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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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新课题.不过无论中西,现代性的历程是人类城市发展历史的关键转折：现代性的进程促进了都市的急剧膨胀,现代性也在都市中迷茫,最后,现代性在都市中终结.正如本雅明等人的研究表明的那样,现代性本身的问题在都市的空间结构和生活方式上得到某种清晰的再现：现代性进程从其一开始起,它就相信它比古代世界能够更好地理解自身、掌握自身的命运,现代性由此蔓延为一个巨大的“理性”规划的中介性体系,但它最终发现自身就是那个幽暗的、无法理喻的“物自体”,现代性最终倒在了自己身上,最多是倒在了自己的影子之上；都市生存的秘密,就在于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那种作为中介体系的抽象性和虚无性当中.都市不是现代性视野中的历史地层的抽象堆积,但也不是后现代主义所欢庆的多元化和碎片化的历史丘墟,同样也不是自然主义和怀旧眼光中的光怪陆离——都市文化研究特别容易在这些看似具有诱惑力的问题当中迷失,而我们看到今天的都市文化研究确实迷失在自己的研究“视野”和“对象”领域当中.都市的历史与现代性密切相关,但又超出了现代性可理解的范畴,因此,今天的都市研究首先必须彻底超越现代性理论的各种显在和隐蔽的前提.今天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必须达到这样一种思维的翻转和文化自觉状态：都市本身就是我们的生存实体的文化体质和文化轮廓,是我们的生活背靠着的文化价值标尺.在都市文化研究的“客观”视野和“外部”观照之外,我们需要同时具备一种从生存主体出发的“内部”视野.文化本身就是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的问题,但现代性的（都市）文化观念内部,乃至都市“生活方式”本身,都恰恰缺少或者被放逐了一种生存性的核心.这里强调这一点,不是试图回到一种诸如现代早期的人们对于都市的乐观主义的天真赞歌,而是在经历所谓后现代的破碎和荒诞之后,必须具有的一种现实主义态度.

上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国内掀起了一轮都市研究的热潮.之后,都市研究的“理论”越来越多,关于都市的描述、分析、“书写”、“影像”越来越多,“城市文学”或“都市文学”越来越多,但在理论观照和似乎是“客观”而“理性”的研究视野当中,都市文化的生存格局和生活世界图景,就像是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或者是城市规划的沙盘模型一样,并没有成为人们的核心问题关怀,反而在日益纷杂的研究范式和学术路径当中愈加模糊不清.这一点与新中国成立以前,一些学术前辈立足于中国本位、带着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的通透理解和建设新中国的现实关怀,展开乡土中国和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但都市文化本身和目前中国都市发展建设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使都市文化研究的困难和难度其实更甚于此.造成这一结果的甚至是一种“结构性”的原因：当中国式的都市生活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不仅没有重新演绎西方对于都市化问题的认识过程和研究历史的时间,甚至没有真正客观地审视和观照这样一种对于我们而言是全新的生活方式的空间距离——所以那种貌似研究的“客观性”,只有以放弃与放逐真正的研究对象为代价才能做到.因此,都市文化研究的文化自觉的第一层意思就是,必须以一种高度的严肃性承担起生活理念关注和（可以从海德格尔意义上理解的）“生存论筹划”的重负.这不仅仅是需要一种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历史基础上的都市研究理论上的自觉——目前都市研究的理论模式往往来自于西方,或来自西方理论的启示,比如,不发自内心地理解和尊重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天人观、世界观和文化思维方式的整体性,就不可能理解北京这个大都市直至今天的城市格局和其中的生活方式；同样,不在此前提下,也不能从天津的城市布局的形成、发展当中看出近代中国历史的错乱步伐等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这里需要的不仅仅是在西方问题的终结处重建我们自己的起点,而且还需要将西方的批判性反题包括进自己的肯定性、综合性的问题关怀中,或者不如说,需要将一种更加强烈的生存性关怀、本土文化认同和现实问题指向包括进自己的问题性当中.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西方的都市文化研究往往是“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课题,但在中国却大量地出现在文学、美学这样的学科领域当中,可能正是这样一种情形或需求的曲折反映.因此,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需要一种更加属于“完成”状态的理论：历史没有给我们留出从容的思想实验的余地和容忍理论试错的抽象层面,如何在都市生活当中同时克服现实性进程中的价值虚无和意义放逐,在理论研究当中同时完成都市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文化价值“筹划”与抉择,是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历程中必须要承担的使命.

都市本身由于它所积聚的巨大的文化能量和文化前哨地位,尽管都市往往是各种地理意义上的中心,但却是全球化格局中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主权的边境和文明政治交锋的前沿.然而目前中国的大城市,在经济和物质层面上与西方世界日益同质化的同时,在文化价值的层面上被加剧空洞化了.正如有研究者对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摄像机中的一则“上海故事”所作分析指出的那样：“就发展市场经济来说,上海好像也不比香港或纽约差等然而这个优越感现在变成了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严格说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在它的注视下,上海好像的确是缺少了点什么,热闹下显出一种空洞.它好像是在说,你看中国人从来就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从来就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没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他们的政治不过是为经济服务；他们的文化已经完全被消费主义吞没等我们生活在自己的时间里面,而他们生活在别人的时间里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现实；他们只有别人的梦.那个空洞是价值的空洞.此时画面上的浦东,看上去更像一个‘现代性’或‘全球化’的海市蜃楼.”（张旭东《韦伯与文化政治》）无须讳言,目前的所谓全球化的世界,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从文化价值层面,都是由西方世界所主导的,中国式的都市发展,在未来如果不能做到一种文化上的自觉,将在整体上面临沦为西方的“文化租界”的危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离开文化上的复兴；而文化上的复兴,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经典文化的诵习和传承方面,更要从生活理念、生存方式的层面上真正地去理解、亲近、践行和弘扬中国文化当中那些最优秀的文化价值理念：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着世界上最好的普世价值和生存理念.都市建设和都市文化在这些方面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应该怎样去设想一种中国式的都市文化和都市生活方式,这是当前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应该具有的起码的问题意识.这其中的核心,就是都市文化研究的文化自觉的另一层含义：当前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中心议题,应该是探讨都市生存、都市文化如何成为落实中国式的文化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的样板的问题.未来世界的竞争的主流趋势必然不是军事和战争层面的竞争,经济层面的竞争也将被合作共赢的现实态度所主导,未来真正的竞争是文化价值和文明政治层面上的竞争,是生活方式乃至生命政治层面上的竞争,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中国人/西方人”、“怎么做一个中国人/西方人”的文化价值理念上的竞争.这就要求都市文化研究不能停留在研究高楼大厦的建筑审美和电影院的票房趋势上,也不能仅仅关注都市乃至个别都市本身,而是必须把那些星星点点、耀眼的都市从整体上当作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的价值谱系和意义星座,从全球性的文明政治的主体性和主权者的视野出发,筹划和描绘中国人的都市生活理想,守护中国式都市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的正当性.这不仅仅是今天的都市文化研究必须担负的文化职责,同样也将是都市文化研究的全新课题.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