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文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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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是一种有结构的存在,文化有先进与落后的基本区别,而这种区别主要决定于文化的基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明晰文化结构对理解当代中国文化的存在状态与发展方向,理解世界文化矛盾与冲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 ]文化 ； 先进 ； 落后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4-0299-01

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是文化的基础,决定文化的不同模式,决定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强势”与“弱势”,“主流”与“支流”.

在今天的中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呈现着多元并存的状况,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熊映梧的话讲,现时中国生产力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三元结构并存的特殊格局”――即以手工为主的农业生产力、以机器为主的工业生产力和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科技现代生产力并存.

这样的生产力结构,决定了中国的人口结构、职业结构不能不是“农民――工人――高技术知识分子尤其是电子信息人员”不平衡的分布状态.其特殊性在于这种人员比例的正金字塔结构.这反映了中国社会整体上文明程度不高,工业化、信息化水平低下的现实.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正是致力于使中国的生产力结构、人口结构、职业结构的向上演进,以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

由相对落后的文化基础所决定,我国当代文化的基本格局是：农业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并存,且大量人口寄生于农业文化、工业文化中.这无疑影响到中国文化的整体质量和世界形象,影响到国内文化的和谐和向世界的传播,影响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价值的创造.

因此,当代中国在文化发展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实现文化结构的提升,在提升中实现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的转化.

然而,综观历史,无论世界文化实现由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工业文化向信息文化的转化,还是中国文化实现由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工业文化向信息文化的转化,其间都充满着复杂激烈的冲突与斗争,充满着不适与调整.

就世界文化转化与提升来讲,近代以来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就上演了一幕幕冲突与调适的活剧.

以中国、印度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关系而论.几千年来,中、印的农业文明与文化高于英国等西方国家,直到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依然处于农业文明与文化的盛世,以至于老大帝国“只知有秦、不知有汉”,在文化上,清朝廷把儒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用力提倡程朱理学.清廷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注释为准则,“言不和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施行文字狱.而这时的英国和欧洲,工业化和工业文明、文化正在勃发并冲击世界,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提升着世界的文明与文化.在这种新的时局面前,“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㈠200多年来,中、欧之间不断上演着这种文明与文化的对决,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而在国内,各种文化见解与思潮粉墨登场,不断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印度也是如此,其古代有灿烂而影响力巨大的文化,到了近代,由于科技经济落后整体国力衰弱,文化影响力一落千丈,直到被英国殖民统治几百年.马克思在论述文明（文化）关系时指出：“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达旦人和莫卧尔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㈡

今天,世界不同层次文化之间的冲突仍在进行.一些美国的国际战略家甚至提出以先进文化为手段控制他国的“文化帝国主义”设想.因为,在他们看来“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是最微妙的.如果它曾单独取得过成功的话,这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人们能够设想,如果A国的文化,特别是它的政治意识形态连同一切具体的帝国主义目标能够征服B国所有决策人物的心灵,那么,A国就将赢得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彻底的胜利,并在比军事征服者和经济主宰更稳定的基础上,奠定它的优越地位.A国将无需为达到目的而威胁对方或使用军事力量,或者施加它的经济压力；因为A国能够使B国屈从于自己的意志的目的,通过自身的优越文化和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哲学的劝导和引诱,实现它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文化帝国主义如果能够达到如此完全的胜利,将使其它帝国主义的方法成为多余.”㈢

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文明与文化有冲突、有斗争、有调适、有提升.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发展水平的部分与区域、不同发展层次之间,文明与文化同样存在着冲突、斗争、调适与提升的关系.

应该看到,一种文明、一种文化,既已形成就有顽强的存在力量,农业文明文化如此,工业文明文化也如此.君不见,人类文明的进步历史上,无论在学者中、还是在社会民众中,总是出现复古、回归主义者.在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复古、回归的文化思潮常常不绝于耳,像辜鸿铭一类、像新儒家一类,对古老文明文化的热爱虽不乏真知灼见,然复古、回归的倾向也昭然若揭.

至于民众,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方面根植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方面则受“文化人”中复古、回归传布之影响,常常滞后于新文化的发展.观察广大农村的农民文化生活、诸多城市市民的工业文化生活,会看到这种现象的明显显示.

不独中国,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其文化更替过程中,同样充满着冲突与斗争,文化复古、回归主义者也不鲜见,典型如西方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时期,新旧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工业化行进过程中的消极浪漫主义者、卢梭之流.面对着欧洲进行中的工业化、文明更替、文化提升,卢梭指出,野蛮人是高贵的,并不一定文明人才是高贵的；自然状态是美好的,并不一定只有文明的生活才是美好的；文明社会充满了虚伪和狡诈,而野蛮人的生活里没有这些东西,它是自然的,是淳朴的,因此,我们要“返于自然”.

不独工业化过程,信息化过程中也充满着文明文化的冲突与提升中的不适.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描述信息化过程中人们的不适时指出,“今天社会基本准则的突然变化,个人作用、地位差异和权力体系的模糊不清,文化的中断,而首先是巨大思想体系和工业现实观的破产,已经粉碎了大多数人对世界形象的看法.结果,多数人今天在观察他们周围世界时,只看到一片混乱.他们深感个人的无能为力和生活的空虚乏味.”㈣

但不管人们愿意与否,文明的脚步不会停止,文化的提升不会中断,如果要想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生存、发展,只有紧跟现代化的步伐,快步赶上,舍此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