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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重新阐释和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它集合诸多理论和流派的文学精髓于一身,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全方位的审视.新历史主义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进行综合性的解读,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使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构成一种双向对话的互动关系.它打破了壁垒森严的学科界限,将研究视野引向到一个广阔的外部研究域.
[关 键 词 ]新历史主义；文化语境；文本主义；历史诗学
中图分类号：1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2-138-02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经历了实证主义、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洪流,在80年代迎来了一个全面的转向,正如解构主将希利斯?米勒（J.H.Miller）所述：“文学研究抛弃了以语言本身为对象的理论研究,而转向历史、文化、社会、政治、机构、阶级和性别条件、社会语境、物质基础.”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无疑成为这次转向的中流砥柱.
新历史主义试图摆脱了文本分析的泥淖,关注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和历史语境,以边缘、颠覆的姿态拆解正统学术,以否定的眼光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加以质疑,最终使文本历史化变为历史文本化,从政治批评变为批评的政治,从而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划清了界限.作为新历史主义的领袖人物,格林布拉特力图以自己的批评实践为世纪末文学批评寻找一种新的走向,他试图打破历史和文学的二元对立,将文学看作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建构一种具有政治批评倾向和话语权力解析功能的“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观萌发自肥沃庞杂的土壤,经过包括福柯理论在内的后现代理论的浸染,它整合、变通各种理论,大胆地跨越了文学与非文学、历史学与人类学、艺术与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的界限.与此同时,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谱系中,不难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乃至拉康的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子,在批评实践中,这些理论资源充当了新历史主义的思想前驱,也支撑着它的对话语境.新历史主义从事文学批评时,便把文学看成是历史现实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结合部,希望从这里看到实际历史事件如何被意识形态吸收理解,而既定的意识形态又如何能动地控制和把握这一认识过程.具体地说,就是历史事件如何转化为文本,文本又如何转化为社会公众的普遍共识,这便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文学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即格林布拉特所说的,“要考察深人文学作品世界的社会存在和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社会存在”.
在历史实证主义方法中,作品文本的历史性虽然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研究者的历史性却要求完全沉没于他的“客观性”,即将文学作品看成是“历史文献”.这是新历史主义所不能认同的.后结构主义认为,文本不是一个固定结构,而是一个“网状结构过程”,它没有起源也没有尊卑贵贱.伊格尔顿在讨论后结构主义时指出,“认为历史或语言只是简单的直线发展的理论都忽略了我一直在描述的符号的网状复杂性”,新历史主义就是用这种“文本网络”的方法来考察历史的,这也是所谓“文化诗学”的研究构想.
“文本的历史性”赋予文本特定的社会历史属性,并在其身上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文本因而具有特定的历史视野,对文本的解读也必然带有社会历史性.文本在时间的坐标中定格延伸,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丰富变化,呈现一种动态开放的局面.“历史的文本性”使历史借助文本得以保存流传,并在过去与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解之桥.通过文本人们可以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感悟历史.然而文本并不是被动地随意地反映历史,它必然受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制约.用文本建构历史的过程就是用文本阐释历史的过程,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对话的互动关系.这对于经历了从社会历史批评到形式主义新批评再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批评的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来说,无疑是应运而生.
要理解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首先要理解其对文化及文化的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的定义,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化分析从定义上来说,就不是一种与艺术品的内部形式分析相对的外部分析.这种对严格划分作品的“内部分析”和“外部分析”的拒绝,是他和他的新历史主义关于文本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观点的基础.研究文学就是研究文化,为了理解一种文学,我们不得不理解一个文化.对特定文化的探索可以加深对产生于其间的文学作品的理解,而对文学作品的仔细阅读也能加深我们对产生它的文化的理解.文化分析不是为文学研究服务的,相反,文学研究是为文化理解服务的.
新历史主义所谓的“文化诗学”,其实是同时受到历史和对文学文本的审美与形式维度的启发的阅读实践,在这样的结合中,我们才可能看到一个文本与似乎外在于它的社会的关系.对于新历史主义者而言,一个诗人的观念牢固地扎根于他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他们强调的不是作者的创造性,也不是读者的想象力,而是积累、改变、再现和交流.艺术品从它特定的文化中吸收养分,同时以一种新的方式,越过文化内部、文化之间和时代的界线产生.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他们所关注的,并非狭义的文学,而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因此,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诗学”,应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理解,在吸收了格尔兹人类学的“厚描”学说之后,新历史主义将其中两个术语的含义都大大扩展了.“文化”并非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或者‘高级文化领域’,而文化的‘诗学’也不仅包括文学文本,还包括通过实践、仪式、事件和结构而对意义的创造.文本与文化相互关联,但不是以作品被联系于作品‘之上’或‘之外’的历史背景、经济条件、意识形态或世界观方面的关联,而是文本生产文化,文化正是通过文本实践而获得价值体系和理解方式.”新历史主义将语言和形式的研究与创造与文化重新联系起来,通过对二者关系的反复描述和考察获取文本的意义,从而消解了话语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对立,用人类文化的全部知识来审视文学.新历史主义打破传统的“历史一文学”二元对立,将文学看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一种重新塑造每个自我以至整个人类思想的符号系统,这也就是格林布拉特所认为的,文学永远是人性塑造的心灵史.
文学阐释是一种人性的共鸣,任何阐释都不能跨越历史的鸿沟而达到与文本意义的契合,因此,只有不断回归历史语境,才能接近文本意义的原貌,完成自我的有力塑造.新历史主义对一切政治冷漠性、文化经典性发出质疑,强调不能孤立地看待历史和文学史,不能将文学话语和政治话语、经济话语、历史话语分割开来,从而坚守一种将文学和非文学一视同仁的研究立场,试图达到对文化、政治、历史、诗学的重写目的.它打破了文学和史学的界限,开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走向了视野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完成了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
注释：
①蒙特鲁斯.论新历史主义批评[J].韩加明译,漓江,1997（1）.
②盛宁.历史·文本·意识形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5）.
③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45.
④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