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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说他是“中兴第一名臣”,说他为公,老臣谋国；为事,老谋深算；然而他内守仁义,外谋天下,老成持重,谋无遗策,谋人、谋事、谋文化,都有建树.
曾国藩少年苦读经史,深达辞章要旨,考取进士人职翰林院后,亲得当时理学大师唐鉴的真传,又得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青睐,半生戎旅生涯师友砥砺之间,成就了他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大业.他一生谋国以忠,担负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知人论世,成就人生事业与友谊的双全；然而他更着眼于百年之后,千秋万代,谋定文化,以期后世子孙对传统文化返本开新、继往开来.
识人：待人以宽
后人论史,常以王阳明与曾国藩相提并论.说阳明取人以严,是故阳明之后再无阳明.曾氏取人以宽,所以曾氏之后还有第二个、第三个曾国藩.自来论史,难有确论,如此评价两位大贤,不知是否得当.然而评价曾氏以一个“宽”字,却甚得精要.后世李鸿章一身居中华外交、洋务、内政之冲要,皆曾氏推举之力.
曾国藩曾论：“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说明用才者的器识与心胸对于事业十分重要.论及如何用才,曾氏认为虽然良才不得其时,亦无法有所作为；“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如此留心人才,赦小漏,举大节,一个“宽”字被曾国藩运用地精通造化.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容闳,他的回忆就可为一作证.当年曾氏军营中人才鼎盛,“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此外“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
谋事：全在“明强”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是曾国藩毕生奉行的信条.他认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他将《中庸》的要点就归结为“明强”二字――人之所以能做到“愚必明,柔必强”的原因.曾氏自道祖父教人,即以“懦弱无刚”为耻.曾氏更作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为座右之铭,倡导修身齐家,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与茶余饭后所发的闲散议论不同,曾氏的论断,必以其一生坚守笃行而证实.与谄媚逢迎帝王与忠君死节的臣子又不同,凡是自身真切认为的论断,即使是皇帝命令,也敢违抗：咸丰八年,英法联军进军京师,蒙古军、绿营军都节节败退、难当其缨,咸丰帝遂下诏命其所属鲍超率部北上.曾国藩深思熟虑,从代价、效果、路程、时间等多个方面反复论证,坚持鲍超按兵不动.其明强之韧力于此,可见一斑.谋文化：捍卫文化的尊严
梁启超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论述曾氏在文化上的功绩：“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成年间,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
梁任公所言的宋学,就是指曾国藩的反身而诚,兼济天下的理学根基.
湖湘文化冥冥中自有气运,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船山先生王夫之倡言“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死后二百年间著作竟无人问津,其后将王夫之著述整理刊行的,正是曾国藩.他认为道德、文章为人生最重要的二件事：“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曾氏又编纂《经史百家杂钞》与《十八家诗钞》两部诗文选本,产生极大影响,成为清末民初研习中国古代诗文的首选读本.曾经评价这位湖湘文化的前辈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曾国藩一生谋人以宽,谋事以强,谋文化则更是倡明道德、文章有益于自身之原由：他常怀弘扬大道,倡明学术的心志,勇于以道德文章、转移社会风气的担当.“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实为曾氏一生深刻警醒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