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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庞朴先生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先生学识渊博,思路宽广,为学善于小中见大,爱用“汉学”方法钩稽“宋学”课题,每每新见迭出.他气度温文尔雅,说话不瘟不火,与人相处时是宽厚长者.因此,学者圈中多尊称他为“庞公”.
结识庞公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庞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1982年,他在《人民日报》上率先发出“应该注意文化史”研究的呼唤,并和朱维铮教授一起主编《中国文化史丛》.在整个80年代,他曾就文化学、文化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诸问题.发表演说数十次、撰写大量文章,推动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可以说,庞公才称得上名副其实的“80年代文化热”主将.只是他埋首学问,没有闲功夫在媒体上出风头.
1985年的一个春日,听说庞公到上海来讲学了,我就赶紧去拜访他.在复旦大学一座幽静的小楼里,听他就上海文化发展战略谈谈看法.他说：“现在我国正处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历史性的社会变革时期,人们的目光更多地注视着经济目标.社会上流传着“一工二农三财贸,有空再来抓文教’的说法,似乎并无改变.要把发展文化摆到相当的位置,一般人认为不合时宜.但应该看到,目前的经济改革是在缺乏一定理论准备和心理准备的前提下发生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然而,应该看到这是出于迫不得已的现实原因,绝不能因而忽视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即整个文化背景在改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他又说：“对西方文化固然不能全盘否定,不能一提西方文化就想到腐朽没落,在文化上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也不能把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都看成消极落后的.只有那些对中华传统文化既无了解,对西方文化精髓也无认识的人,才会放弃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去追逐西方那些浮面上的声色犬马.有人主张文化现代化就是全盘西化,抛弃传统文化,这是极端错误的.这里面既有一个民族自信心问题,也有一个中华文化的价值问题.中国要实现文化现代化,只能从中华文化出发,同时勇敢地大量地吸收西方文化精华.”
他还说：“上海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既处于我国近代文化最发达的东南地区,又是对外经济往来最大口岸,这就决定了上海文化的特征.北京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上海既保存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又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因素.因而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向外扩散的窗口,又是西方文化向中国内地传播的前沿,形成了开放型多样化的文化.假如丢掉了这一点,也就不成其为上海文化了.但这二三十年来上海文化发展却愈益落后,或者说有些糟糕.上海一旦失去文化优势,就会失去人才优势；失去人才优势,随之也就失去经济优势.多功能中心城市的地位就会动摇.”当年我曾经将庞公的这次谈话内容整理后公开发表.可以说,他的见解不仅在80年代是最深刻的,即使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那次谈话后,我和庞公的来往就多了起来,只要他来上海,或者我去北京,都会见面聊天,在我出国后才中断了联系.直到七八年前,有一次去北京出差,才有机会约了庞公、孙长江和包遵信一起喝酒聊天.庞公告诉我,他这些年的学术兴趣,一方面集中在对出土简帛的研究,倡议成立了国际简帛研究中心,并开辟了“简帛研究”网站,另一方面则致力于中国辩证思想的研究,以解读中华文化.
1995年春,庞公访问海德堡大学.在黑格尔当年的讲堂里,他想起黑格尔的放言高论,说中国没有“三位一体的高卓的意识”.其实,就在黑格尔发表那场著名的哲学史讲演前164年,庐山脚下有一位叫方以智的避世僧人,正在撰写一部叫作《东西均》的著作.书中所着重阐发的正是后来黑格尔常讲的三位一体的辩证法,其思想深度比起黑格尔来毫无逊色.方以智可以说是黑格尔思想的先行者.于是,庞公发愿着手注释方以智的这部论著.相信庞公的此一研究必将给当今学界一记当头棒喝！听说他近年长居济南.待到成书之日,我当携酒远赴泉城,和庞公浮一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