明清启蒙思想家的价值观和理智活动已经透露出市民理性的精神内容,与欧洲启蒙运动所张扬的理性有些相似,但启蒙的作用非常有限,实质上不具有近代启蒙的意义.此外,也有代表对韩国理性学、日本儒学史进行研究.韩国南汉城大学权容玉教授考察了安东儒教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地位,并充分肯定了儒学在韩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儒教在韩国的积极作用有两点：一是定立儒家教育理念；二是儒家文化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积淀作用.韩国岭南大学洪钦教授对高丽时期理学家郑梦周“不离道”思想的来源、实践事例及其影响进行概说.清华大学哲学系王中江教授以日本古学派代表人物荻生徂徕思想为中心,从回到古典及其方法、“道”的非形上化、圣人智慧化三大方面阐发日本德川时期儒学（具体说是朱子学）的革新,即儒学是如何被革新并成为“和魂”的一部分.

有些代表还通过儒学与各大宗教的比较研究,探索了儒学的未来发展问题,强调儒学的宗教性及其进行世界宗教文化对话的作用.日本早稻田大学前校长西源春夫先生认为作为亚洲世界观的一个侧面,最值得注目的是儒教,因为,儒教从本质上而言是“道德体系”,其前提不是把神、佛作为绝对者,不是固有的宗教；儒教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是经历了多次猛烈的批判,在多次斟酌、检讨和修改的基础上流传下来的深厚的理论体系；儒教不仅发源于中国,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等也得到了广泛的普及.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认为儒教既具有宗教的本质特征,又具有宗教的一般特征；在中国各大宗教中,儒教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宗教,在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主张儒教在宗教领域与各大宗教平等对话；强调儒教在保护中国民族文化,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统一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彭国翔博士认为,宗教理论中的对话包括宗教之间的对话和宗教内部的对话,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儒家传统发展的历史是对话的历史,因此宗教对话亦将构成儒学第三期展开的核心课题的主要内容之一,并分析了儒学传统对于宗教对话应有的贡献,指出以对话性为其显著特征的儒家传统是值得借鉴的思想和实践资源：“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理一分殊”的宗教观；多元宗教参与和多元宗教认同的理论与实践资源.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蔡德贵教授通过对儒学与巴哈伊教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巴合伊教的兴起与发展,既说明了宗教现代化中的某些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借鉴,倡导儒家应从巴合伊教中吸取一些现代化思想,获得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并学习其发展模式.日本学者永池荣吉先生将《论语》和《圣经》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两者在价值观上有着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主张从两者相同之处进行把握,以实现不同文化的共存.（作者罗本琦系安庆师范学院法政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方艮系人民出版社哲学室副主任、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