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之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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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2月,一个名字叫水木洋子的女作家从日本来到松山.阵地上的日军很欢迎她的到来,纷纷为她要写的连续报道和一个电影剧本接受采访.113联队第4中队长义夫更是热情洋溢,亲自带她来到怒江边参观已被炸断的惠通桥,并告诉她他们大致的作战计划.他认为,即使没有这座桥,日军也可以关山飞渡,很快打到中国昆明、重庆,与华东派遣军会合,完全占领中国,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

水木洋子激动得浑身发烫,回到松山营地,她打开笔记本,飞快记录着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内心波澜.热血使她产生错觉,仿佛手里精细的笔,变成了性能优良的三八.

1952年12月,一个名字叫陈育品的松山少年,双手紧紧抱着一颗尚未爆炸的155毫米榴弹炮弹头,小心翼翼向远离村庄的山箐走去.他在箐沟底部一块平地停下,找来冬天干燥的柴草,并用木棍绑扎好一个结实的架子,将弹头稳稳地放在上面.他用火镰与火草把那堆柴草点燃,转身朝着远处飞快跑去.他的身后,很快爆出一声惊天的巨响.

少年返回那个火堆,在附近的草丛里找到刚刚破壳而出的铜块,兴高采烈地向着松山小街上收购废旧铜铁的铺子奔去.过秤,1、5公斤.每公斤人民币3元零5分.陈育品手中紧紧攥着最后一位数字因为4舍5入变成“8”的4元5角8分钱,走到卖米的铺子,提着5公斤大米回家.那个时候,每公斤米价1角3分8厘.剩余的钱,用来买盐.

2012年6月,一个名字叫陈院峰的青年男子走在我的左边,虽然看上去是一个小胖子,但听不到他一丝一毫喘息声,也不见他额头和脸上冒出一颗汗珠.我却很累,不断停下来擦掉脸上和发根的汗水.就在那一刻,我注意到他的脚上,夹着一双塑料“人”字拖鞋.但他走路的速度,若不是要慢下来等我,应该很快.

那个叫陈育品的松山少年,就是陈院峰的父亲.

我们继续前行.在细密的小雨中撑着伞,穿过一棵棵苍翠挺拔的云南松,绕过一条条沉默诡异的旧战壕,向着那个被称为子高地的松山之巅走去.

脚下的土地,是云南省龙陵县松山抗日战争遗址.

松山主峰标高约为海拔2200米.主峰至怒江江面的垂直落差为1500米.远眺怒江东岸,仿佛就在眼前,直线距离不到10000米,但行程却在60000米以上.

被誉为“中国抗战生命线”的滇缅公路,在松山上蜿蜒了43.6公里,加上105毫米榴弹炮可以封锁怒江东岸30公里的路面,日军占据松山,就能阻断70多公里滇缅公路,使得联合国的援华物资和重型炮再也无法运送.

龙陵县投入滇缅公路修筑的民工有7000人,其中310人在各种事故中身亡.县政府为他们的壮举与牺牲,在松山上树立了“滇缅公路死难民夫纪念碑”.1958年,这块碑不知去向.

死守松山的日军,目的就是切断滇缅公路.而浴血收复松山的中国远征军,则是要通畅滇缅公路.这条路的争夺,成为这场战争的核心重点,为此,中国军队的官兵、修路的民工、支前的民众、普通老百姓以及侵滇日军,有数万人的生命在这里匆匆结束.

仅松山西面阴登山上下,就有3千多名远征军战士在反攻战斗中阵亡.战争结束,逃难回到腊勐街的百姓看见,军用卡车正在一车一车拉走从山上滚落下来的人头颅骨.

1980年冬天,在大垭口村新村一户农家的火塘边,5岁的杨国刚和几个小伙伴围坐在大爹的身边,听他讲松山上国民党兵和日本兵打仗的故事.

大爹是国刚父亲的大哥,松山大战的时候,和村子里的男人们帮远征军扛过箱和抬过担架.他最爱讲的一段就是：“在阴登山,有个远征军已经了,头靠在土洞口口上,眼睛还好好睁着.我过去,用手把他的眼皮抹上了.”

