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何种意义上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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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 讨论和反思文化研究的及物性问题,是考察时代文化本质的核心内容.真正及物的文化研究应该面对具体文化实践,包容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双重视域,并在文化实践的具体性和历史性中生发问题意识、生长出理论实践性.

关 键 词 文化研究 人心文化 及物 文化实践

作者 孙士聪,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北京：100089）

《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1期刊登了张光芒先生的文章《“人心文化”的异化与畸变――当下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批判》（以下简称“张文”）,批判性地提出当代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人心文化”命题.张文指出,中国当代文化某些本质规定以及文化深层结构已发生了复杂变化,并对以往的文化研究范式及其阐释有效性提出了严峻挑战；要有效考察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本质,就必须揭示“人心文化”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内在规定性；考察人心文化的异化和畸变形态,以推动对当下物质文化和体制文化的重新理解,对道德文化、伦理文化、价值文化等逻辑机制的重新发现,以及对于、自由、平等等现代性价值谱系的深入辨识.［1 ］张光芒先生提出“人心文化”命题,并在反思文化研究现状基础上,力图彰显当代文化的“生活”、“内心”、“个体”维度,以期重建当代文化之根基,对审视和剖析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现实与时代本质带来了富有价值和启示意义的思考,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有可商榷之处.由此引出笔者感兴趣的两个问题：人心文化命题理论有效性的限度何在?文化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是及物的?

“人心文化”的内与外

张文指出,“人心文化”是指哲学上人性结构的变异与特定时代、特定现实生活中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相交织而形成的一个文化范畴,因此,它与人性变化或者国民性畸变所形成的人性文化层面也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2 ］这一关于“人心文化”范畴的界定将人性/人心结构的历史性与开放性奠基于社会生活现实之中,同时又将社会文化心理拥入人心文化的怀中,社会生活现实与社会文化心理,一外一内、相互交织,应该说作者对于“人心文化”的范畴界定是辩证和深刻的.然而,在对于当下人心文化深层结构的具体阐释和剖析中,人心则被确立为“根本”：一方面,“比体制更复杂的是人心,比体制更糟糕的是人心,比体制更具决定性力量的也是人心”［3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之士,极大的问题在于,明于体制而陋于知人心”［4 ］.那么,人心文化命题凭借人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洞穿纷纭复杂的当下文化之谜呢?对该问题的追问,则应该指向对社会文化心理的考察.

谈起当下文化现实,不论是“范跑跑”、“杨不管”、“打酱油”,抑或动车事故、毒奶粉、拆迁等等,大概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感喟就是所谓“世道人心”之叹了.这种感喟可以约略视为社会文化心理的日常生活表述.最早明确提出社会心理范畴者要归于普列汉诺夫,他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相关原则性论述基础上,将这一范畴定位为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中介性范畴,虽然其界定并不明确,但内涵清晰：社会心理属于社会结构的要素之一；决定于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等；包含社会文化心理.由此推论,人心文化命题虽专注于人心,却脚踏大地,离开了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等在内的坚实基础,其对当下文化现状的考察便失去了现实性.张文关于“人心向背”的畸变、整体性文化心理机制的畸变即恐惧心理的渗透和弥漫、以及人性/国民性内在结构的畸变即庸俗主义人性结构的定型化的阐述,其有效性根基正在这里,如其所言：“当我们说当下的‘人心向背’是背对正义而朝向不公平、是拜服于权欲和贪婪而放弃反抗和个性的时候,实际上也就同时提出了一个文化土壤的问题.没有这种深厚且与现实息息相关的文化土壤的坚固支撑,一个或一些个体的私欲是难以堂而皇之地横行于天下的.”［5 ］然而事实上作者的这一立场并不牢固,而是表现为某种游移和矛盾,择其要者有二：体制文化手段论；文化个体原罪论.

