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崛起的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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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在美国“黑船”的胁迫下,长期闭关锁国的日本选择了不战开国.15年后的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不到50年就成为世界五强之一,完成了近代以来日本的第一次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以《和平宪法》为基础,在美国扶持下,经济迅速发展.1955年至1964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以上.1965年到1970年间,这一增长率更是超过了10%.在1968年即明治维新百年之际,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超过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前苏联的世界经济强国.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跃居世界第一,完成了近代以来日本的第二次崛起.历经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长期衰退和痛苦的体制改革,日本于21世纪初又迎来了经济腾飞的历史机遇,经济触底反弹,持续复苏.2007年,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发文指出,日本正在进行“第三次崛起”.纵观这一历史过程,我们发现,危机意识的心理文化、强国意识的战略文化、塑造秩序和权威的等级文化,以及集团主义的群体文化等文化因素是日本崛起背后的无形而巨大的推动力量.

危机意识的心理文化

危机意识是日本独特的集体心理文化,即使是在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活富足殷实的20世纪70年代,反映日本人深刻危机感的电影《日本沉没》仍能引起日本国民广泛而强烈的心理共鸣.一方面,危机意识源于日本自身的缺陷.国土的狭小、资源的短缺、灾害的频发等恶劣的现实存在都使得日本人缺乏安全感,心底警钟长鸣.另一方面,危机意识也源于日本在文化形成早期与发达的其他文明在交往和比较中因自卑而产生的自我警醒.古代日本周围分布着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三大古文明,而恶劣的环境使得日本自身的古代文明与这些文明比较起来毫无光彩,日本无时不感觉到压力与紧张.没有可以提供依赖感和安全感的生存环境,以及周边环境所带来的国际社会生存压力,注定使得日本文化具有与众不同的方面——强烈的危机感.在与危机感斗争的历史中,日本民族铸就了勤劳、节俭、坚毅、顽强、忍耐、努力拼搏的性格,形成了强烈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应对未来的危机,日本在创造和积累国内财富的同时,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来增强实力,提高抵御灾害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日本的崛起.

在危机文化的影响下,日本很善于意识到危机并把它化为“机遇”,积极学习外部先进文化,日本也因对发展契机的特殊把握能力而迅速崛起.1862年1月,幕府派出遣欧使节团中的福泽谕吉在《西洋事情》中回忆说：“先到法国,然后又周游英、荷、普、俄、葡等国,文明的文物无不使人耳目为之一新我们这一行日本人不只停留在吃惊上,而是一面感到吃惊,同时又加以羡慕,想在日本国也把这些实行起来.这种雄心当然禁也禁不住.” 1871年,出访欧美的岩仓使节团“任务书”中也提出:“东洋各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无不超绝东洋,将此开明之风俗移往我国,以使我国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明治政府以“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等为国策,以西方为学习榜样,大力移植资本主义国家近代产业和经济制度,并推行政治制度改革,鼓励冒险进取,保护私有产权,促进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危机感不仅使日本因具有自我否定意识而向外学习,还使日本颇具革新和超越精神.在意识到有强大对手存在的危机感下,日本对引进的先进文化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精益求精,以求超越,这种意识成为日本崛起的重要软实力.促使日本近代崛起的明治维新,其重要的原动力之一就是要超越西方,与欧洲列强在各方面展开竞争.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森岛通夫就观察到,“西方资本主义是以个人追求自由为原动力而发展起来的,而在日本则是为了消除与西欧之间在军事上、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 [1]而对于二战后日本的崛起,日本作家户川猪佐武也如是说：“美国带来的所有物质文明,都使他们（日本人）一味惊异善于思考问题的人们痛感大大落后了的日本与相当先进的美国文明之间的差距,不能不激起一种要超赶美国的热情和使命感.”[2]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也认为,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日本史学家司马辽太郎的名著《坂上之云》常被用来解释日本发展的历程,欧美犹如“坂上之云”,日本在二战之后几十年的发展中,一直以模仿、追赶“坂上之云”来规划和激励自身的发展,最终达到崛起.

