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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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号听涛,笔名袁大郎、陈思、彭观清、丁舟等,出生于浙江浦江蒋畈村,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人士.曹聚仁1921年毕业于浙江省立一师,同年在上海的民国女子工艺学校任教,并为《国民日报觉悟》撰稿,1923年担任上海艺专、暨南、复旦等大学教授,并从事写作,1932年主编《涛声》半月刊,1934年协助陈望道编辑《太白》,次年与徐懋庸创办《芒种》,1941年至1943年在赣南主持《正气日报》,1945年回上海在大学任教,并任《前线日报》编辑,1950年移居香港,为《星岛日报》专栏撰稿,后改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约记者,1959年任香港《循环日报》主笔,后继任《正午报》主笔.1972年7月病逝于澳门.

曹聚仁著有《文史讨论集》、《国学概论》、《国学大纲》、《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散文集《我与我的世界》、《今日北京》、《万里行记》、《文坛五十年》、《北行小语》,报告文学集《采访外记》、《采访新记》、《鲁迅评传》,辑有《现代中国戏曲影艺集成》等编著共近70种,约4000多万字.北大著名学者季羡林对曹聚仁有如此评价:“聚仁先生是鲁迅先生的朋友,著作等身,在中国文坛上功不唐捐,中国学人会永远怀念他.”

首报“台儿庄大捷”

曹聚仁不仅是一位名作家、名学者,更是一位名记者,新闻事业在他的生命里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

1937年之前,他是书斋里的大学教授、潜心学问的作家和学者.七七事变后,抗战烽火点燃了他的报国救亡热情,他走出书斋,奔赴前线,成了一位叱咤风云的社战地特派员与记者.他出入上海闸北战场,为《申报》、《立报》《社会日报》和通讯社采访战地新闻.上海沦陷后,曹聚仁来往于大江南北,报道抗战的战况.

台儿庄战役始于1938年3月23日,结束于4月7日,历时2周.当时,国民党正面守军是第二集团军的孙连仲部,右翼则是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在敌人后面进行迂回作战.

1938年4月5日,孙连仲邀请媒体记者到前线台儿庄采访.当时一起前去的有《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社记者胡定芬、曹聚仁,《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等一行17人.

记者齐集孙连仲的总司令部,大体了解到台儿庄已被日军占领了十分之九,我方只守在庄尾南关的一隅,但孙连仲仍挥师死守,他很有信心地说:“胜负之数,往往在最后的5分钟.”

6日清晨,孙连仲邀范长江谈话,他们是旧相识.曹聚仁得悉后,也主动提出要求,因此他们两人一起与孙连仲见了面,两人也因此共享了第一手的军情.

当天中午,台儿庄的指挥官、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约记者于下午到运河站见面.记者前往运河站的途中,忽然敌寇的炮弹密集地射击过来,前路被阻断.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师部的副长官赶来,把众记者请到了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闲谈了一阵,接待就算是结束了,记者们不免有些失望.

但独具“新闻眼”的曹聚仁注意到了副官长的一席谈话:“现在我军虽然战得很苦,但敌军同样也精疲力竭,我方右翼的汤军团已开始动作,我们正准备反攻.”当时,范长江、陆诒不在场,其他记者没有留意这句话.有心的曹聚仁回到总司令部,就去找军部参谋长金殿戎加以证实.

金参谋长颇认同曹聚仁的判断和推测,他对记者说:“你们来得正好,可以看一场热闹的胜战了.”

20时25分,曹聚仁在孙连仲司令部借军用与在徐州的胡定芬通话.他兴奋地大声说:“定芬兄,我向你报告我军的捷报,台儿庄的敌寇正向后撤,我攻已获大胜.”

胡定芬回答说:“好啊！我从长官司令部也得到了类似的消息,但没有证实,你这样一说,就差不离了.”

曹聚仁刚放下,在机旁下棋的田镇南(第三十军军长,负责指挥台儿庄正面作战)笑着说:“反攻刚开始,说胜利过早了一些吧.”

