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如何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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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重视自己的文化,但是如何传播才能让不同语言的受众轻松接受?笔者认为,与其加大力气,刻意推广,不如找到几个关键“窍诀”,用一点巧劲.

窍诀一：厚积“厚”发

笔者第一次阅读比尔波特（Bill Porter）,是在银行排队时,出门前顺手抄起一本《禅的行囊》,栽进比尔的“行囊”里,竟然盼着排队的号叫得慢一些.随着他从贾岛家出发,乘大巴赶到云岗,又去北台朝拜憨山大师,听他细数大钟寺的来历、五台山的缘起、周口店的细枝末节,一路下来,让笔者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文化Fans大跌眼镜.

比如,比尔去看永乐大钟,从中国第一口钟什么年代诞生,用什么原料制成,到永乐大钟的锻造过程,上面的经文如何铸就,敲108下快慢次序如何等陈述得面面俱到.不同于一般枯燥的考据,中间,比尔很会“穿插”,他经常以蒙太奇的镜头感推进自己的文字,比如连展室里织毛衣的女士都要着上一笔,以烘托当时的现场感.

写到八达岭,比尔会说：“八达岭每年接待的游客都在400万到500万.如果把这些游客全部抓了壮丁,让每个来访者为长城添一块砖,只需一块,就可以迅速重新修建一道东至大海,西抵大漠的长城.”

有人称比尔是13世纪马可波罗的现代接棒人,从2006年他在大陆的第一本书《空谷幽兰》开始,其热销便一发不可收拾.随后的《禅的行囊》、《黄河之旅》、《心经解读》等,每出一本都受到中国人的深度喜爱.《禅的行囊》的豆瓣得分甚至高于乔布斯最喜欢的日本作家铃木俊隆.

比尔对中国文化的熟稔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人,重要的是,他在介绍中国文化时,非常巧妙地掌握了几个“穴位”：隐士、禅宗、古诗等将这些“穴位”一一嵌入自己的游记,很快,这位美国汉学家便成了媒体追踪的对象.

阅读比尔,过瘾之余,常常会产生一丝遗憾.如此丰沛的国学资源,被一位外国人用到如数家珍的地步,我们自己却常常“失语”,确如《禅》杂志编委明尧所说,比尔的作品,让中国人感到惭愧.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切肤之亲,其中不乏写作高手.但是,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是太塔,炒冷饭,就是太局限于论文式的叙述,缺少的正是比尔这种把丰厚积淀融入旅途中,又频频亮出文史特长的文化行者.

在谈到对外文化传播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曾经强调,面对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语言障碍、文化产品设计的非国际化等困境,要想成为世界文化大国,首先要系统地把优秀的传统文化挖掘出来,第二要认真考虑如何对外传播,第三要努力加强对外文化表达和传播的能力.

如何系统地挖掘优秀的传统文化,其实,赵启正本人就是一个好的范例,他每天坚持阅读4小时,补充元气.浦东开发时,他提出“要站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的发展”,而在传播中国文化时,“站在地球仪旁”显得尤为重要.

站在地球仪旁,便会避开那些自说自话的劣习.境外读者读比尔的译本,没有隔阂,因为这些文字是作者消化后的产物,毫不夹生.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比尔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典籍,包括一些连中国人都很难啃动的经书,他自称文言文比口语还好,从每一个中国古代诗人身上汲取营养,变成日后写作时可以信手拈来的素材.

写作和储存几乎成正比.很多时候我们写不出有深度的内涵,是因为阅读量不够,或者是“内存”太小.过于关注信息而非纵深阅读,因而提起笔来会浅尝辄止.

“你的大脑不能只做U盘,老存别人的东西,要学会思考和判断.”（赵启正语）,确实,只有深度阅读,才能保证一颗健全的头脑在关键时刻贡献潜在的文思和立场.

窍诀二：行在路上

做书虫当然不是我们的目的,为了让传播生色,走出去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纵观比尔这些年的写作,可以发现,“走到哪儿写到哪儿”是他的一贯风格.这些严格意义上不是游记的游记,很多时候都是用“脚”写出来的.

他在终南山徜徉数月乃至每每经过都要去探访,因而写出《空谷幽兰》,而《禅的行囊》则从南到北,纵贯了整个中国禅宗的道场,《黄河之旅》历尽艰辛一直走到黄河的源头,弹尽粮绝,才终于撩开黄河的面纱.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抱怨写不好,是因为没有“走”好.而走出去又不单单是一双脚的功夫,更重要的是,与人互动时,要有一颗敏于观察的心.所有好的报道都是人的报道.央视主持人说：站在最近的地方,就能“看见”新闻.这是对外传播中“断根”的道理.

