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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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风起云涌,文化事业破茧重生,新一轮文化体制“革命”箭在弦上.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是对“文化体制改革”的系统阐述.文化体制改革首次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并提.新形势下的文化改革能否突破体制桎梏,重塑国民信仰?

“事业”“产业”,楚河汉界

合理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无疑成为本轮文化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依据.所谓“事业”想必要具有大众性、普及性、公益性,属于“民生”范畴,以满足公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为己任,政府有责任保证公共文化产品的充分供应,资金投入顺理成章应由公共财政支撑.而所谓“产业”,则具有经营性、选择性、多样性的特点,适应市场需求,满足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产业”应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应逐渐让位于市场,其职责是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让蕴藉于人民中间的创造能力自由发挥.与此同时,由于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在某些领域政府有必要提供适当的政策优惠,财政投入也应属于引导性质的,不宜大包大揽.

自2003年以来,文化体制改革把文化单位区分为公益性和经营性两类.属于公益性的,如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电台电视台、党报党刊等,继续保留事业体制,并按照全国事业单位改革总体部署深化改革；属于经营性的,如出版社、新华书店、电影制片厂、影视公司、文艺剧团等,则要转制为企业,同时注销事业单位法人、核销事业编制.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高书生曾形象地总结：“文化体制改革既在不断破除以事业掩盖产业的体制障碍,又在防止或避免只谈产业不顾事业的‘文化产业化’倾向.”划清“事业”“产业”的界限,也就自然理顺了政府的职责,对于公共财政来说,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有助于明晰文化投入的责任主体.

随着整个文化市场的逐步发展,需要执法单位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逐渐减少政策的干预.国内知名学者、石家庄市文化局副局长左春和曾谈到,政府在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方面政策冲动太多,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培育和政府的诚信度.没有一个健全的文化市场法制体系,文化产品就无法公平交易,知识产权就得不到保护.他建议,应加大对以博物馆为主的历史文物保护单位的投入,“我们的博物馆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文物保护力度不是大了,而是太小了.只是我们喊的东西比实际工作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不能创造立竿见影的效益,所以根本没有真正重视起来,成为经济和城建的一种点缀.当然,文博单位内部的运转机制、用人机制、奖惩机制也必须改革,必须改变目前替上级养闲人的局面.”

左春和还建议,艺术团体、艺术类学校、各种报刊杂志、研创机构,包括文联及各种协会都应该停止财政供养.“艺术团体应该到市场中检验自己生存的合理度,千万不能打着保护国粹等旗号而阻止改革,这样既不符合艺术的自洽规律,又不能使自己获救,只能影响整个文化的生态平衡.在这个方面最应该加大改革力度的便是文联和各种协会,这些机构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早该淘汰的器官,但是因为部门的利益化,使这类机构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文联和各种协会只是一种民间群众团体,一旦国家供养,就会失去它本身的作用,角色的真正精神就会产生背离,使之官僚化.各种画院、艺术类研创机构也应该彻底与财政脱钩,艺术类研创机构应该放在艺术类学校之中,作为一种教学研究的机构反而有利.这些机构因为多年的财政保障养尊处优,不但早忘记了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自己的原始功能也基本退化,无法出现推动社会的新锐思想,只能花着纳税人的钱制造一些蒙骗外行、哄骗领导的文化垃圾.所以,这类机构是必须要下大力改的,不改,就剥不掉文化体制老化的皮.”左春和直言.

转企改制,打造龙头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可谓文化的“再革命”,从国家战略的层面提出了“文化强国”的目标,强调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相并重.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认为,经济上要变成强国,就是要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包括解决主要矛盾,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以及全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个过程中,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原因在于文化不仅引领人们的价值观,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层面,同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融合的力量,能够形成凝聚力的平台,所以只有在文化上取得共识,并且用文化来支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国家才会进入到一个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目前进一步地深化和细化文化事业单位“转企”工作无疑会让文化体制改革驶入“深水区”,陈少峰建议,应着力解决五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由各地党委一把手亲自抓文化,并且贯彻落实《决定》的要求.其二,具备必要的资金支持,包括由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转企改制”予以特别的财政拨款支持.其三,需要在“转企”之后,持续支持文化传媒企业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真正实现自主经营.其四,需要帮助“转企”后的企业培养经营人才,尤其是在“转企改制”之后的半年内,对中层以上干部进行专门系统的经营管理方面的培训,从而提高经营能力.其五,要引导各地党委政府重视精简文化事业机构人员配置,避免将“转企”过程中的人员全部或者大部分安置到已有的文化事业单位当中,使得文化事业机构变得更加臃肿.

