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大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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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化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文化的核心实质是一个系统的心智程序,他有他的本体体认,就是他的天道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诸方面明晰见解和智慧系统,用以说明生命系统的道德意涵和原因,其次,衍绎世间生活的技术系统和管理理念智慧,以创造和谐的群体秩序,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再其次,是其娱乐的、装饰的功能,如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等等.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第三种功能可以做为第一和第二功能的载体,但如果没有第一功能为根本,这就只是文化的皮.如果复兴文化只是复兴一张皮,那这个文化是没有生机和内涵的.

那么我们看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系统的成就,以孔子那里为支点,对前数千年的文明中的精华进行了删定和整理,在理论上完备了儒家的这个人文系统,诸子百家的昌盛,又在不同的慧用层次将它丰满完备,再到汉武时代来一个整合,以后经历两汉经学的教训,因为两汉经学发展到后来,便逐渐弄得非常的繁琐,解一段话多达数百万言,不同的人将自己对儒家经典的理解都舛入其中,并且将当时流行的图谶大量串入经典的解释里,就弄得不仅繁琐而且僵迂无用.这样的东西肯定就流传不下来.所以,除了郑玄等人的一些笺注和许慎的《说文解字》流传下来外,其它的就在历史发展中消失了.到魏晋时期,因为佛学的发展,道教与佛教的争论日益激烈,儒释道三家理念呈现一个会通的需要,于是有了中国历史上魏晋玄学时期.当时的名士,不仅钻研儒学,而且广涉佛经和道教经典.如果说,春秋“百家争鸣”很多人都停留在求得真理的手段和途径上相互辩论,那么魏晋玄学时代就呈现这样一个趋向,就是要将这些形式的不同来一个贯通,指出其内在真理的一致性,所以是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但是由于人们对道教《道德经》和《庄子》的理解不好,加上人的显示心和好胜心的作用,就弄出一种虚无主义的东西来.那么及时行乐和闲适的所谓魏晋风度也就成了那一历史时期的一个特定文化风景.王弼何晏等人解老庄,用道家的角度来阐释其认为的生命科学和解脱修炼之道,自己却了无成就,于是将这些好东西弄成了一种虚无主义的大杂烩,直到国戾家衰,方有所省悟.由于当时人们羡慕成仙成道,却在途径和方法上搞外求不已,梦想得到一颗仙丹就可以超脱生死.比如当时流行服用一种“五石散”,就是含大量红汞的钟乳石,因为服了这种石粉之后,很不好消化,而且皮肤呈现一种粉红细嫩,看起来“风神俊秀”,却是不经磨碰,就是穿浆洗好的新衣服,皮肤也会被磨破出血,所以,魏晋士大夫的装束,大家看古代的画,都是敝衣开怀,其实不是说那个时代的士大夫喜欢那样,他宁愿用自己的新衣换别人穿旧了柔和的旧衣,因为旧衣服柔和得多,这样穿着皮肤不会磨破.他们因为吃五石散要喝热酒,酒劲上来,走不动了,就在那个台阶屋檐下随便斜躺,这是那个时期的常态,其实应是生命经营的病态.现在有人不修边幅,也附庸风雅说是魏晋风度,实在是他不懂得那个风度里的苦衷.

代魏而起的西晋很快灭亡,除了内部的争斗外,这个文化的畸性状态影响士大夫的心志也是一个原因.那时著名的竹林七贤因为不满于司马氏篡夺曹魏江山,就因应着当时的玄学风尚,采取了更为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后来李贺写诗《将进酒》还说:“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其实从经营生命的角度来说,这一点都不值得赞美.

到了东晋时期,中国历史出了一个很杰出的人物叫谢安,他的儒学修养很深厚,而又践行道家的归真淡泊,这样超脱飘逸的心志与其杰出的治世之才相融合,成就了他淝水之战的辉煌成就.唐朝的李白非常欣赏他,在参加永王李 幕府时,他写诗说:“若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以谢安自许.这一时期,还有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因为魏晋玄学的影响,虽然是经营生命的一种偏锋,但是客观的作用却是打破一些外在框框的局限,恢复生命的性灵自由,就是矫正两汉经学发展方向错误的弊端吧,因为外在的俗套的打破,随之带来士人心灵的飘逸,所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帖,留下了天下第一行书的千古独步胜境,后世无人超越.而另一著名人物陶渊明,展示了一种田园天趣,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和生命经营之道.

