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大西北的文化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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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精神与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这一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化语境中出现了明显的变异.此时之中国,正步入千年未有之变局,仓促而急剧的社会转型携带着过多的短视与功利,伴随着严重的物质与精神的失衡.这理应成为文学价值彰显与意义照亮的绝好契机,在适度为世俗化的合理性辩护的同时,更高扬文学批判与超越的旗帜,像西方国家许多优秀作家那样,作世界里的精神守望者与终极价值的追寻人.遗憾的是,我们在身边看到的却常常是另一番风景.“举世浑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腹其糟而啜其醣”(《史记屈原列传》)神龙一现的江上渔父如此规劝行吟泽畔的三闾大夫,屈原置若罔闻,终于怀沙自沉了.而此言之千年余响,却分明为屈原的徒子徒孙心领神会,欣然采纳等有道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文学界谈论得较多的“抵抗英雄”是“二张”(张承志、张炜),面对这个充分物化的世界,面对覆盖一切的商品逻辑,面对在滚滚红尘中浮沉萎顿的心灵,二张大声说不.其一人手持的武器是哲合忍耶,另一人构筑的精神家园是古朴的民间村社等相比二张,另一位来自大西北的抵抗英雄周涛却鲜为人所认识,或者说,尽管其诗其文炙手可热,从文化意义上评判周涛的价值,尚未被许多人所认识.在我看来,比之二张,周涛的文化抵抗至少是同样艰苦卓绝而又有声有色的,并且其切入的方式及呈现的特点,都有迥异于二张的特征.

1　“尽善来自朴素,尽美来自自然”：对病态世风的文化救赎

周涛由诗而入散文,其中一以贯之的不变的美学元素自然多多,暂且按下不表.因为我认为捕捉其审美理想的嬗变更有意义,或许这正是理解周涛散文文化意义的锁钥.

兀立荒原/任漠风吹散长鬃/引颈怅望远方天地之交/那永远不可企及的地平线,三五成群/以空旷天地间的鼎足之势/组成一幅相依为命的画卷

这是《野马群》中的诗句,在周涛评论中引用率颇高,几成诗人周涛的一张名片.诗的画面感极强,以东坡赞王维之“诗中有画”誉之,当非溢美之词.我从中强烈感受到诗人对形式美感的钟情与追求,甚至不妨说有几分“唯美”的色彩.

令熟悉的读者始料不及的是,作为散文家的周涛,没有沿着这条轻车熟路继续前行.

凡由诗而人散文者,极易遁入两途,一是顺其道而行之,迷恋炼词秀句(常露雕章琢句之病)；二是反其道而行之,渐趋冲淡平和.而周涛文风之于诗风,变化却是革命性的.

当然,周涛散文颇丰,像摘引诗句那样作一鳞半爪引证是很困难的,还是用周涛的夫子自道整体概括好了：

周涛视自家散文为“一条河流”,“带着沿岸的泥沙和尘土、草皮、枯枝败叶,以及羊粪蛋、马尿,唏哩哗啦就下来了,但它那种生命力、强大的生活原动,充满了野性的力量.”①

不难看出,两者的反差是如此强烈.散文家的周涛已经摆脱了对形式美感的依恋,或者更确切地说,代之以对天地间大美的追求了,正所谓“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史记项羽本纪》),“我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庖丁解牛》).把握这一变化不是困难的,甚至也是意义不大的,困难与意义在于寻找其背后的驱动力,并进而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

我们知道,周涛是有感于当代散文的病态,由诗而转入散文创作的.不妨说,散文之病,就病在“唯美”,触目盈耳,皆是莺歌燕舞、浅吟低唱,而文风总是和世风互为表里的.

新旧世纪之交,当央视综艺频道的当家花旦朗声宣布：“我们的口号是生产快乐”时,主流媒体明白无误地向公众传达出一个信息：中国的“乐感文化时代”来临了.这句既通俗易懂又耐人寻味的话语引起了我思想的震撼,我是将其视为一个有文化里程碑意义的警句接受的.还有什么能比“生产快乐”更有资格充当描述当前社会生活的关 键 词 呢,“生产快乐”的宗旨,正全面改写着当代中国的审美文化景观,我们只要将目光随机性的,浮光掠影地扫描一下身边的出版物,即会发现,女性化的大众文化语境正包围着大众,裹挟着大众.因为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乐感文化,它张扬的是一种女性化的审美趣味.柔靡的文风也罢,偏斜的阅读趣味也罢,都与这个大环境有紧密的、互动的关系.而这种文化正培养着一代人的审美理想,塑造着一代人的文化人格.