松山的冬天,小朋友们总是游走在各家各户的火塘边听老人讲战争故事.这些讲故事的老人,都参加过这场战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版本.

抵达松山,并非以游客的身份和心情.我关注的原朝鲜籍日军慰安妇朴永心大妈,就是在1944年9月3号逃离日军松山阵地,带着腹中的胎儿奔向山下激流奔腾的勐梅河的.2003年,82岁的朴永心大妈再次来到松山,指认了日军当年修建的慰安所原址.

我来到的那一天是2012年6月12日,36岁的陈院峰刚刚成为松山抗战遗址管理所的所长.

他把我带到路边一块农民的菜地,离老滇缅公路只有二十多步,恰好就在两座山相接的垭口处.地里种着应季的玉米、辣椒和洋丝瓜.地边杂乱的野草中,有两间一高一矮的瓦顶土坯小房.矮的一间已经破败,门朽坏得不能推拉.高的一间墙面刷着白石灰,但用途不明,也不像住房.向西的墙面上有人用红色的颜料写着某种饲料的名字和联系人的.

我走进地里,植株上的雨水打湿了我的鞋袜和裤腿.有一个一米多高,下方上圆的石柱,顶端咬着一块石碑,上面的文字这样写着：日军盘踞松山期间,在此设立慰安所（军妓院）,日军败亡时,慰安妇（军妓）多数被其杀害,少数被我军俘虏.

院峰说：“当时的守备队长松井秀治经过这里从不停车,他嫌这个地方晦气.一开始他不愿建慰安所,但抵不过上级的指令,还是修建了.”

他指给我看朴永心当年逃离以及被村民救助送往腊勐街远征军野战医院的大致路线.他说若没有日军某人,甚至某些人的暗中帮助,朴永心不可能逃出这个把守严密的阵地.那些没有逃走的朝鲜籍和东南亚籍慰安妇,都被日军强迫吞下升汞片毙命,或是被集体杀.

战争结束以后的很多年,一位名字叫太田毅的日军老兵在他的著作《松山：全军覆灭战场的证言》第一页就写到：“一提起松山,那些幸存下来的老兵就会谈‘松山’色变,说松山就是‘一座人间地狱’”.

但是,拥有这些可怕记忆的日军,当年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1942年5月5日,松山被日本侵略军号称“龙兵团”的第56师团坂口支队占领.

就在那一天的凌晨,隐隐约约的炮声使整个松山上的老百姓慌乱了,有人带来确凿的消息,说日本兵已经来到龙陵,很快就会来到松山.所有人家纷纷关门闭户,老老小小一同向着深山老林或是远处的亲戚奔逃而去. 陈育品的父亲陈常有也急忙带着媳妇和一双儿女加入逃难的人群,离开松山大垭口村,向自己的老家镇安街大松坪村赶去.

大松坪在松山下的勐梅河对岸,从松山村走小路15公里,直线距离3公里.到家才发现,因为走得急,什么吃的也没有带.一家四口,陷入了无柴无米的饥饿之中.他们想起留在地里那些几乎成熟的包谷.

陈常有想来想去,还是下定决心冒险返回松山.他乘着晚上的月色,悄悄摸回大垭口的地里,想把包谷全部掰下,用麻布口袋背回大松坪.但是,中午前就到来的日军已经开始巡逻,听见包谷地里的动静就围了过来.日军抓住他,带回连队充当了民夫.

后来,部分日军调换到腾冲的曲石,陈常有也被一同带上当马夫.

丈夫去向不明,妻子只好带着6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游走于几个没有日军的小山村,靠卖盐这样的小本生意维持生活.

在松山驻扎下来的日军,马上住进松山村逃走的村民家中,又继续在一些空地上修建兵舍.