超越对手、以竞争获得优势的文化与日本民族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精神相互促进.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其《激荡的百年史》中总结了日本民族如何战胜困难,追求完美的历程,其中他就强调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从收录音机的发明到汽车行业的“非破坏检查法”等,无不说明这种精神促进了日本在竞争中的创新和超越.管理大师德鲁克说,质量管理是美国人发明的,但完美运用、臻于化境的却是日本人.的确,日本在摩托罗拉公司（Motorola）和通用电气公司（GE）创立的产品质量的6SIGMA管理[3]基础上,结合自己企业的优劣,发展了6SIGMA管理理念,从开始的质量检验阶段到统计质量控制阶段（SQC）,然后发展到现在的全面质量控制阶段（TQC）.目前,它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企业管理的必用法则.无论做什么,日本皆力求最好,心无旁骛,精益求精.盛田昭夫也说,在日本,人们始终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这种精神的背后是日本人严谨求实的态度.日本学者圆了源就观察到,“从喝茶、吃面条简单的生活小事,到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机器人、汽车、摄像机这些复杂精密的产品,日本人都是以一种近乎宗教虔诚,一种追求艺术完美的认真态度对待的.”

强国意识的战略文化

对自身身份和位置的较高定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古至今,“日本是个强国”这样的意识一直贯穿其国民的信念之中.即使是在相对落后的古代,日本也并不完全认同中国在东亚华夷秩序中的中心位置,甚至想取而代之,这背后就有“日本是个强国”这样的意识在做支撑.中日两国在7世纪第一次开始交换国书时,日本圣德太子在给中国的国书中就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样旨在与中国平起平坐的表达,致使隋朝认为文理欠通,结果中日关系出现了不愉快.美国日本史研究专家詹森描绘到,“在日本记载其使者到中国朝廷的文献中,更是充满许多著名的例子,显示日本人在不愉快并间或危险的情况下,以勇气——间或用法术来加强的勇气——去克服态度傲慢的中国人.”[4]明洪武年间日本遣使来明朝贡的前夕,对于朱元璋要日本称臣入贡的要求,日本怀良亲王明确表示：“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要求共享“天下”.对于足利义满以日本国王的名义称臣纳贡于明朝、接受明朝称呼其为“日本国王”的做法,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曾遭到来自日本国内的批评,认为是“屈辱外交”,在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前所未有的污点.近世日本文人东湖甚至激烈抨击义满此举是犯下了“辱国”大罪.[5] 日本的这种强国意识和日本传统的神道文化密切相关,日本认为自己是“大日本神国”,注定与一般国家不一样.撰写于14世纪的《神皇正统记》最早汇总了流传已久的“神国”思想, 北畠亲房开篇就说“大日本神国,天祖始开基,日神永传统,唯我国有此事,异朝无此类,此故曰神国”.日本这种国体特殊论又通过神化“万世一系”的天皇来达到表述日本至上的观念, 使“日本人将对于种族、文化、国家的感情融为一体对于本国及其传统文化怀有强烈的优越意识”.戴季陶在其《日本论》中就说,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深究来看,这种神国意识为日本近代的崛起史提供了独特的巨大的精神能量.

日本的强国意识不仅指日本是个强国,而且还有日本应该努力成为强国这个层面的意思.日本渴望成为强者,并把这一愿望贯穿到其民族的灵魂中.每当需要的时候,每个普通的日本人都能为之做出巨大的牺牲.从19世纪去做英国人的马夫偷学纺织技术,到20世纪在实验室里苦心钻研电子技术的技术人员,这种牺牲精神在日本无处不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肯尼思派尔就观察到,日本之所以能崛起,除了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的日本民族的勤奋刻苦和善于模仿等因素外,还存在着一个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战略文化方面的原因,即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具有的那种强烈的强国意识,以及为实现此目的,善于不断调整和变革自己,以求能达到最大程度地利用当时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的战略文化取向.在派尔看来,这是一种尽量“以最小的代价谋取最大成果”的战略文化.派尔认为,从早先在美国黑船胁迫下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门户,到打赢日俄战争、实现崛起,进而提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先后侵入朝鲜和中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战火；再从二战落败后被美军占领,到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这“两度失败,又两度迅速崛起”的经历正是将他们这种“以最小的代价谋取最大成果”的战略文化发挥到了极致的结果.[6]

强国意识的战略文化曾在战后一度被“经济优先”的方针局限地作用于经济领域的崛起,但一旦有机会它就再次完整地被表达.事实上,日本战后的综合崛起的目标归根结底就是这一文化意识的内在追求.日本国际政治学泰斗高坂正尧在其《吉田茂》一书中也谈到,战后造就日本经济崛起的吉田茂路线只是日本实现“强国目标”的一个手段,不是不要军事,而是在特殊状况下的“韩信胯下之辱”,二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唯一目标,就是让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的“一等国家”.随着战后经济的繁荣,日本人开始摆脱战败阴影,开始自信,在对外交往中希望获得尊重,并试图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曾根康弘就呼唤要建立一个在国际上拥有大国地位的日本.冷战结束后,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中,日本政界和舆论界提出过“三极世界”(美日欧)和“五极世界”(美日欧俄中)的设计,都将日本当作世界最重要的一极加以考虑.而今天日本在各方面对其大国地位积极主动的追求与其强国意识的战略文化密不可分.