这个融合的文化结果除了解体两汉经学的繁琐枷制外,同时带给生命一种清新自由的风潮,但其极端也产生了严重的流弊,就是心法的沦丧和伦理的面临颠覆,生活价值观嬉化和虚无化,就像近现代西方搞的“虚无主义”思潮一样,这样的状态又“右”到极点了.这样的文化心理一直延续到隋朝一统之前,整个南北朝时代因为社会的动荡和政权的更迭频繁,却异乎寻常地给了佛家理论一个非常良好的社会土壤和发展空间,于是整个道德意识向崇佛崇道上发展兴盛.杜牧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北朝时代的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等成就很大.但成就的基点在于文化的表达与流延,也是当时佛教走入“相法”阶段,众生根器尘埋进一步严重,非得立起偶像崇拜以坚其念.

值得一提的尤其是辉煌的北魏时代,魏孝文帝起实行强行的鲜卑汉化,加速民族的融合,采用儒家理法治事,以佛家因果、儒家孝道理念来化导社会意识.由于那一时期统治阶层的倡导,佛学开始了自东汉明帝以来第二个更大的昌明时期,我们前面提到的两大石窟都是那个时代的见证.当时统治阶层中许多王公贵族笃信佛教,出家修行,希望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解脱生命轮回.大家所熟悉的嵩山少林寺,就是当时建设和扩大的.因为它建在少室山的主脉上,是为佛教的禅林,就是佛教的学府,所以简称为少林寺.与此同时代南朝宋、齐、梁、陈诸皇帝,以梁之萧衍崇佛最盛.当时在建康(就是今之南京)广修寺刹,晨钟暮鼓之音,响彻江南.这一时期,儒释道进一步在义理上的融合会通,却并没有走出一条真正切实的既能提升个体生命的境界,又不耽搁世间生活的责任与群体生命的和谐大道来,所以,虽然讲“融合”,实际上还是水是水,油是油的关系.

隋朝的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本来就生在尼姑庵里,成就帝业后当然就广崇佛法,在他统治期间,佛法空前兴盛.因为佛教自传入中国来之后,一直与本土的道教有着意识形态的冲突,双方都非常重视宫廷力量的支持,但自摄摩腾、竺法兰两尊者与道教斗法得胜以来,道教一直就处于弱势.后来张陵在东汉创立“正一道”,开始整合道教理论,建立道教制度以后,道教形成的这股势力与佛教的争执就不止停留在理论上的驳辩,那时许多的名山,其实都广建道观,就连今日大家都知道的峨嵋、嵩山,当时其实都是道教的天下.这些讲起来就很庞杂,这里只是提一个线索.而炀帝时则开始隆兴儒学,当时的鉴真东渡,除了鉴真本人的意愿外,还有隋炀帝的治国方略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影响.

然而作为生命经营之道来说,世俗社会的管理不可能全部照搬佛教道教的出世方法,因为一讲“无为”,许多人也都理解为什么事也不干,那么“事功”何从建立人类社会的文明如何演进发展呢所以,在这一点上,儒家的治世功能就一直都是主流,历代帝王也多因循而利用这个系统,只是儒家修身证道的高境界修为往往就为人忽略了.其实他是完整的一个系统.这样到了唐朝,唐高祖李渊因为称自己与道教始祖老子李耳同姓,在太原留守任上时,就是当时的道教领袖人物王远知告其“龙潜”预告.所以,他即位后以皇家的力量开始扶持形势渐衰的道教,不幸的是,每次的宫廷辩论,道教都有些处于下风,于是他强以皇帝的身份裁判说:道教还是胜于佛教的.

到了太宗皇帝贞观时代,唐朝的开放胸襟和统治者雄图大略,除了重新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敕命修纂多部前朝历史外,做了许多的文化整理和总结开创工作,他让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将两汉经学以来的舛谬和冗乱删除,他的多位重要谋臣,如魏征等,都是隋末著名大儒文中子王通的高徒,他们佐命疆场,克定国家,立下不世之功勋,也展现了很大的能力和很高的理性智慧.太宗皇帝看到了儒学系统对世间整体生命管理的重要性,对儒学的正统恢复予以了很大的关注,他同时将炀帝时期列为制度的进士考试定为国家选拔杰出庶士的选才选官制度,以后一千年里,就成了定例.这个制度,尽管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确有许多人是奔着功名利禄而去攻取功名,但这样通过国家政权制度化的推动,把中国的文化普及与儒学世界观、人生观,天人合一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内涵同化,就在中国民间造成空前而深入的文化流布.由于当时中国的国力鼎盛,东亚的朝鲜、日本,东南亚的越南、泰国等,都深受儒学的影响.而当时,太宗皇帝对各种宗教都是采取开放的政策,他胸怀六合,气吞四宇,当时的波斯景教,俗称“拜火教”,也传入中国,今天还有景教流传中国的碑刻记录这个事.另外印度的密宗等佛教派别也传入中国,当时太宗皇帝下嫁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两家结为姻亲后,西藏的佛教派别也进入中原.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各种生命经营的学派在中国都得到一种自由的发展,而太宗皇帝的态度就是甄别其善恶后,对于不同的正教给其发展空间,而任其自然生灭.