因为奉命调离松山前往缅甸胡康河谷参战而免去一死的军曹神崎博,刚到松山时就在一户主人逃离的家中弄了一个房间当自己的办公室,还用废纸把厚厚的墙面贴起来,在地上用松木板搭了一个简易床,很有日本“和室”的气氛.后来觉得光线不够,叫部下在墙上挖个窗子.当士兵的十字镐挖开土墙时,墙里露出一个纸包,打开看,竟是一包中国的银元.神崎博离开松山时把银元留在房间里.估计那些银元后来在远征军的炮击中又被埋进了土里.在大队本部,神崎博还成为“转转烧”师傅,为爱吃甜食的士兵烘烤馅饼.他记得,从松山阵地往水无川（勐梅河）方向看,零零散散点缀着一些矮土墙的人家,看上去非常贫穷,但那些弄叫房子的周围还种了很多龙舌兰和梅花树,风景很不错.

那时,日军不会有人觉得松山是地狱.他们正在为自己所属的“龙兵团”又一次取得的辉煌战绩沾沾自喜.

中日开战前,“龙兵团”前身的坂口支队一直在菲律宾的巴拉万岛进行登陆作战训练.

1942年4月20日,坂口支队在缅甸仰光登陆,在没有时间休整的情况下,紧随师团主力部队赶往缅甸腊戌与师团主力会合.

在不断进攻的过程中,坂口支队渐渐以快速果敢在日军中闻名,被授予“龙兵团”的称号.因此,它的机械化动力得到更进一步的补充.自北上滇缅公路占领中国畹町之后,又快速占领了遮放、芒市、龙陵.5月5日中午前,抵达并占领松山.

事实上,在日军占领松山不到20天的时间,中国军队第71军的3个师、第54军的2个师和另外两个军已奉命急急赶往云南西部,71军已到达怒江正面,准备对松山发起大反攻.

日军野炮第18联队和第3 联队第2 大队抵达松山后,联队长田村中佐成为松山上第一任守备队长.并根据松山下一个叫腊勐的村庄谐音,取名“拉孟守备队”.只是不到两天,猛烈的炮击就开始了,中国军队的地面部队甚至攻进了日军加隆炮中队阵地的伙房,双方拉开了战.整个松山都是激烈的炮声,日军野炮阵地遭到中国军队更加猛烈的攻击.松山在多处出现白刃战.

指挥作战的田村守备队长被中国军队机的一排打在身上,死了.

很快,松井部队奉命前往松山解救田村部队.日军步兵、炮兵猛烈攻击中国军队,中国军队被迫暂时后撤.从那时起,松井部队和野炮第三大队成为拉孟守备队的主力部队,松井秀治成为拉孟守备队队长.

松山上的日军,与怒江东岸的中国军,渐渐形成隔江对峙的态势.日本军忙着修建半永久性工事,想把松山变成“东方马奇诺”.暂时败退的中国军队,除了更加严密把守怒江东岸,就是策划如何反攻.两国军队除了偶尔的炮击,基本没有发起大型的战.

1943年元旦过后,松山上的日军在修工事的同时,也在村民荒芜的地里种菜,但总是不能保证千名以上日军生活的需要.由此他们开始收买一些乡绅,请这些乡绅说服动员逃难在外的村民回来进行农业生产.还在本道阵地附近的喂鸡水,形成了当地老百姓与日军以物易物,或使用日军发行军票交易的街道.老百姓叫它“日本街”.神崎博军曹去那条街上买过和红糖.

与此同时,屈从的乡绅开始向日军派送民夫和花姑娘.当地一名女子,还和一个日军小官结婚,生了一个儿子.战争结束后,迫于言论远嫁他乡.

而在勐梅河边救助了朴永心的松山少年李正早,当年才15岁,正是日军的小马夫.

这样硝烟相对稀疏的日子维持到同年年底.日本人发现,中国军队正在准备反攻,为了侦察日军的情况,远征军派出的谍报人员已经来到松山.

一天晚上,几个喝醉的日军在镇安街上溜达,突然看见迎面走来两个年轻漂亮的花姑娘,他们扑上去拖拉,两个姑娘拼命挣脱,拉扯当中,姑娘的发髻被抓散,几根紧裹的纸卷掉落地上.一个日军捡起来打开一看,上面画的是日军在松山的布防位置,吓得酒意全无.他们连夜、逼供、毒打、,没有得到任何信息.第二天早上,两个姑娘的头被日本砍下,高高挂在镇安街头的旗杆上示众.这两个可怜的姑娘,是远征军滇西谍训班刚刚毕业的学员.