塑造秩序和权威的等级文化

日本人具有严重的等级意识.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日本著名人类社会学家中根千枝关于日本“纵式社会”的论述也展现了日本文化中等级观念的存在及影响.在日本,家庭及人际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阶级决定着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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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明治维新时期的伊藤博文曾就立宪问题向英国学者斯宾塞求教日本改革的动力及发展方向,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与刀》一书里披露了这件日本近代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一幕.斯宾塞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书面意见里,以非常独到的眼光谈到等级制度对日本崛起的作用,他写道：“日本在其传统习俗中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国民福利的基础,应当加以维护、培育.他说,对长辈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优点.日本将在‘长辈’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并可克服很多个人主义国家中无法避免的种种困难.”[7]此中,斯宾塞还提出了服从天皇的问题.天皇及其万世一系本来是日本原始的宗教宣传及被神化了的历史记忆,但在对权威和秩序尊重的文化中,近代日本却构建出了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稳定的等级体系,而日本国民从中则获得稳定的安全感和凝聚力,甚至把它演绎成一种忠诚的信仰力量.由于等级意识和对权威的崇拜,等级制下的日本民族基本安分守己.在找到其位置后,各阶层会听从居其之上的阶层的安排,按部就班地去履行其义务以求达到目的.有学者因此把日本国比作一个大作坊,各阶层的人好比按不同工序在日复一日地劳动,团结一致地朝着目标进发.日本也因此具有了很强的凝聚力和稳定的秩序,为其崛起提供了动力和保障.

尽管二战后的日本人的等级意识和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天皇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象征而存在,但是传统的等级文化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日本,并且在战后的崛起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对等级制度的严格遵守和维护,日本习惯了权威意识,因此当美国战胜了日本后,很多日本人就把美国当作了霸主与权威,甘愿依附于美国,并向美国积极学习.有了权威,日本人就会感到安全,有了安全日本人才能埋头于战后的日本崛起事业.1954年6月,池田勇人向美国驻日使馆经济参赞韦林明确表述了日本的这一思想,他说：“日本人在生活中的一个传统是,寻求某个富有而有影响的庇护者的指导、帮助和支持.日本人渴望你们某个强大国家的有意义的保证,正如人们渴望雇主、政治上的良师或富有的朋友的支持一样.”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结成同盟关系,既与日本的等级文化相得益彰,又可以满足许多日本人的安全感,还可以使日本得到强大的外部发展资源.吉田茂就曾说过:“日本从明治维新到大正年间国运隆盛,主要采取了日英同盟和对美合作的外交政策,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上,今后也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应改变.因为这不单是战争结束后的暂时的惰性,而是遵循明治以来的日本外交的正确路线.” 集团主义的群体文化

集团主义指的是一个集团的全体成员在感情上相互依赖,在行动上休戚与共的社会价值和行为模式.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强调：当个人在处理与集体(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个人应当多以集团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避免因为个人的喜好而伤害到整体的利益,要做到相互协调、灭私奉公.

日本集团主义的群体文化之形成与它的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日本列岛生活条件恶劣、可耕面积少,又是地震多发国家,日本人需要依靠集团力量对抗恶劣的环境.另一方面,日本以种水稻为主,属于稻作文化圈,水稻的耕种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于是形成了以家为单位横向结合的村落共同生活,人与人之间相互团结合作.在公共设施、共同作业多的地方,如果以自己为中心活动的话,也许会给大家带来麻烦,于是就形成了伙伴意识,集团主义精神由此养成.日本集团内的协调性非常好,日本在处罚一个人的时候,有一个词叫“村八分”,意思是说八个集体活动中都把你排除在外,断绝与你的来往,你就很难找到别的生存之地.北京大学日本史专家王新生就认为日本文化最大的特征是集团主义精神.美国前驻日本大使、日本问题研究专家赖肖尔也指出：“一般地说,日本人与美国人或西方人的最大差别莫过于日本人那种以牺牲个人为代价强调集体的倾向.”