在张文看来,表面上扑朔迷离的文化现象原本只是表象：“这一切与体制无关,与组织无关,只是有一颗‘人心’要这样做,那一颗‘人心’需要这样的结果,所以,复杂的面相都是直接利用和间接利用的手段.体制永远只是手段,而人心却是根本.”［6 ］好的体制固然可以被坏的人心所利用,以捞获一己之私利,然而,如果认可人心文化的现实基础对于其内在意蕴的规定,那么无视体制本身的基础性存在,也就使坏的人心失去了存在的可理解性.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改革开放走到中途的中国社会现实以及当下文化现实而言,体制难道真的永远只是手段、无足轻重?就建设性角度来说,体制的确是而且只是手段,人以及人心才是根本,马克思也谈到“一切通过人,并且为了人”,文化实践同样如此.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好的体制被坏的人心所利用恰恰表明了体制本身亟待解决的问题,并通过问题的解决堵住人心所屡屡觊觎的漏洞,而这正是现代政治制度设置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可以说,缺失现度与体制建设,享乐主义、犬儒主义等异化和畸变了的人心文化的土壤和根源将无法彻底清除,人性与人心的痊愈就失去了现实可能.

其次,“人心文化”命题对于个体人心文化异化与畸变的审视和剖析,预设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对于当代文化现实的拯救和重建来说,每一个文化个体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在此前提下,“基于个体自我的个体人心文化”［7 ］也就被视为考察当代文化现实的更为有效的研究范畴之一,而作为“不同的个体人心经由矛盾、调整、合流等动态过程汇聚而成的社会文化深层心理结构”［8 ］就成为重点讨论的对象.正如“小悦悦”事件所带来的耻辱写在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脸上,同样每一起冷漠事件也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躯体的前襟上烙下巨大的红A字.然而,面对新世纪以来的文化怪胎,应该受到谴责的仅仅是社会文化个体吗?鲁迅先生在70年前曾经写道：“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9 ］而70年后的今天,此番描述却依然鲜活地在社会生活中上演,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就为我们做出了“经典阐释”.“小悦悦”事件中的18位冷漠路人原本并不冷漠,按照鲁迅的说法,后者只能是“经验”与“牺牲”培育的结果,是社会生活实践本身的产物,因而人性/人心的堕落并非原罪,而是可以在生活实践中找到深刻的制度和文化根基.

面向当下文化实践的文化研究

事实上,张文的思路并不鲜见,有代表性的当推德国当代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对于纳粹屠杀与“平庸的恶”的思考.面对二战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的普遍反思和广泛忏悔,阿伦特强调每一个个体的伦理责任,而不是将纳粹统治下的个体责任一股脑推卸于“体制”.在她看来,如果承认每一个个体都有罪,那就等于说没有任何人有罪［10 ］,就等于说艾希曼（纳粹德国的高官,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不仅是生活中的好人,也是法庭上无可审判的市民.如此一来,个体就可以因为自己是体制“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而将对自己的指控转嫁于“机器”,从而将个体的理性主体性给掩盖起来了.阿伦特并非只见“螺丝钉”而不见“机器”,但她的确更愿意强调“螺丝钉”而非“机器”,强调螺丝钉之不可免除、必须承担的主体性责任.作为参照,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则更强调“机器”而非“螺丝钉”：在现代性制度和体制的支配下,“机器”精确运转,并且不会因任何“螺丝钉”的动作而改变,由此个体获得了可以免责的理由.阿伦特与鲍曼无疑各有其片面的深刻性.同是面对艾希曼的耶路撒冷审判,如果说阿伦特更多倾向道德理想主义,那么鲍曼则倾向个体虚无主义.对于思考人心文化与体制文化的关系而言,将体制文化视为文化深层结构的唯一入口可能有走向虚无主义的嫌疑,而超越了命题有效性限度的“人心文化”命题,则面临着沾染道德理想主义倾向的危险,因而问题的实质依然在于如何考察这个时代的文化本质,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文化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是及物的.