从那以后,松山日军在勐梅河（他们叫水无川）附近的竹箐村和凤岭村,经常会遇见来侦察松山动静的中国军队队,双方多次交火.同时,日军开始严查村民和民夫,害怕远征军谍报人员混入.由此,一些无辜的村民和民夫惨遭毒打和杀害.松山村的村民不得不再次离开家园,向四处逃难.

留下来的几户,要不和日军关系不错,要不就是胆子大不怕死.

1943年12月1日,配属松山守备队的第56师团防疫给水部的冈崎正尚军医大尉、吉田好雄准尉等人,用汽车吸水排气装置改装成一台动力抽水泵,又从畹町运来水管和混凝土材料.日军官兵汗流浃背苦干了20多天,在步兵和炮兵兵舍西边的高地上修了一个蓄水池.又在附近修了一个配水池.用两级抽水泵抽水上来,再用铁水管输往各个兵舍.

对日军来说,1944年1月1号有特殊的意义――松山阵地开始供水.为庆祝这个日子,日军在宽敞、平坦的道人坪子上用汽油桶烧了热水,脱得精光,痛痛快快洗了个露天浴.日军113联队补充兵、曾是日本“每日新闻社”记者的品野实在其《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中介绍,从那个元旦开始,松山上的日军可以3天洗1次澡了. 很快,吉田准尉又用汽车发动机改装成发电机,为松山主要阵地和兵营安装了电线,使70多处用上了电灯.

松山阵地外的一些老百姓,远远看着那些莫名其妙的亮光,不明白日军的烛火为何在刮风、下雨的时候一直那么亮?

1944年2月,中国空军一位少校驾驶的飞机在腾冲附近因浓雾紧缩而找不到着陆地点,不幸被日军抓到.他身上携带的一份最新无线电本和有关云南方面军组成的资料落入敌手.日军很快破译了远征军的,也掌握了远征军反攻的意图.5月5日,56师团长松山佑三在芒市司令部召开各团、连负责人会议,专门研究了对策和进行了作战部署.

5月8日,为了对付中国远征军来自红木树方向的攻击,松井联队长带领本部和直属部队的200多人离开松山,并把113联队的军旗留在了阵地.15日夜,又转向增援陷入中国军队重重包围的大塘子,暂时击退中国军队.松山守备队队长的位置,转给炮兵第3大队长金光惠次郎.9月7日,驻守松山的1260名日军被中国远征军全歼,金光惠次郎死于美军炮火.

离开松山再也没有返回的松井秀治在战后的1966年郁郁而终.1957年,他发表了自己的战地回忆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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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不可能的事.直到今天,松山管理所依然根据中国政府的规定,不允许任何日本人来松山挖遗骨、刨军旗和搞任何祭奠活动.

去年从云南省旅游局退休的刘向宇先生还记得1978年自己大学毕业,工作分配到云南省旅游局接待处的日语组,就有日本旅行社开始来昆明洽谈滇西的旅游了.但当时国家明文规定云南只开放昆明,不可能答应日本人的要求.一直到1983年左右,才又开放了大理.那时来云南旅游的日本客人很奇怪,大多要求去滇西的保山、腾冲、龙陵.有客人请求刘先生帮他们弄点保山那边的土带回日本.年轻的刘向宇不知他们要土做何用?也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带过的一个日本团请他与云南省旅游局领导商量,说中国政府不让日本人到保山、腾冲、龙陵,那他们就不走陆路,包一架飞机在这三个地方的上空盘旋一次可以吗?答案当然是不行.这个旅行团走到了云南最远的开放城市大理,入住当时住宿条件最好的大理宾馆.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刘向宇听见楼下草坪似乎有人行动.他起身拉开窗帘,看见了令他无比惊讶的情景――他带来的日本人,手里拿着指南针,在找南边的松山方向,然后集体跪在草坪上,默默祭拜.见他们没有做什么出格的行为,刘向宇也就没有出面干涉.那是他第一次明白一些日本游客的真正来意.

