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日文化在台湾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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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的文化研究和传媒批评的术语家族中,“哈日”已经成为一个十分流行而且重要的概念.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哈日”是一个有趣而复杂的流行文化现象,也构成了台湾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哈”原是闽南语,其意为“热爱与渴望”,哈日风潮指的就是台湾青少年对日本流行文化的崇拜与模仿之风,是消费主义时代“迷”文化现象的一种典型表征.现今,如果一个人对日本某些领域或者某些物品很着迷,就会被称为“很哈日”,而被归入“哈日一族”或“追日一族”.

“哈日”一词的流行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个概念的发明权应归属于台湾流行文化作家陈桂杏.一九九三年,笔名哈日杏子的陈桂杏出版了处女作漫画《早安,日本》,第一次使用了闽南语“哈得要死”的典故,用来表述对日本流行文化的喜爱,却出乎意料地创出“哈日族”这个现今被广泛使用的流行语词.哈日杏子因此也被戏称为哈日一族的“教祖”.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症状,“哈日”在台湾的表现几乎是全方位的.日本偶像剧、卡通、漫画、动漫、音乐、服饰、发型、杂志、玩具乃至食物等等都成为哈日族疯狂着迷的对象而全面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台北的西门町甚至成为“哈日之城”.日本流行文化无疑对台湾青少年的感性生活产生了巨大的规训影响,“日本感性”的长驱直入改变了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和感觉结构,形成台湾哈日一族特殊的恋物心理情结,甚至连食物结构和胃口都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吃,一定要吃日本料理；看,一定要看日剧、日本电影、日本漫画；听,一定要听日本歌；用的东西一定要日本制（ｍａｄｅ ｉｎ Ｊａｐａｎ）等无时无刻都要让自己沉浸在一个完全日本化的世界里,否则会非常难受!” 从食 、衣、住、行、育、乐等等台湾青少年日常生活层面看,几乎都有日本流行文化的影子.这对台湾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无疑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面对日本流行文化风潮,从九十年始,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台湾人文学界就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从内容上看,这些研究大体包括两大方面：第一是探讨日本文化在台湾流行的原因；第二是深入分析日本流行文化对台湾青少年文化认同产生的影响,并对“哈日”文化的性质作出批判或辩护性的阐释.

为什么日本流行文化在台湾乃至整个亚洲会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以至于形成所谓台湾哈日族比日本人还日本化的状况?这几乎是所有对哈日现象感兴趣的学人都首先会提出的问题.对此,台湾人文学界提供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分析.首先从日本流行文化本身看,它具有十分接近乃至迎合青少年文化心理的特征,能够满足他们的审美需要和好奇心.这无疑是其获得青少年广泛接受的基础.以日本流行文化先锋的日剧为例,能够在青少年群体中风靡的大多具有青年亚文化的内涵.如《麻辣教师》中的“反町隆史”对传统教育理念的反叛；《魔女的条件》对叛逆／ 问题少年的包容与接受；《将太的寿司》对个人主义的张扬等等,都迎合了一代青少年“做自己”的文化消费需求.人们一般认为日本偶像剧“以纯爱、浪漫、流行、梦想及贴近现实为偶像剧的几个元素,并在制作方面充满感人的剧情与精致的拍摄手法.”这些文本特征显然是日剧流行的基础.其次是消费文化空间的形塑与立体的行销策略.日本流行文化的推广采用了“媒介、消费与认同”三位一体的行销方式,如同学者李丁赞所言,日剧“由小众而变成一种大众化商品”是大众媒体造成的,“日剧经由卫星空降地面,成功地在台湾建立桥头堡,而拥有它专属的频道和观众群.也就是说,日剧已经创造了自己的消费文化空间.”从根本上看,“哈日”是全球化时代跨国资本与跨国媒体以及各种政治权力对人们的感性领域规训的结果.这种文化规训采用的是“总体的套装文化”形式,其文化产品横跨印刷、音乐、电视、电影、网络种种类型.这种套装文化涵括从新闻到肥皂剧、从服饰到饮食、从旅行到玩偶、从日式发廊到成人影像等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元素.这种全方位、整体性的行销策略,加上日本文化对感官性的推崇和精制化,及其“可爱”的美学包装,是哈日风潮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为什么哈日之风在台湾尤其盛行?这肯定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台湾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产生了不少深刻的成果.许多学人都认识到“哈日”现象的出现和风行与台湾特殊的际遇及其由此形成隐蔽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复杂的历史关联.台湾经历了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教育,日本文化在台湾留下了很难抹去的历史印记.在《“亲日”的情感结构与“哈日”的主体》一文中,李明璁深入地分析了在后殖民语境中,日本文化如何借跨国文化传播重新回到台湾当代文化现场：“一九四五年,日本殖民者走了,但象征的‘日本’却仍深植台湾.岛屿上不同世代的亲日或反日／ 仇日乃至哈日倾向,不只反映出‘日本’在台湾文化政治光谱中的核心地位,也映照出台湾人历时与共时的认同渴望和焦虑.”这种情感结构和认同的迷思的确是“哈日”文化形成的内在因素.但李明璁把哈日文化视为“日本对亚洲在后殖民乃至全球／区域化时期的,吊诡地被台湾人结合、挪用、转化为追求自身认同的文化动力”的看法,却委实难以让人认同.因为“哈日”本质上是文化主体迷失的产物,是文化自性丧失的表征,也是跨国资本和政治权力对消费主体形塑和规训的结果,如何能够转化成为追求自我认同的动力?看来李明璁的“吊诡转化论”本身就是一个无法令人信服的“吊诡”.