在消费文化,时尚文化中,商人企图以商人的眼光为全社会制定法则和标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对女性化审美时尚的追求是以取消个人判断为前提的.尽管表面上看来当代青少年常以张扬个性为标榜,其实这种个性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装饰,是市场精心设计的圈套,真正的个性已经在这个圈套中泛化了,格式化了,徒留下一种没有独特陛的所谓个性.

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千姿百态的美,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本各揽其美,就个体的人而言,只要是发乎天性,倒也不见得有高下之分.不过,倘若阴柔之美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主导性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的话,恐怕就有些问题了.换言之,周涛要拯救的不是散文,或者说不仅仅是散文,他要匡正的是一代文风,由文风透露出的一代世风,由世风折射出的世道人心.纵览中国文学史,浮艳绮靡蔚成一代风气者,史不绝书,当然起而反拨拯救者,也代不乏人.

周涛操持的武器有二,一是马背民族与伊斯兰文化的雄强精神和阳刚大气.

周涛谈论中国古代战争时有一独到发现：“马背民族突破长城的历史瞬间,可以想象是何等的有声有色、惊天动地！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受精的时刻.等长城这象征着守护农业文明的裤腰带,一次次地,被粗硬的手解开了.等若是想弄清中国封建文明的这枚仙桃何以能历经两三千年而长久不衰、老而弥鲜,谜底就在这儿.因为每当它衰腐、变质时,便有长城之外的游牧民族强盛起来,以战争的方式突破长城,把洋溢在山野大漠间的原始生命活力注入进来,使之重新开始一次轮回.那生命活力是那样充沛,那样野性而活泼,它毫不自知地成了封建文化的天然防腐剂等”(P273)如今,周涛又试图借此来祛除“现代病”,强壮中原汉民族为物欲虚脱的精神气脉.

在我们的文化当中,那种功利主义的倾向,实用主义作风,不真诚的东西,非人性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说我们不仅要向世界的先进文明学习,还要向我们身边的、跟我们朝夕相处同一个国家的,共同组成中华文明的这样一些少数民族身上也学.

当欺骗成为常识、敲诈成为公理、金钱成为准则、叛卖成为创造,一切的价值沉沦在汹涌的潮流之中时,真诚、朴素、人性这类事物的最后栖息地也只能在边陲的某些角落了.人性的理解和笑容,真诚朴素的礼貌和友谊,稀有金属一般在绿洲的田园里闪闪发光,震撼心灵.

第二件武器是大西北的高天后土.

如果用海德格尔的哲学语言表达的话,由于工具理性极度膨胀,自然界被作为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座架”裹挟,拖人永不回头的“订造”, “人之栖居”陷入困境,更为严峻的是人的“主体”世界也被“座架”全面渗透.这一哲思显然成为诗人周涛的切肤之痛,并且在他的眼中,把大西北视为唯一尚未被“订造”的净土.

人一辈子还是应该到帕米尔高原上去体味体味,这比读什么孔孟之道,甚至比读庄子更让人返璞归真,更让人理解人和自然.

惟有在面对祟山峻岭戈壁大漠之时,能使人忘记琐碎的争斗,升起崇高悲壮的美感,在大自然的神力面前宠辱皆忘.

应该常去看望一下土地.这是一味恢复天良的、苦口的中草药,它可以帮助人们恢复一些初心正觉.去浮躁、祛病邪,补元气,正心力.如果说这世上真有什么功法的话,土地是最大的功法,是真正的原始之尊、万物之母.

“当世界被弄得越来越复杂喧闹的时候,那么到草原来吧,朴素大胆的民歌总是能还原生命的本来面目.”(《黄昏的炊烟》)――周涛如是说.

望峰息心,窥谷忘返,以天地自然净化人心,其理论依归其实还是回到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中国哲学.