武则天时期,崇佛达到了一种极端的程度,著名的山西五台山禅院就是在那一时期兴建的.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期,他亲自注解《孝经》,倡导儒学,儒学的正统地位也一直得到正式的肯定和政权的支持.唐中后期,因为佛教受尊崇达到一种极端的程度,许多人都不是以佛教只是生命科学的经营之一道进入寺院,而是贪图皇家的赏赐与田产,加以佛教生徒太多后,由于不事产业,且佛教占有的庙产已经威胁到整体社会的正常运转,再加上密宗流布中原,它的一些教规和形式与中原传统的道德观念不相符合,唐武宗皇帝为了整肃社会教化,重新规范社会财产分配,遂下令“灭佛”,在全国拆除了很多的寺庙,许多的僧人被迫令还俗.但整个“灭佛”时间只有两年,武宗驾崩,继位的宪宗皇帝更加尊崇佛教,又来复兴.为了迎释迦牟尼舍利,扩建著名的法门寺,并在宫廷举行隆重的仪式,当时韩愈上了《谏佛骨表》,结果触怒宪宗,被贬岭南.他的诗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就是说的这件事.此后一直到唐僖宗时期,包括很多封疆大吏、节度使也都是敬奉佛教的.乐山大佛就赖以当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捐出自己的数十万俸钱才得以最终完成.到了五代十国时代,社会于动荡中人们朝不保夕,连续的战争使整体社会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但基本是局限于世俗社会,宋朝时期,虽然基本上儒家还是正统的社会教化系统,而佛教和道教的争斗还是没有停止,尤其是道教在宋徽宗年间得到一个异乎寻常的尊崇,这个皇帝是一个很特别的皇帝,他自封为道君,对当时道教的领袖林灵素非常崇拜.但他却是未能治理好国家,导致可悲的生命经历.

自张陵天师创立“正一盟威”之教以来,中国“正一教”采用的方式有点似现在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灵童的做法,不同的是他的世系是采用的父传子方式,天师一代一代,世居江西龙虎山,形成正统道教体系世系谱,这是传统的“正一道教”.因为正一道教除了讲求宗教仪式外,并不脱离世俗生活,后来,宋金时王重阳创立“全真道”,开始大行.大家看武侠小说,可能知道一点.全真道奉北方玄武大帝为尊,后来王重阳南下,将湖北武当山作为全真道弘道基地.在此前后还有一些道派名称,但不及这两大门派为盛.元朝时,全真道士邱处机远渡沙漠,到今天的阿富汗与成吉思汗商议,而不就南宋皇帝之召,遂在元朝一统天下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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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道教继续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大家今天如果到武当山,许多著名的建筑都是元明两朝时代始建,后又重建的.因为自宋到明时代神秘道士张三丰的神迹,当时明朝统治者多次派人寻找他,并在武当、四川的大邑鹤鸣山、青城山这些张三丰曾出现的地方大建宫观.明朝的皇帝大多有自己的道号.而到清朝则相反,每个皇帝都有自己的佛号.大家都知道的慈禧太后,自称是“老佛爷”.这些历史不仅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文化上的微妙.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在宫廷的地位很高,而儒学的正统地位还是始终如一.而清朝康熙大帝亲自为四书五经作圣传,以“孝治天下”.所以通览整个中国历史社会教化系统,尽管其间不同时期有一些变化侧重,主体还是儒家的系统,辅以佛教的因果与报应理论,道教的清静自然理论来化导民俗.

明清时代,是中国文化大集成的时代,期间很重要的文化大事,就是明朝完成的《永乐大典》与清朝完成的《四库全书》,作为两朝对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演绎结晶的留存,表征了中华人经营生命的历史,尽量的保留了中华人在探索个体生命大成经营之道和群体生命和谐相处与整体提升之道的历史过程与智慧留存.由于许多编校者并不是以生命经营和文化创造这个高度来审视历史,所以许多部分越弄越繁琐,而今天我们作为走在经营大成人生道路的人来说,就必须洞察情节并不是历史的价值本身,历史的价值在于文化与精神的薪火传承,这样我们就不会为浩若烟海的“经史子集”、卷帙浩繁的“盛世大典”形式所吓倒,而是直指生命的本来,化简百家后把他们看做经营生命的科学,提纲挈领,一下把握了它的实质,其实就是这样.