多年以来,日本人,尤其是那些亲人的遗骨留在松山的日本人,一直对这个地方有着强烈的向往.

中国远征军的大反攻开始于1944年6月4日.战后日本的公开战史对远征军参战的火力和兵员做了统计.认为,直接对准松山的火炮有：150毫米榴弹炮4门；120毫米榴弹炮17门；速射炮12门；迫击炮约100门.山炮战史没有记录,但战记上提到是17门.而参战的中国远征军,约41005人.

往前走着的路上,突然想到68年前的6月12日,敌我双方正在交战,想知道那一天松山上发生了什么,就张口问了院峰.

“那一天,拉孟守备队队长金光惠次郎发现东南方向的大垭口、滚龙坡远征军阵地有动静,好像在调整兵力.北边阵地倒是没有多大动静.跟随松井联队长去增援高黎贡山的113联队副官真锅邦人在几天前带着300多个伤病日军从红树木、新成方向返回松山.由于兵力不足,金光惠次郎将一部分伤员配备到前沿阵地,加强防御.那个现在还活着的日军机早见就是从高黎贡山护送伤员来松山后返回去追赶撤往腾冲的本部,刚过龙川江就被我们的部队包围了,只好返回松山.9月7号,早见被远征军俘虏,后来遣送回日本.12号这天,最关键的是我们的炮击炸断了日本人的线,日军56师团与松山守备队只能靠无线电联系了.”我很吃惊他的记忆力,这样具体的一天,他都能说得清楚.我更加吃惊的是,68年就这样快地过去了,那一天的情景,经院峰的讲述,仿佛还在昨天.

日军在松山的阵地基本上是按地形和方位来命名的.比如我们的马鹿塘,他们叫横股阵地.滚龙坡,他们叫本道阵地.鹰蹲山,他们叫上松林.也有几处是按当时守备那个阵地的队长名字来命名的.像关山阵地、绪方山阵地、原口山阵地就是.而我们远征军的阵地,是用中国古代历法的‘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来命名.比如子高地.日军达到松山,除了知道松山脚下有个村子叫腊勐,对其他地名还是搞不清楚,就自己取了名字.他们把松山守备队占领的地方,统统叫做“拉孟”.

在阅读有关松山战役的一些资料中,知道日本人把守的松山防线难以突破,就是因为这些工事的坚固和日本军的训练有素.

在阵地上,日军不仅精心设计构筑了交通壕、射击位,还建盖了牢固安全的掩蔽兵舍,没有战事的时候供士兵睡觉休息,一旦战斗打响,士兵可以很快沿着有盖的交通暗壕到达射击位.院峰指着“多联体堡垒”告诉我：“对远征军来说最可怕的陷阱就是这种堡垒.有三联体、五联体、最多是八联体.先是最前面的一个火力点开始射击,旁边的射击位隐蔽,按兵不动.等到前面这个火力点被打哑,远征军以为危险解除,跳出战壕往前冲,旁边的射击位突然开火,伤亡惨重.这种时候,后面的部队又冲上来打哑这两三个火力点,又以为绝对消灭了这几个射击位,就会有更多的士兵跳出掩体冲上来,后面更多的射击位同时开火,你说,我们要死多少人?!”

看着眼前日军残留的工事,我不寒而栗,终于明白这么小小的地方,布置了这么密集的工事,火力几乎形成网状,远征军怎么攻得上来?!

修筑这些工事的日军56师团工兵连,还从缅甸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掳来1768个民夫苦力.在工事基本成型的1944年3月17号这一天,以打预防针为幌子,将这些民夫全部毒杀.1946年,云南大学史学教授方国瑜先生来到松山,他找到了这些民夫的火葬大坑.但现在,已经无人知道这个大坑的准确位置. 修工事的同时,为了应对中国远征军的反攻,第56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着力指导各部队提高战术技能,在1943年缅甸方面军第15军举行的师团对抗射击竞赛会上获得优胜.1944年初,又进行了两次联队对抗刺杀术、射击比赛.就在我们反攻前不久,56师团还对全团进行了战前强化训练.而据守松山的拉孟守备队一直在这些训练中获得“标兵”的称号.在缅甸方面军举行的一年一度军事大比武中拉孟守备队一直保持射击、火炮射击和负重攀登三项“第一”的优异成绩.