我很明白,当今散文界无论创作还是理论,均名家如云,宏论纷呈,我如此解读周涛散文,将许多“非文学”的因素加于其上,是会被捍卫文学纯粹性者贻笑大方的,但依我鄙陋的文学观,世间一切伟大的文学,都不是“纯粹”的文学,也不是“唯美”的文学,当年鲁迅弃医从文,那动机就绝不是“纯文学”的,也不是“唯美”的,但鲁迅的确创造了伟大的文学.

2　“当以文章横行一世”：“狂”的文化意义及生成缘由

在文学圈内,周涛的狂是出了名的.贾平凹即曾以字“狂涛”见赠,足见即便是在大家如平凹者眼中,周涛也狂得可以.不过以我观之,外界对周涛之狂,存在诸多误读,或者说尚未真正认识其狂的文化意义.

我对自己非常满意.我曾经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诗人,我的诗至今仍活在一部分中国人的心里,将来――很久以后还被一些人搜寻、研究,而且那时候会被人们发现更多的有意义的东西.

现在,一个散文家的周涛,影像正一天天地清晰、深刻起来.他承接着诗,承接着青年时期怒放的花丛,接过了那股发展生命的活力,延续中巧妙地、自然地变换了一个模样.变得多美妙,变得多合理,就像一个舞蹈家随着音乐的变奏所创造的毫不中断而又全新别致的舞步！

文人中有句戏言：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自家诗文,敝帚自珍,倒也是文人常态,但是周涛之狂,却远非“500年来白话文写作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其文五百年不朽,其人一千年不朽”一类虚狂所能比拟,那是一种以德性与知性为支撑的狂放,是一种人格与文格的卓然高拔.

再比如说,周涛常以写作时的“轻松随意”状态而“沾沾自喜”.他在谈及长诗《英雄泪》时,“忍不住向人吹牛：‘没有提纲,不打草稿,两千多行我是一挥而就！连我自己也防不住佩服自己.’”

中国诗人历来就有“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轻松随意派”与“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苦吟派,这里描述的是两种不同的写作状态,而作品价值的最终呈现,其实与写作的快慢并没有多大关系,至少不构成正比关系,虽则通常情况下,我们更愿意用“才华横溢”来赞许前者.我的意思是,若以此判断周涛之狂,仍然没有认识周涛狂傲的精髓,它不过是坦言了个人的写作状态,并且自我欣赏这种状态而已.

周涛之狂,狂在欲在人类的精神领域内有大动作、大雄心,他试图以诗人之身而为良医,为一个古老的民族的现代病文明病切诊号脉,并提出医疗方案.这有点类似于尼采之狂,后者有感于在理性与基督教的压迫下,德意志民族精神的疲惫,试图用古希腊悲剧,用洋溢于其间的人类童年时代原始的生命意志冲动,即狄俄尼索斯的醉狂生命力,以及灵与肉的和谐发展,为其实行精神上的输血.

北方缺水,遂有南水北调；东部缺电,遂有西气东输.这些都是经济建设领域内的大手笔,以天地为纸,以水气为墨,以宏大空间的物质调度为旨归的大文章,非有几分狂气不能写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科学探究领域其实也少不得几分狂气.据此我想到周涛,周涛觉察到中原文化欠缺元气滋生病态,他试图在精神领域启动一项“西气东输”工程.这项“工程”可行性如何,操作性怎样,完全可以或褒或贬,见仁见智,但这本身就是一个狂傲的计划,当无疑问.与前者基于国家意志的国家行为不同,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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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涛“口出狂言”：“我是放羊的等我说我放牧着5000汉字啊,也像张骞一样,持汉节不辱,渴饮血,饥吞毡,汉心不改.等你们没有认识过我真正的价值,我代表中原文化在这里生存,我树了一面旗帜,这就是我的意义等我要在这里留下汉文化的足迹,我要让他们承认汉族有天才和能力把西域的这块土地交融到自己的民族之中”

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印证了民族文化心理之于周涛的影响,印证了周涛之狂与中国传统士人阶层心态运动的历史渊源.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这是一种基于忧患意识与参与意识双重作用之下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它使我想起古人“蹬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意气(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想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近思录拾遗》)的雄心.这种人世的狂放,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主要表现,是中国士人阶层携带的宝贵的文化基因.