之所以大力倡导文化体制改革,是因为过去我国的文化体制无论是宏观管理体制,还是微观运行机制,都存在着诸多体制性障碍,束缚着文化产业活力的发挥,文化体制改革为其开辟了发展空间和全新的视野,使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

曾经对我国文化产业进行过系统梳理和研究的陈少峰回忆,过去的十年中,我国的文化产业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其中依然存在着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难点.他以传媒产业为例,指出我国的传媒企业大都掌握在原来的事业单位手中,现在虽然进行了改革,但是依然存在明显的垄断,然而垄断局面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内容传播受到限制,尤其许多民营企业都是以经营内容为主,不利的环境限制了我国以内容为主的文化企业发展壮大,也直接影响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那么,如何在新形势下使文化产业得到更加合理有效的发展?陈少峰建议,培育龙头文化企业很重要.不过他同时指出,和地方政府对所培育的企业应该有素质上和条件上的要求,不能仅仅考虑其营业规模和资产,国有文化企业的部分资产来自政策性优惠.因此,在政府扶持的龙头文化企业当中,既要考虑国有文化传媒企业,也要考虑民营文化企业,并且确保国有和民营的龙头文化企业各占一半左右.提出这个建议主要考虑到两个因素：其一,民营文化企业以文化内容提供为主营业务,在我国不可或缺,而这些企业必须做大,才能有制作精品和有实力进行大制作；其二,国际化的文化竞争和我国在国外进行文化企业和项目并购时,只能以民营文化企业为主.同时,培育龙头文化企业需要实现跨行业、跨区域经营,实现资源整合和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要切实采取具体措施打破行业壁垒和区域分割.

此外陈少峰还建议,为了更好地培育龙头文化传媒企业,有关部委还需要加快国有文化传媒企业的上市步伐.在传统纸质媒体和图书出版领域,存在紧迫的应对数字化冲击及业务转型的要求,因此中央应当对新闻出版领域采取特殊政策,加快企业上市步伐,迫使这些国有文化传媒企业在上市之后可以通过融资来实现转型、开展新业务.

重塑信仰,文化先行

过去数十年间,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也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认为只有经济发展才可以带动文化繁荣,文化只是经济发展的附属品.这是一个误区.文化有着独立的属性,其意义不能仅仅通过经济得到表述和阐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文化产业的核心是文化,但如果本末倒置,那么打造出来的可能只是文化垃圾和产业泡沫.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结构明显不合理,内容产业较弱,文化制造业相对较强.陈少峰解释,这说明我们一直是以制造业为主来经营文化产业,这是一种方法上的弱势.

这让我们想起那只“会思想”的苹果.乔布斯既是动画电影公司的老板,同时也是音乐下载网站的拥有者,他用文化产业的做法改造了传统产业,创造了不可复制的传说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怎样发挥文化产业作用的可资借鉴的经验.正如陈少峰所言,“内容为王”是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事项.文化内容不仅是繁荣我国文化的核心要素,也是涉及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指标.只有在文化内容产业做好之后,才能促进文化产业的良性健康发展.此外,通过丰富和提升文化内容的知识产权,不仅可以延长产业链,创造规模效益,而且可以通过艺术授权等做法来带动文化制造业乃至延伸至带动和促进其他制造业的改造与升级.

陈少峰认为,目前文化内容的生产过程和激励机制存在结构性问题.我国目前的文化产业结构可以分为内容产业、传媒平台产业和延伸产品以及制造业三大部分.其中,传媒和平台产业的企业获利最多.传媒平台企业还包括新媒体即电信运营商（如中国移动的音乐平台）与网络技术公司.理论上,由大型的传媒企业和平台企业来做文化内容更为合理,但目前我国的文化内容主要由民营中小文化企业提供,而中小文化企业往往存在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因为文化内容提供商需要品牌,塑造品牌需要持续化,持续化需要实力和能力的积累.此外,各级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支持主要集中投向大型文化传媒企业,主要资源和资金也流向国有企业和少数大规模的民营文化企业.显然,这里存在着文化内容创作主体与政策激励不对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