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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期东北亚音乐文化交流主要以中国同朝鲜、日本两国的交流为主,中国与朝鲜的音乐交流又早于日本.其时间可追溯到商朝的箕子人朝,而中国与日本的音乐文化交流以1967年在日本发现埙残片为依据,能追溯至日本的弥生时代前期.本文主要探究中古时期朝鲜音乐的来源及构成问题,并对其中的音乐文化现象作进一步分析.因隋唐两朝将朝鲜三国时期的高句丽音乐纳入中国宫廷音乐中并称为“高丽乐”,故本文也沿用此名称.
一、中国音乐对朝鲜音乐的影响
中国音乐向朝鲜半岛的早期传播,可以上溯至商朝灭亡前箕子率部迁入朝鲜半岛的大同江流域并建立箕氏朝鲜,箕子将中国中原地区的礼乐带到朝鲜半岛.此后随着中朝两地音乐文化的交流,中国的乐器、乐舞等也相继传人朝鲜.《史记·宋微子世家》称：“箕子者,纣亲戚也.等被发佯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因纣王沉迷乐舞不理朝政导致商朝灭亡,箕子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而创作《箕子操》.商朝灭亡时间约在公元前1066年,琴曲《箕子操》的产生时间又在商朝灭亡前,所以此曲产生时间应为公元前11世纪.古琴曲《箕子操》是用作曲者名字命名的琴曲,当他带领五千殷民迁入朝鲜时,此曲也必然被带到朝鲜半岛.音乐学界通常将春秋时期伯牙创作的琴曲《高山流水》视为中国最早的古琴曲,对《箕子操》的挖掘不仅将中国古琴曲的最早创作时间由春秋时期向前推至商朝,此曲也是中朝音乐文化交流最好的见证.
由于当时朝鲜本地居民文化的相对落后,直至高句丽时期在朝鲜史书中才出现对于中国古琴的记载.《三国史记·乐志》记载：“初,晋人以七弦琴送高句丽.丽人虽知其为乐器,而不知其声音及鼓之之法”.七弦琴即指中国古琴,从高句丽人不知如何演奏古琴来看,箕子传入朝鲜的古琴音乐在此之前已经失传.晋朝将古琴送给高句丽,这是古琴第二次传入朝鲜.《隋书·东夷列传》又记高丽乐：“乐有五弦、琴、筝”.从晋初到隋朝这段时间内,高句丽人由不知古琴如何表演到将之应用到高丽乐中,可以看出中国古琴对高丽乐的影响在逐渐加深.
中国乐舞对古代朝鲜的影响始于汉代乐舞.《旧唐书·音乐志》记载：“《窟子》,亦云《魁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齐后主高纬尤所好.高丽国亦有之.”这是我们所知中原乐舞在高句丽时期留存的唯一记载.
在中国史书的记载中,朝鲜远古时期的音乐被纳入东夷之乐,史书对东夷之乐的名称记载不一：有“味”、“离”、“韎”等.朝鲜半岛在三国出现之前曾出现的溅人、三韩等民族,都有各自的音乐文化.他们一方面继承着先辈流传下来的音乐传统,另一方面在音乐表现形式上也各有异同.减人居住在高句丽的南面,认为他们与高句丽是同一种族,在语言和风俗习惯上大致和高句丽相同,只是在衣着服饰上有差异.减人祭祀的形式是昼夜饮酒歌舞,乐舞的名称为《舞天》,把老虎作为祭祀的神灵.马韩是朝鲜土生土长的居民,是古代朝鲜半岛出现的三韩之一.马韩人的祭祀分为五月和十月,这两次祭祀都与农耕有关.马韩拜祭的是鬼神,祭祀中他们昼夜歌舞,参与舞蹈的人有数十人,表演动作有“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此外还有类似铎舞的节奏.高句丽人与溅人、马韩人同样是喜好歌舞的民族,其祭祀在十月举行,发展为一种全国性的聚会,叫做“东盟”.高句丽祭祀的内容,除与减人相同的祭祀天神外,还存在隧神祭祀.高句丽人民也在祭祀过程中表演歌舞,这是对朝鲜半岛溅人、马韩的生活习俗的继承.