周涛本人不仅不讳言其狂,甚至还常以“匪”气自诩.“‘匪’是生活的原始状态,活泼泼的自在的生命,是不矫揉造作,是自然可爱的状态全盘托出.等大而至阶级、领袖,小而至诗歌凡人,一点‘匪’气,均不可少.毫无‘匪’气,便是迂腐.”我从其表白中窥见了中国文人身上久违了的品质,这是一种古已有之,代不乏人,延至五四作家,虽取文化激进主义立场而激烈反叛传统,却仍不减其光彩的所谓“文人气”、“名士气”.可惜的是,解放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和经久不息的思想改造,知识分子日渐由野牛驯化为家牛,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学会三缄其口、口是心非、全身远祸等等生存技术,狂气与野性,几消失殆尽.近二十年经济大潮席卷天地,虽言必称“多元价值”,但即便是和尚也不念佛经而改念生意经的当下,文人连“牛性”也所剩无多,徒增犬儒主义之狗性了,哪来狂气可言.如果说,鲁迅先生从刘和珍身上看到了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鲁迅《纪念刘和珍君》),我则从周涛身上,看到了中国文人的这种风范 气度.虽遭遇几十年酷烈政治运动的挤压,又经历几十年商品经济大潮的磨蚀,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空白得以填充,断裂得以弥补,以前只听说有个李敖在台湾狂,如今又出了个周涛在大陆狂,怎么说也是件好事啊.

当今之世,“抵抗者”自然非周涛一人,除前所言二张外,窃以为同周涛尊为“圣者”的西部诗人昌耀之比,即可进一步见出“狂”的缘由来.众所周知,昌耀命运多舛,饱受磨难,他的诗心是一颗伤痕累累的心,残破的心――“匪气”诚然可贵,然人各有命,并不是人人皆可拥有的,或皆可保存的.相比之下,周涛人生之路要顺畅得多,平坦得多,虽然周涛也讲过“再教育”之苦,但作为同龄人及同为“末代大学生”,有过一段相似经历的笔者却认为,一代人共有的一段短暂的类似于苦役犯的生活,是无法与22年的炼狱相提并论的.这便是周涛之幸,他历浩劫而来,却保留了一颗健康的心,明朗的心,时髦话说是很阳光的心.外界的巨大压力使昌耀退回到内心世界,他不屈不挠的抵抗便呈现出默默中的坚守,走的自然是一条圣者之路；周涛绝对是属于外向型,进攻型,他的同样是坚苦卓绝的抵抗便是呼啸中的主动出击,走的是一条王者之路,或者说充满王者气象的路,我想这就是周涛之狂的根基了.试想,倘若周涛也变得中庸守常,无过亦无不及,变得温良恭俭让,变得“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持圭璧,足履绳墨”(《晋书阮籍传》),小儒规规焉起来,那么周涛还是周涛吗

放眼当下,哈姆雷特式的利己主义者,一直为自己张罗和奔忙,却不是因为自己的责任活着的人多了,堂吉诃德式的执著犯傻的人少了.当然即便是狼吃小羊,借口也还是需要的,何况文人,扬其波啜其酾时,理论还是不可或缺的,这便是种种“后现代”的时髦理论.据说“宏大叙事”已经消失,“启蒙话语”已告终结,文学已经不再对社会对民众有承诺和担当.在这个犬儒主义盛行的世界,倒真希望多几个周涛,多几分狂傲之气啊！

3　“真正的诗人.是悲剧”：浸润纸页的悲怆情怀

如果说,周涛之狂,知之者多多的话,周涛之悲,知之者便寥寥了.

“尽管属狗的人外表看起来情绪高昂,但内心世界存留着一块悲观厌世的天地.”那么,究竟所悲者何呢细究之多多,亦多文化意义存焉.

“我也常常像近百年来苦寻生路的志士仁人一样体味、惶恐于我的种族的衰落.有什么办法呢”(《哈拉沙尔随笔》)这正是与人世精神家国情怀相连的感世伤时忧国忧民之悲,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悲剧情怀.