后来的战事证明,日军拉孟守备队留守的1260人,居然坚守松山3个月,尽管全军覆灭,却让我们以牺牲7763名战士的生命为代价才夺回松山.这7763名战士,平均年龄才19岁!

走到子高地,见到那个巨大的凹坑.这个留在松山顶端的大坑意义非凡,记录着中国军队从日本侵略军手中夺回自己的河山竟然如此艰难!

1944年8月20日上午9点15分,子高地红色的土壤以及日军修建的坚固堡垒被TNT送上高空,又散沙般落下.据当时美军联络组记录的结果,那一声惊天巨响炸毙的日军官兵为42名.多年以后,在松山战役中被俘活下来的日军机早见政则证实,他所熟悉的浅田分队长、桥本芳行上等兵、有吉成喜兵长和在诺门坎战役侥幸活下来的白川正广兵长,都在这次大爆破中被活埋了.

5年前,保山史志办的滇西抗战研究学者陈祖梁先生在日本见到还活着的这个机早见,他告诉陈先生,在松山与中国军队的交战中,他用机射杀过61个军人.我和陈先生都认为这是一个可疑的数字.

时至今日,关于当初是谁想出从山肚子里挖一条通到敌军脚下的坑道,然后用TNT掀掉上面的敌军坚固堡垒的坑道爆破办法还有着不同的说法,就连当年参与了这次爆破,如今还健在的鲍直才老人也说不清楚.虽然子高地大爆破后,中日军队的交战又进行了坚苦卓绝的17天,但它却撕开了日军的牢固防线.这个最原始、最笨拙、最不得已的爆破方法,意外成为整个松山攻坚战的最大亮点.

我一直纳闷,松山上的日本鬼子为何如此坚强与疯狂,死不投降?难道他们有着超出普通人类,或者是普通军人的钢铁意志?后来在品野实的《中日拉孟决战――异国的鬼》中看见他说：“在最后一刻,残存日军士兵的精神终于崩溃了.”

1999年,品野实应陈祖梁先生邀请来到中国,他们从保山、腾冲来到松山.对于自己的著作已经成为中日双方研究滇西抗战最有影响力的资料的品野实,亲自来到松山还是生命中的第一次.在“滇缅公路死难民夫纪念碑”的原址前,品野实以此为坐标,指出了当年日军据守松山时所有阵地的方位.当然,他还是不甘心68年前那一场松山日军的“玉碎”.

68年过去了,松山遗址因为缺少保护遭到了某些范围的破坏.

破坏开始于1958年,为了响应超英赶美的号召,村民们首先拆除了自家屋顶和院墙上使用着的日军遗留下来的有盖式堡垒顶部的钢板,再上山把残留的钢板铁片全部收集,抬下山去投入土法冶炼炉,用松山上的树木,去燃烧冶炼炉的熊熊烈火.那些军用好钢,很快炼成了一堆民用废铁.事实上,已经毫无用处.

虽然如此,松山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保留最完整的战场遗址.在松山上,中国远征军编号的46个阵地,日军编号的30个阵地还能一一对应找到.也就是说,拿着68年前敌我双方的作战地图,还能找到当时的战场.“2010年,我们对现存的战壕进行了丈量,总长度为18公里多一点点.”院峰说,“我从不把自己当讲解员,我是松山的一个部分.最重要的任务是对松山遗址的保护.”

1944年8月,日军开始溃败,腾冲阵地防守松懈,陈常有才找机会逃了出来.10月,他回到镇安街.陈育品已经5岁.姐姐8岁.

1946年,因为土地的分配问题,陈常有带着一家人,搬回松山大垭口村的小水沟社定居.