比尔每去一个地方,都会去找那些他深爱的中国古代诗人的墓地.每一个诗人的墓,他都认认真真地拜祭.这些人中,他第一个爱上的是陶渊明,第二个是屈原,其他如贾岛、白居易、韦应物、寒山、拾得、李白、王维等,他不仅深谙他们的诗歌,把他们的作品译到国外,还逐一探访他们的故里、他们经过之处、他们终老之所.因为有爱,所以“敬业”.

在洛阳白居易墓园,有一个摆摊写字的人,比尔引为朋友.那人十分落魄,一身异味,但比尔知道他的好.白居易的墓园比尔一去再去,前后竟然去了七次!每次去,他都会去看那个写字的人.比尔的游记,其实都是“人”记,所到之处接触的人,历史深处的人,记录在文字里的人等这些“人”因为他的“探访”而变得生动,有了温度.

无独有偶,比尔的同胞,《纽约客》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7年,每次报道都是一次微型“长征”.他会用几个月的时间、几万字的篇幅去描绘一个中国人,他采取的方式是：想尽一切办法紧贴对象,去他的家、办公室,甚至跟他一起旅行.

因为采访深入,欧逸文一般两到三个月出一篇稿,有的时候是六个月一篇.一篇文章大概要采访五十到八十个人,积攒有两百到三百页的采访文字.这样的积累下,几乎每篇稿子都是“重磅”.

美国人彼得海勒斯（中文名何伟）更是如此,其作品《寻路中国》是他在中国行走七年的见证.他先从山海关出发,沿长城西行,经山西、内蒙、陕西,直抵青海湖,看到了一个“被熟视无睹的中国”,这本书长时间雄踞畅销书榜,赢得了“关注现代中国最具思想性西方作家”的声名. 何伟得出结论,“西方的报纸上总是着眼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

窍诀三：恰当的传播方式

如何传播,传播什么才更有读者?对于外国受众来说,他们更希望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看到一个“平常人眼中的中国”.

2001年普利策奖获得者、《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张彦（Ian Johnson）认为,尽管对所有外媒来说,去年中国最重要的报道主题是十八大,但是,草根阶层如NGO等为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更值得关注.

从伸手接住从10楼窗口坠落女童的杭州“最美妈妈”,到微博上炫富的郭美美,再到直播与情人开房的“微博局长”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全面报道“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事情已经成为“国际共识”.

拥有几十年新闻记者经验的美国记者丹布隆指出,“在希望和梦想方面,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在政界和商界的严肃新闻铺天盖地的时候,美国的读者也在寻找“轻松的新闻”,让自己“放松紧绷的弦”.

不仅国外如此,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以来,草根新闻也占据了中国最受关注的新闻节目――《新闻联播》的大部分时段.PM2.5、曹家巷拆迁、问题鱼翅、菜价上涨等民生话题,成了每晚7点的主角.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的结论不容忽视,他认为,西方过去几十年对中国的观察点在不断变化.上世纪80年代,他们关注中国领导人高层；21世纪初,中国中产阶级成为关注焦点；而今天,互联网力量的展现让西方更关注中国社会的草根阶层.从关注群体看,有一个从上到下的脉络.

在谈到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时,赵启正说,中国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创造者和作者想的对象就是中国人,因此他对外国读者、对外国受众不一定适合,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在设计电影或者是动画的时候,考虑的是世界市场,所以他们的产品容易适应世界市场.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文化是柔性的,传播文化的方式也应是柔性的.“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已经成了对外文化传播的共识,好莱坞成功包装《花木兰》、《功夫熊猫》等中国故事,是文化传播的成功范例,可见,只有把中国元素装进“国际叙述”这个外包装中,才能产生有国际认同感的文化产品.

在这方面,凤凰卫视的成功便是一例,它的合作伙伴前身是美国的新闻集团,凤凰公司与其合作后有了凤凰卫视的中文台和资讯台,这种融合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中国文化的内涵,加上西方文化的包装,凤凰卫视恰当地应用了这一方式,非常准确地弘扬了中国文化.

凤凰卫视掌门人刘长乐明确表示,向海外宣扬中华文化,本土化是肯定的,但是外壳的包装方式不一定非常本土化.

在我们的文化传播中,常有关着门自说自话的情况发生.其实很多时候,境外读者并不了解我们提供的信息,传播应该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比如比尔波特,在叙述时,他会告诉读者高速公路对应的是英文expressway而不是freeway,大同及其游牧民族在中国所占的位置,五台山不但有佛还有网吧,朝圣路上他也会按时洗一个热水澡并按摩等都是一些人们关心的话题,虽然地域有差异,语言有隔阂,但在人性深处,总是会有超越语言的地方.总之一句话,越是“人”的,越是世界的.文化传播的深处,是人性的深度相通.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