周涛欲在黄土塬上唱信天游而不得,自比“一只从动物园逃回到山野间的狼”,“丧失厉声长嚎的勇气,已不配雄踞山顶作荒野的主人,只是一团滑稽的像狼的东西罢了.我才知道人生是怎样渐渐地让一种自由的声音永不为我所有,我意识到我不知不觉地丢失了人的多么重要的东西而毫不心疼”.“我只想哭”.“那是立在黄河的这一岸断崖上,向着被汹涌的浊流隔断开的另一岸,向着不可谋面的想象中的情人的渴望.”(《游牧长城》)这是一种痛察自身异化或退化的悲哀,如同鲁迅笔下狂人最终发现自己也是吃人者的悲哀,是一个清醒者的悲哀.

正如包括专家在内的许多读者通常认定的那样,作为散文家的周涛正如日中天――散文界便有所谓“南余北周”之说,这一划分的潜台词可以理解为,若论散文英雄,则当今中国,仅此两人而已,其影响早已非诗人周涛所能比.但是此说的首创者,不知是否察觉到周涛身后背景的巨大转换.如前所述,在这个全民娱乐的超女时代,文学已经从昔日的中心滑落到了边缘,甚至“文学死了”的悲鸣也不绝于耳.这位20世纪80年代清新刚健乐观自信的新边塞诗的歌者,也发出了愤世之言：“难道那些应时应运而生的各种时髦杂色人物果真不仅是现实的偶像而且还是我们民族历史画廊中的英雄吗”(P285)可悲之处在于对这一天问的回答往往是“肯定”的.至少在芸芸众生心目中,在青少年心目中,当代英雄已经易主,一流的诗人作家学者,不会比三流的娱乐明星更有光彩.周涛当然十分清楚这点：“用一只笔沟通世界、贯穿时空,在今天已经变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了.”(P30)自赎之法当然也有,那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那就是“随其流而扬其波”,“口其糟而啜其口”,将自己也变脸为明星,即人于“时髦杂色人物”之列.当下周涛无疑是最具备变脸资格的人选,他可以轻而易举来一个漂亮的转身,便可以像时下成功变脸者那样,欣欣然享受大众情人的礼遇.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如此则与其初衷有悖,也与其基本的人生姿态不合.周涛的回答斩钉截铁：“在选择了诗的时候,就同时选择了一种寂寞,一种冒险,一个地狱的进口”.(P254)因为周涛全部的狂傲,全部的价值,恰好就在于向此宣战,缴械投降不是军人周涛的本性.代价是必须忍受孤独者的痛苦与悲怆.

若按天性而言,周涛无疑是自由不羁的,“让那些统治禁锢中原千年的伦理道德见鬼去吧,老子是化外之民,自由奔放,特行独立,天性完满.”(P32)然而他的济世之心,却分明是有所担当的,而且其内在的驱动力恰好是“中原千年的伦理道德”,这是一种恒久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选择：人世与出世,有为与无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集于一身时,其心态必然是矛盾的,痛苦的.

欣赏一幅周涛的画作是很有必要的.那是一幅骑在马上手持长矛的堂吉诃德水墨写意,题字日：“堂吉诃德与仆人桑乔行进在通往幻想的旷野上.”为堂吉诃德作画,而非为哈姆雷特作画,有深意存焉,尽管那位高贵的丹麦王子比落魄的骑士更符合诗人的身份,尽管他悲壮的复仇比不合时宜的行侠仗义更具有悲剧气氛.按一位19世纪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话说,这两个人代表了人性中的两极：或如堂吉诃德勇往直前,或如哈姆雷特延宕徘徊.周涛是堂吉诃德一类的人物,延宕徘徊首鼠两端不是周涛的个性,他只能为堂吉诃德礼赞.周涛坚苦卓绝的文化抵抗,是否又是一场风车大战呢看不出素来以狂著称的周涛,在散文中表达了多少必胜的信念,倒是有言凿凿,申之再三：“我已没有‘必胜的信心’,我只有‘我不相信’的孤注一掷的胆量.”(P30)“诗人都是悲剧性的”,“真正的诗人,是悲剧”,吐露出压抑不住的悲壮情怀.以形而下言,这是对这场坚苦卓绝的文化抵抗胜负之数难以逆料的悲怆；以形而上言,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如西方西绪弗斯神话昭示的悲壮,惟感觉敏锐的诗人承受之.而在我看来,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53"5,实在应该有几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胸襟,应该有几分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气概,耳边应该永远回响孔夫子那一声千古浩叹：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