从那时起,大垭口的村民开始过上了安定但很穷困的生活.“我们的祖辈和父辈很无奈卷入了这场战争.在我们小的时候,战场痕迹比现在清晰得多.村里的小伙伴几乎都是用战争遗物当玩具.99%的人家都在使用战争遗物当生活用品.家里都有日军的腰锅、饭盒、汤勺、箱、、.日军的,成为村民的杀猪刀.钢盔,安上一根木柄就成粪瓢.有些人家的猪圈和牛厩,都是用日军战壕的钢板来当顶盖,上面还有弹打过的痕迹.”

很多村民,成为专门的“挖山人”.他们靠收集壳、炮弹碎片,卖给废品收购站的人,再拿这个钱去买粮食.这是战后十多年之间的事.1958年以后,这些东西在阵地上基本看不见了.

1990年,15岁的杨国刚想收集一对远征军的帽徽,得省下每个星期5元的吃饭钱,以50块的价格支付给舅舅.到现今,他收集了4000多件战争遗物,花掉了他十多万块钱.

成为“挖山人”的陈育品,依靠卖破铜废铁的钱给家里买米,还让自己念到初中毕业.他用松山上捡来的一只日军的绝密文件公文箱装着自己的十多本书.少年时代的院峰,突然对箱子上“绝密”二字心生好奇,就打开了箱子,在父亲的书本中拿起品野实的《中日拉孟决战――异国的鬼》.

从第一行字开始,这个松山大垭口村农民的儿子就被吸引住了.读着读着,他发现这个日本人写的事情跟自己生活的这个村子和这座大山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些每天和小朋友玩的土沟,就是日军费尽心力挖掘并为之得意的坚固战壕.

但很快,这本书就看完了.院峰问父亲还有没有关于松山战斗的书?父亲说没有了.父亲只好把自己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故事,一遍一遍讲给自己的儿子听.陈育品并不清楚,自己的讲述正在把年幼的儿子带向历史的深处,带向战争以外的广大世界.

“我们村的一位老人去挖柴禾,挖到一个洞,看见一个日本兵抱着靠在洞里的土壁上,脸上是扭曲的表情,估计是洞口炸塌后与空气隔绝被闷死了.”

“黄家水井那个玉华,拆弹的手艺不如他爹闫荣德.他爹用一把砍柴刀,就拆过几千枚20毫米的战防弹和炮弹哑弹.可能是时间搞长了,人放松了警惕,在院子里拆着一颗15公分长的机弹,和厨房里玉华妈说着话,一刀砍在上,把他炸死了.” 2006年,闫玉华在拆一枚75毫米山炮炮弹时不幸身亡.那是他拆过的第50枚炮弹.

中午在松山小街上的“芳香鱼馆”吃饭,院峰叫来他小学和中学的同学杨国刚.饭桌上,院峰转述着这些父亲的故事,国刚提醒他：“还有那个,死人打死活人那个.”

那个故事是这样：村里一个老人上山放牛,看见雨水冲出一截管,老人就用手刨开泥土,差不多管露出够他双手抓住的长短,老人就使劲一拉,里居然射出一颗,把老人打死了.村子里的人听见响纷纷跑来,觉得奇怪往下挖土,很快挖出一个日本兵.分析是,可能他的刚刚上膛,就被炸死埋掉了.老人一拉,他放在扳机上的手指骨

此文是一篇日军论文范文,日军类有关论文范文检索,与松山之子(文化)相关函授毕业论文。适合不知如何写日军及远征军及阵地方面的饮食文化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日军类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的作为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什么时候的事?”我问他们.

“好几十年了.怕是五六十年代的事情了.”

吃完饭,院峰叫国刚带我去看炸死闫玉华的那种75毫米山炮炮弹.

国刚用他那辆灰红相间的“宗申”150型摩托车把我带到他家.进门我才明白,他新盖的一院两层楼房有7间屋,楼下的三间住着他的父母,妻儿和弟妹,楼上的三间被他布置成展览室,展出他自1995年开始收藏的日军、钢盔、、弹夹箱、82壳、75毫米山炮弹壳、炮弹尾翼,美军和日军的皮鞋,日军的毛毯和美军的刀叉、酒瓶,日军的水管钳和滤水器外壳,远征军七九的,管等等来自松山各个阵地的战争遗物.他写的说明,除名称外,还注明此物属于哪方军队,来自当年的哪个阵地.在一个我拳头那么大小的蓝色玻璃瓶旁边,国刚用碳素笔在一张白色小纸片上写道：日军化壮（妆）盒.有一个美军的氧气瓶,如果国刚不介绍,我绝对猜不出来是一个什么东西.