一般认为,文化研究从其诞生开始,就与权力、表征和身份认同有关的社会问题纷繁缠绕在一起,比如葛兰西将文化视为充满争斗的领域,其间纠缠着利益和权力的角力.而借助于权力、意识形态等范畴在社会形态层面上展开,则是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追求,其间闪动着福柯的权力和知识生产理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以及葛兰西文化领导权论述的影子.如果说社会学的文化理论通过话语分析而着力于受众主体在话语实践中的建构性和生产性,那么,心理学的文化理论则通过精神分析而长于剖析主体建构中的社会逻辑性,社会学、心理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天然亲和性,内在地揭示出文化研究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个体与体制之间相反相成的研究视域.可以说,无论是“人心文化”命题还是时下宏观文化研究理路,无论是以人心为本考察当下文化深层结构的内在规定性,还是从生活方式出发揭示文化意义的社会生产性,二者在直面并介入文化实践上共享相同的地基.就此而言,与其说不及物的文化研究“难以对新世纪以来的文化本质进行有效的定义和命名”［11 ］,毋宁说它丧失了直面文化实践并且介入现实并发言的理论能力和阐释效力,而及物的文化研究则相反.

择其要者而言,及物的文化研究首先直面当下文化实践.哲学意义上的实践范畴可追溯至古希腊,其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中获得革命性改造,在当代又获得新的哲学内涵.一般而言,实践意指一种受主体价值论支配的具有开放和动态性的目的性活动,落实在文化领域则为文化实践.文化实践并非停滞的文化事实,也非一成不变的文化符号堆积,或者一己静止的文化经验,而是立足于鲜活的当下性之中,又指向无限的未来,因此,及物的文化研究本身既是文化实践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又开放自己对于文化实践的反思和批判视域,正是在此意义上,“文化研究被证明是学术交流最有活力的场所之一”.

其次,及物的文化研究正视文化理论本身的阐释有效性的限度,对此现代阐释学已给出清晰的阐发,因而对于文化研究实践而言,即便通过权力透视权力、通过体制反思体制、通过政治批判政治,不仅不是浅薄无当,而是其理论实践性和问题意识的具体体现之一.

再次,及物的文化研究坚持反思和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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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及物的文化研究意味着坚守研究主体的人文担当和理论勇气,承担直面文化实践时进行价值判断的文化责任,同时也以同情式的理解态度面对对象.

然而,即便“人心文化”命题着力于对“不及物性”的奋力拯救,也许“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12 ］,困难并不在于对象已“睡”的心理学事实,而在于正“装”的社会学基础.对于一个昏然入睡的人来说,他对于自己的“睡”的事实并非了然,更遑论独立的审视和反思意识了,而这正构成了康德思考“启蒙”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之所在：启蒙就是使他们摆脱不能独立运用自己理性进行自由思考的蒙昧/昏睡状态.因此,决心自食的自我反省、痛心疾首的否定批判、重新张扬启蒙大旗,就成为“人心文化”命题必然的理论和现实选择.而对于那些形形色色的“装睡”者――那些新时代中的冷漠看客以及形形色色的犬儒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享乐主义者而言,恐惧即便是人心文化畸变取向的整体性文化心理核心特征,应该首先追问的也应该是如此恐惧深植其中的社会土壤.更为复杂的是,当下中国文化现实中已“睡”者与“装睡”者纠缠交织,凸显出当下文化实践问题的极端复杂性.

从“人心文化”的畸变到权力主义人格

对于当下中国文化实践来说,及物的文化研究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文化的溃败源于人心的畸变,人心的畸变则导致现实人性的异动”［13 ］,那么,现实人性的异动又源于何处呢?在笔者看来,真正及物的文化研究所要牢牢抓住的正是这一文化实践中的异动.何出此言?文化理论的问题意识必须萌生于具体文化实践之中,并在文化实践中生长自身的理论圆满性.以当下网络文化为例,约略盘点便不能不注意到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所谓网络红人的跑马场,木子美、芙蓉姐姐、天仙妹妹、凤姐、犀利哥等等网络红人一个个走马灯般在网络文化年谱上跑马圈地,“审丑”的美学原则俨然大兴其道,如此,文化心理的恐惧特征何在呢?当下大众文化不是看着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的冷落而渐舞渐远,却在狂欢中一步步走进后者的理论狙击圈,这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佐证.可以说,对于当下文化实践的领会,真正急迫的并非恢复免于恐惧的自由,而是重建意识恐惧并反思恐惧的权力意识,以及通过反思重建主体意识,而这必然要求及物的文化研究重回当下中国文化实践及其处身其中的社会具体性,在此,阿道诺关于权力主义人格的研究具有启示性.