英国阿灵顿Arlington勋爵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中国衰弱之罪,不在其固有的文化,而在中国人不能遵循产生其文化之遗教之精神.”他说得非常好.我们的国家在自1848年以来的岁月里,遭受了无尽的欺凌和民族的苦难,但是社会的反思往往把它错误地指向了这个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以为是这个传统误国,其实这是错误的.恰恰是因为我们后来没有遵循产生这个文化的遗教精神,即古圣德一再讲的“经世致用”、“胸怀四海”,“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智慧,才把这个文化一定时期的形式固守为目的,从而僵化了文化本身,捆绑了民族的发展.举例来说,当年孔子讲学,从来反对的是食古不化,只知套用古人文字而无关时用的学问方式.他编的《春秋》,选取的就是当时的近代与当代的历史来作评定.他教“礼乐射御书数”,是切于世用的当时最先进的能力系统.他每到一国,必“温良恭俭让”以闻其国之政,周行六国,目的是要传播他所总结和完善的大成生命经营之道与群体道德通过礼仪伦理的重建达到升华之路.而延到朱熹、王阳明,他们所讲的内涵都是同一个,但形式却是不同的,目的也是要顺应不同时代生命的观念认识以便更好地教化社会.

其实理论是为解决生命过程中的问题而用的,如果拘于理念言词的本身,而不知其意义、动机与效果如何达到,这样的学问有何用呢是后来的一些统治者与社会管理者将这个儒学的开放求实精神逐渐淡漠了,而对于维持既得的利益秩序更加上心,从而使礼义这一心法蜕变成了捆绑民族心理的绳索,这决不是传统文化本身之过,实在是后人运用之过.就像一把刀在磨的过程中,取正确的角度,会越磨越锋利,而取错误的角度,就会越磨越钝涩.甚至磨来剩下刀柄,还责怪刀本身不好.

当前世界的有识之士都在讲“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传统文化中被尘埋的真珠一旦重见天日,就将光耀历史的未来,重新结构成为生命的心法.这一非常完备的既注重个体生命的智慧开启与心性提升,又智慧的处理群体生命和谐与伦理制度、同时繁荣一切有益的技术与艺术的文化模式,如果得到正确的因应于时代的改造,那必将是世间非常完备的生命经营和管理系统,那么我们同学们就要认识到这个潮流,这个趋势.我们近代的技术是落后了,可是那是因为我们把文化弄僵化了,把心理弄骄怠了的结果,是我们“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现实教训,而绝非传统文化本身之过错.一个人拿刀来切菜,可是他拿反了,用刀背去切,还怪这个刀不好.是不是这样

大家看历史都知道,乾隆年间,英国外交大臣马伯尔尼勋爵来中国商谈中英贸易,带来了世界当时最先进的兵器系统和交通系统,诸如火车、大炮、械等,交换中国的茶叶和瓷器.当时富甲天下,占世界生产总值二分之一以上的大清帝国主宰者,中国历史上以风流和好玩著称的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的浅薄和狂妄,却使力促这件中外交流盛事、可能彻底改变历史的中外贸易与交流成功的首辅大臣和的一腔富国强邦大愿落空.后来和在政治斗争中被嘉庆帝抄家,还被诬为枉法.尔后短短几十年,继位的国君一个比一个更小气,更僵化,等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攻入圆明园后,他们惊异地看到当年英国使者带来的先进的大炮和火车模型除了停在圆明园里被作为展览品,显示天朝 上国“四夷威服”的虚荣外,一无所动,这个拥有如此悠久文明、如此众多才智之士的国家,因为国家管理者的浅薄错误,从来没有组织过人力物力去研究,去知己知彼.

其实老天待中华可谓宽厚了,给了近一百年的时间让中国有这样的机会像后来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展自己的技术科学以面对近代的挑战,可是最高统治者对文化的错误扭曲性的普及和自己的狂妄无知,使中华失去了一个在技术上跟进的机会,最终在西洋的物质武器面前一败涂地.尔后兴起的洋务运动,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质也是一场旨在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同时向西方学习其先进技术的自强运动.不幸的是统治阶层的腐朽和愚顽,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不顾国家命脉,多方掣肘,事没干多少就先窝里斗,以致功败垂成.其中另一个关健原因还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对于这个“中学”是什么已经只局限于形式礼仪的认识了,许多人以为穿长袍,打躬作揖就是“中学”了,对皇帝山呼“万岁”,双腿下跪就是“中学”,说“之乎者也”就是“中学”了.这样的整体社会文化体认的错误,使真正的传统文化的精神掩埋在荒烟蔓草间,最终不可复振.因为传统文化的心法已经沦丧了,然而任何文化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心法.文化根本价值的大小就是取决于心法高明或低下.

今天我们的复兴文化,绝不是将古代照搬过来,更不是把过去的糟粕――也就像古人吃了吐出的核枳果壳、穿了的衣服样式拿来拼凑一气,或将《论语》《金刚经》供起来一天磕头,而是深入原典,读懂真义,了明心法,修养我们自己,同时创新技术体制和正导娱乐艺术,使泱泱中华之不变神韵复兴强大,让文化活在我们每一时分,重塑民族风范,再造民族心魂.

2007-01-24

责任编辑 刘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