1944年8月,松山不远处淘金河村的两个邻家青年因为肚子饿出门觅食,沿滇缅公路来到龙山卡,路上见两个日军赶着一辆马车迎面而来.突然远征军和日军开火,受到惊吓的马匹,一阵嘶鸣后开始狂奔,马车上两个氧气瓶滚落下来.日军也顾不得回来捡拾,估计也是刚从远征军那里抢来的.两个饥饿的青年一人一头抬着一个回家,一直搁在家里.很多年过去了,其中一个青年的女儿已经长大,嫁给国刚的舅舅.这位舅娘给国刚带来了这个故事,并带他回家观看实物.

国刚请这位老爹把氧气瓶卖给他.老爹不愿意.国刚说借给他玩一久就送回来.老爹答应了.2008年,老爹见他还不想还,就270块钱卖给了他.

楼下三间只有3面墙而没有门的耳房,墙上挂着翻拍来的美军、日军和远征军拍摄的松山阵地和战时战事照片.国刚把家办成了“大垭口村抗战文化展室”,无偿接待来松山参观的各界人士和观光游客.写过《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作家,给了国刚一个大大的赞扬,还和他成了好朋友.

他拿起一个钢盔告诉我：“我在官成村看见一位老人拿这个钢盔当喂狗盆.我叫他把钢盔卖给我,老人不卖,说他一辈子都要拿这个日军的头盔给狗舔.我告诉他这个不是日本人的,是美国兵的.他听听才卖给我.”我笑了,问国刚：“多少钱?”国刚张开右手的巴掌：“500块!”

为收这些东西,国刚连续3年在不下雨的“干天”去缅甸打工,锯柚木,每天可以得到100块劳务费.一共挣得三四万块钱,他全部用来收东西.每年种烤烟的收入一万多,也统统用来收东西.他看到一只日本人喂马的盆,跑回家来把媳妇准备“七月半”买纸钱烧给祖宗的钱拿着跑去找盆子的主人,人家已经卖给别人了.媳妇李双珍开的缝纫店一年有七八千的收入,基本维持着家里柴米油盐的开支,经常气得和国刚吵架.

告别国刚,坐上龙陵来接我的车.突然接到院峰,说我的雨伞忘在“芳香鱼馆”了.

院峰骑着他刚买的蓝色嘉陵150型越野摩托车,在日军的本道阵地追上我们,把雨伞递给我.说县里通知他去开会,他要骑着摩托车去龙陵.松山离龙陵39公里.我们要他上车,他说不用,他还要骑着车回来.在这条路上,他已经跑坏了一辆红色“建设”125普通型摩托车.

院峰先走了.我站在路边,再次看着这个曾经最不知名的山头,想象着它经历过的那一场中国最著名的战争.

车上,来接我的龙陵县日军慰安所罪行展览馆的邱佳伟告诉我,几年来,院峰通过调查了解和在互联网上收集了近万人的滇西抗日阵亡将士名单.还到广东、贵州、乌鲁木齐等40多个地方拜访过300多个健在老兵.他说：“我们文体局的局长在几年前带人来松山看遗址,想找个人介绍情况,有人把陈院峰带来了.没想到,他讲得太好了!什么都知道.后来,就把他调来松山管理所了.”

车子向龙陵开去,院峰的摩托一直跑在我们的前面.

我的脑海中,再次想起那个名叫水木洋子的日本女人,不清楚她回到日本后,是否写出了一个关于松山日军的电影剧本.以1938年入伍,并随日军从上海吴淞口登陆进入中国的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回国后对战时题材的放弃来看,估计她的剧本也会随他们的战争失败而不了了之.而再次想起自己来过的松山,也不知道她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责任编辑 李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