箕子带来的中原音乐虽未能直接对中古时期朝鲜的音乐形成影响,但箕子所提倡的礼乐文化却一直为朝鲜半岛居民所推崇,甚至高丽王朝依然对箕子的贡献写歌颂扬.多年后在《高丽史》中出现颂扬箕子的《西京》和《大同江》两首歌曲就是最好的见证.中原音乐文化对朝鲜本土音乐所产生的影响,从朝鲜的上古时期延续到高丽王朝.此外,减、韩民族的祭祀传统也有很多地方与中原相近,这些都构成后来中古时期朝鲜音乐文化的组成部分.
二、朝鲜音乐对亚洲其他音乐的吸收
朝鲜中古时期音乐,不仅受中原音乐影响,继承了朝鲜半岛本土音乐的传统,还大量吸纳外来音乐文化,出现了佛教音乐中使用的乐器,并引入《通典》所载四夷乐中的西戎乐、北狄乐及南蛮乐.这些音乐融入朝鲜音乐中,使其内容不仅涵盖东亚音乐文化的传统音乐,还包括了部分西亚及南亚音乐文化的因子.
五弦琵琶简称五弦,最初是印度佛教音乐中使用的乐器,因此《隋书·音乐志》对《天竺乐》的记载称：“乐器有凤首笙模、琵琶、五弦”.公元170年在印度修建的阿马拉维提浮雕中,《脱胎画雕像》中横抱琵琶的乐工就是手持上三下二的五弦琵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龟兹后,龟兹成为当时西域佛教的中心,佛教音乐随之传人这一地区,龟兹乐队音律体系基本是北印度乐制的延续,五弦也开始在龟兹及西域各地流传.隋代“九部乐”中,属于西域地区的《西凉乐》《天竺乐》《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都使用五弦.随着佛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以及天竺乐进入中原,五弦也开始成为中国常见乐器.中国史书中最早记载五弦的是隋朝阁那崛多翻译的《佛本行集经》：“世尊音响,善能教他,犹如鼓声.等犹如箜篌、琵琶、五弦、筝、笛等声.”《佛本行集经·高句丽本纪》译于隋朝初年,译经中所用乐器名均采用当时世俗熟悉的名称,可见此时五弦琵琶已经成为中国佛教音乐的组成部分.早在南北朝时期,“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等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佛教在高句丽小兽林王在位时(372年至375年)已经由中国传至朝鲜半岛.此后,大约是随着佛教音乐进入朝鲜半岛,五弦也成为朝鲜半岛的常见乐器,隋朝“九部乐”的《高丽乐》中有五弦,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综上,五弦传播路线为：印度－西域－中原－高句丽.所以在《三国史记》高丽乐中才会出现佛教乐器五弦.
朝鲜史书《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乐》中还提到筚篥这一乐器,包括小筚篥、大筚篥、桃皮筚篥.中国有关筚篥的最早记载见于南宋何承天《事物纪原·乐舞声歌部》所写文章：“羌胡乐器,出于胡中,其声悲,本名悲栗”.段安节《乐府杂录》称筚篥起源于龟兹地区,是一种有簧片、用短小竹管做成、竖着吹奏的吹管乐器.在《旧唐书》的九部乐中,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高丽乐等五部乐均使用了筚篥以及它的亲族乐器：大筚篥、小筚篥、双筚篥、桃皮筚篥.可见筚篥是西域音乐中较受欢迎的乐器.筚篥传人中原与东晋初年吕光西征龟兹有关,吕光征服龟兹后带回的龟兹乐就包括筚篥.在高丽乐中,除了有西域乐中可以见到的大、小筚篥,还有桃皮筚篥.《隋书》九部乐只有《高丽乐》的乐器中出现了桃皮筚篥,《通典·乐四》将其列于八音之外,称：“桃皮,东夷有卷桃皮,似筚篥也.”可以看出,桃皮筚篥是龟兹乐中的筚篥传人中原后再传到朝鲜,当地居民用桃皮作为原料,将龟兹筚篥改良成具有高丽乐特色的桃皮筚篥.在《三国史记》所载高丽乐器中出现三种筚篥,大筚篥、小筚篥、桃皮筚篥,可见高句丽人对筚篥的喜爱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