依存心理是日本集团主义文化的最大原因.如果一个日本人被认为是“与众不同”的,这将是他最为恐怖和羞耻的事情,日本人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与其他人不一样,总是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与大家是一样的.只有置身于某一集团或者潮流当中时,日本人才会心安理得,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只有将自己全部融化到集团中,他们才能找到自我的位置和价值.日本人具有强烈的对群体、对集团的归属感,他们都有自己的“集团”.日本人对集团有强烈的忠诚意识和奉献精神,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守纪律,富有敬业精神.“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使自己所属的集团立于不败之地,每个成员都注意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促进企业兴旺发达.” 1884年《日本经济白皮书》写道:“应该把哪些条件列为首要的呢可能既不是资本,也不是法律和规章,因为这二者本身都是死的东西,是完全无效的.使资本和法规运转起来的是精神因此,如果就有效性来确定这三个因素的分量,则精神应占十分之五,法规占十分之四,而资本只占十分之一.”可见,集团主义的文化精神对日本的崛起有着重要的作用.

日本人对集团的献身精神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对于加班加点地工作,他们从无怨言,工作到深夜是常有的事.“工作热情高涨乃至达到狂热的程度,是当代集团效忠意识最明显的日常表现.”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每小时劳动生产率在全世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夜里11点,仍然在亮着灯的办公楼里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比比皆是.正是在这样的服从集体的意识下,从1950年到1990年,短短40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52倍.根据资料统计,日本工人一年的劳动时间至少比欧美国家多出几百小时,而且大部分都是自愿、无偿地加班.集团意识是日本民族牢不可破的文化心理模式,深深地影响着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

“集团主义”突出日本文化中的“和”,它把集团看成是一个大家庭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团队精神”正是日本企业战胜竞争压力、排除各种困难的法宝.在集团主义的群体文化推动下,战后日本经济实现了复兴和高速发展,从而在世界引起轰动, 尤其令各国经济学家感到诧异的是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日本式企业管理的突出特点表现在日本企业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和企业工会, 这三者构成了“日本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不可缺少的三个有力支柱”,而它们恰恰是集团、群体为关心集团成员而做出的反应,也是“集团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中根千枝指出,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工业革命和军事革命中后来居上,其内在原因在于国民的服从性极强,这种意识的根源就是集体主义.1987年日本文部省资助了《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这一研究课题,其中主要以日本与东亚“四小龙”为中心,集中探讨东亚经济发展的内外因素.课题的研究报告也认为,与儒教伦理相结合的集团主义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结 语

日本崛起是一项复杂而又伟大的事业,文化因素在其中的推动作用可谓无形而巨大.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说过：“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是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渊源.”当然,我们在指出某些文化因素在推动日本崛起的同时,还应注意它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日本独特的危机意识曾使得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并以进攻获取安全、以邻为壑,甚至这样的危机意识还使得今天的日本对邻国中国的快速发展忧心忡忡,在渲染“中国威胁”的同时还构筑“对华包围圈”,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友好发展；日本的强国意识也使日本为了满足强国的面子而回避正视二战中的历史问题,固守耻感文化,影响了日本在世界上的形象、影响了日本的对外关系与其战后的顺利转型；日本的等级文化使得日本以位置和等级的眼光处理国际关系,在助长国际秩序的不公正与不公平的同时,还导致国际秩序的不稳定；日本集团主义的群体文化的负面影响加剧了岛国日本的封闭性与排外性,甚至会导致日本国家主义的极端化,对日本与国际间的友好正常交往不利.这些文化因素的负面作用也是日本文化矛盾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1] [日]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19-20.

[2] [日]户川猪佐武.战后日本纪实[M].刘春兰,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17.

[3] 6SIGMA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作为一种突破性的战略管理战略在摩托罗拉公司成型并付诸实践.此后,通用电气公司将这一质量战略变成管理哲学,并形成自身企业文化.90年代之后,日本的索尼、东芝、本田等企业也纷纷加入到实施6SIGMA的行列中.目前世界500强中,几乎所有的制造型企业都开始实施6SIGMA管理战略.

[4] [美]马尔厄斯詹森.日本及其世界：二百年的转变[M].柳立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9页.

[5] 孟晓旭.漂流事件与清代中日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7.

[6]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Kenh B. Pyl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Jan. 2007).

[7]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1-42.

（责任编辑：刘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