另一位学者廖炳惠也从历史的纬度进入“哈日”问题：“我们对‘哈日’的风尚及其解读方式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可能得透过‘长时’（ｌｏｎｇ ｄｕｒｅｅ）,特殊地区文化构成因素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ｃｉｅｓ） 的角度去切入,才能更清楚看出其中多元决定,彼此牵连而又政治错综的种种层面.”（《台湾流行文化批判》,《当代》总１４９期）但廖氏的分析显然要更复杂深刻一些,因为他考虑到了哈日现象背后有更多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①政经的共谋结构；②跨国资本市场；③媒体的推波助澜；④本土认同的错乱.的确,这四大因素在九十年代以后特殊的语境中相互勾连结合,共同形塑了“哈日”文化风潮.而廖氏对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特殊的文化政治场域的分析尤其深刻,在他看来,“哈日”事实上是由于文化认同的撕裂、困扰和焦虑而产生的 “逃逸”及“遗忘、替换”文化的一种表征形式.廖氏的一个观点对人们研究台湾的哈日文化现象应颇有启发性：“政治哈日族”和“流行哈日族”分享了某种共通的情感结构,前者是对日本政治文化面的缅怀,后者则认为日本新殖民文化更能精致而细微地表现出台湾新新人类的文化无意识.这也是我们强调政治权力与资本以及传媒的结合是真正形成哈日文化风潮的动力的重要原因.

透过哈日现象分析日本流行文化对台湾青少年文化认同产生的复杂影响,这是台湾学界对哈日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其中赵培华的《台湾青少年对日本偶像剧的观看、解读与消费》,李丁赞、陈兆勇的《卫星电视与国族想象――以卫视中文台的日剧为观察对象》,林逸的《越界的日本流行文化现象：“哈日族”十五人的生活风格实例研究》,何慧雯的《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变奏：日本流行文化与文化认同实践》,孙立群的《日本卡通对青少年消费文化影响之研究》,苏蘅、陈雪云的《全球化下青少年收看本国及外国电视节目之现况及相关影响研究》,林瑞端的《媒介、消费与认同：台湾青少年收看日本偶像剧之效果研究》,苏宇玲的《虚构的叙事／想象的真实：日本偶像剧的流行文化解读》,迟恒昌的《“哈日之城”：台北西门町青少年的空间与消费文化》以及邱雯的《文化想象：日本偶像剧在台湾》等等,都是相当深入并具实证性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涉及以下重要问题：①台湾青少年已出现的“混杂”或“亲日本”的收视型态 ,究竟带来何种“文化挪移”的想象?②台湾青少年购买卡通商品时,最主要的意义是“新奇流行”,可知台湾青少年受到消费主义相当的影响,能否发展出具有真实性、抗拒性的青少年文化?③哈日族或因消费仿同而认同于日本国家与文化,能否在日本流行文化场域中透过战术进行转化,配合自我所处的情境进行意义的建构与解读?④台湾民众在接受来自外国的卫星文化讯息时,其国族想象的内容和范围是否会开始转移,甚至转变成以卫星文化母国为文化认同的对象呢?⑤在后殖民时代,青少年消费文化的动能,如何形构和牵动都市的空间形式与文化的转变?⑥日本偶像剧在台湾是一项“社会装置”,日本与台湾是如何透过这个装置,建构对于他者的文化想象的?

关于“哈日”文化现象的性质,台湾人文学界存在两种分歧的看法.第一种是批判性的观点,把“哈日”视为一种“文化殖民”现象,是后殖民时期“文化帝国主义”入侵的产物,再现了全球霸权秩序：美国／日本／台湾的文化依附关系.“哈日”意味着“突显台湾于世界体系中依附日本发展的现况与位置,并突显了其刻意藉由对日本文化模仿以摆脱他者形象的意图.”（许如婷）.徐佳馨在《图框中的东亚共荣世界：日本漫画中的后殖民论述》中,以日本漫画为例,直接指陈日本流行文化是文化殖民的尖兵,她认为日本漫画透过时空的错置、大量运用同构型的符码、唯美、非日化的漫画人物的摹写,巧妙地剥去令被殖民者反感的殖民外衣,在文化工业的运作机制下操作,成了一个新的殖民方式,它不贩卖一个“日本”的形象与概念,而宣称自己贩卖的是梦想；使用柔和的色彩和线条去勾勒出一个个美善温和的漫画人物,使之成为“入境”的文化殖民尖兵.邱淑雯则指出：“隐藏在哈日族朝圣的病态心理后面的是一厢情愿的媚日,这种媚日是不断加深日本鄙视亚洲歧视亚洲的元凶之一,也是一种透过消费而生产的愉悦的共犯关系.”在台湾文化研究界,这种以后殖民理论为武器对“哈日”文化现象进行尖锐批判的研究取向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为“哈日”文化辩护的另一种声音,认为后殖民批判“忽视了流行文本的丰富性与使用者的自主性”（曾维瑜）；要去除对“哈日族”的污名化想象（林逸）,或者认为“哈日”能够成为台湾文化建设的动力,是多元文化的构成元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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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