阿道诺写道,“只有当人民充分意识到他们的处境时,他们才会抱现实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人民无法看到他们的社会作用,或者说,无法看到他们已经对社会起了那些作用,这不仅由于不讲真话的社会控制所致,而且也由于民众心理的盲目性所致”.他十分肯定地指出,“人们对待自己方面最大的困难在于,他们对自我顿悟的抗拒和对社会事实的抗拒,而所有这些抗拒是具有共同的心理根源的.”这被归结为一种权力主义人格：“最先得到权力的人也是最后放弃权力的人.”［14 ］阿道诺的这一基本结论虽然源自于对法西斯纳粹现象的思考,但对于思考当下文化实践问题仍不乏启示：首先,社会既得利益阶层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只有到了最后才会被迫放弃既得权力,从而往往成为文化实践继续前行的阻碍；其次,人民作为个体而言最具有实用主义精神和功利意识,而正是这种精神遮蔽了自己对于社会的推动力量的意识；再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民众的盲目性,而在于“不讲真话的社会控制”［15 ］.概言之,正如反思权力主义人格不能仅仅局限于某种心理根源,而应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挖掘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及物的文化研究也必须时刻不忘自己脚下的深厚的复杂的广阔土地,不忘在事实性观察的心理学之下,还有向未来和可能开放的社会学.如若满怀希望走向未来,却忘记了审视指引我们力量的是什么,指引我们走向何方,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反犹主义的蔓延就根植于权力主义人格及其对定型化思维所持的偏见,就此而言,启蒙运动在中国依然是未竟的事业!

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描述法国大革命某些杀戮场景时写道：“囚徒们被慢慢用马刀一块一块地割成碎片,以延长它们的痛苦以取悦观众,而那些暴徒则从受害者的场景和痛苦的尖叫声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他们大喊大叫是因为其他人也疯狂叫嚣,他们起来造反,是因为其他人也在进行,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自主意识,外在环境的暗示力量使得他们进入催眠状态,一举一动无法自持”［16 ］.勒庞的描述揭示了一种自我意识被抽空后的催眠现象,其动力机制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网络文化中的伪自我的建构.被他者置换的自我实际是以寄生形式存在的他者,自我沦为伪自我,从而道德的善的方向感由此指向一个原本安置自我的他我,其效应可以联系于当代网络文化中的“恶”,阿伦特将其概括为“平庸的恶”,其本质在平庸,根源在于自我的丧失：“从来不是极端的,它没有深度,也没有魔力,它可能毁灭整个世界,恰恰就因为它的平庸.”［17 ］正如文中讨论的那样,艾希曼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邻居,却在纳粹的屠杀机器中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平庸性之于他我性在自我建构中起身,却没有想到在复杂矛盾的人性结构中依然闪露出社会生活的具体性与坚实性.而理性思考能力的缺失,主体性文化的消弭,平庸文化的侵袭,恐怕正是当下中国文化建设需要特别警惕的地方.

综上所述,走向多元的研究范式和逻辑进路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新拓展和新深化,构成了当下中国文化实践的有机环节,而这样的反思本身也成为及物的文化研究的表现之一.质言之,真正及物的文化研究就是要面对具体文化实践,包容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双重视域,并在文化实践的具体性和历史性中生发问题意识、生长理论实践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11&ZD02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接受史研究”（20100470470）、北京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面上项目（201210028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