于是,曹聚仁又拨通了,要胡定芬把语气改得含蓄些,但他仍坚持自己的判断.当晚,总司令部有一辆军车正要回徐州,曹聚仁灵机一动,决定回徐州.他对随军采访的夫人邓珂云说:“我想到长官部去看看综合战讯,在这里独处一隅,无法看到全局.”邓珂云支持他的想法.

事实正如曹聚仁所料.他一回到了徐州,就和胡定芬通,从右翼军团得到的消息完全证实了台儿庄已获全胜.他高兴极了,立刻写了一篇通讯,发到社总社.

这就是曹聚仁首发台儿庄大捷消息的来龙去脉.这篇消息见报后,举国狂欢.

4月8日,曹聚仁又写了《台儿庄巡视记》的长篇报道,9日在全国各报发表.

抗战联骑采访的老照片

我收藏有一张老照片,是曹聚仁1937年与其夫人邓珂云联骑出入东战场采访时留下的.

这张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历经70多年,能够保存至今,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照片是曹聚仁夫妇在战地采访时的留影,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这是他们在荒草丛生的野外所拍,两人各骑一匹战马,一身戎装,风尘仆仆,夫妻俩置生死于度外,奔走在险象环生的抗日前线.

照片拍摄的具体地点已不得而知.原先收藏这张老照片的曹聚仁先生的胞弟曹艺,曾在照片的背面写下了这样的题字:“一九三七年,曹聚仁、邓珂云担任随军记者,联骑出入东战场上.”从曹艺先生的题字可知,这张照片应拍摄于1937年的东战场上.

抗日救亡是曹聚仁的心愿,在他任社战地特派员与随军记者前的1935年,他与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邹韬奋、章乃器等11人,就曾被推选为上海抗日救国会的常务委员,成为“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他在上海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上,曾慷慨陈词:“这回抗日,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情,要死,我们就去死好了！”

从1937年开始,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曹聚仁一直在抗日前线出生入死,以笔为,抗日救国.他先后结集出版的抗战题材的作品集有《大江南线》、《轰炸下的南中国》(与人合著)、《东线血战记》(与人合著)、《采访外记》、《采访本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中国抗战画史》等10多种之多.

曹聚仁曾应国立音乐学院院长萧友梅的邀请,写过一首《战歌》:“在我们的肩膀,血在我们的胸膛,我们来捍卫祖国,我们齐赴沙场！等哈,富士山算得什么！嘻,富士山算得什么！等”

最初收藏这张曹聚仁夫妇联骑采访抗战新闻老照片的曹艺先生,也是一位传奇人物,能文能武,既是一名作家,也是一名抗日将领.20世纪30年代初,他与兄嫂一起合办过《涛声》半月刊,是一位被鲁迅称许的青年作家.他南征北战,经历了无数次战役,立下过汗马功劳.1942年8月,曹艺任中国驻印度辎重兵汽车六团上校团长.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因研究曹聚仁而结识了曹艺先生,可谓一见如故.曹艺先生对我无比信任,这张照片就是他生前赠送给我的珍贵礼物,供我研究曹聚仁之用.

三次接见曹聚仁

一生中,曾经三次专门接见过曹聚仁.

1956年10月3日,第一次接见曹聚仁.这一天,恰逢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大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欢迎苏加诺总统的晚宴,惟独没有出席.这时,正在中南海居仁堂亲切接见曹聚仁呢.

曹聚仁在文章里,多次说过这样的话:“国共两党,只要榜上有名的人,我几乎都认识.”惟独令他遗憾的是,“虽然我在文章中,多次向别人介绍过,而自己却无缘亲睹这位当代伟人的风采.”没想到这次访问大陆,曹聚仁终于如愿以偿.

问曹聚仁:“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感想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来.”

曹聚仁后来回忆说:“想不到我的著作,主席差不多都知道.我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的文章也是有话便说,百无禁忌的.主席认为我有些叙述比较真实,而且态度也比较公正,又叫我不妨再自由些,还要我回港后寄几本《蒋经国论》(曹聚仁的著作,1948年出版,后香港再版)给他看看.”

这次会见,曹聚仁与共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曹聚仁的著作,二是关于的诗词,三是关于蒋经国的为人,四是准备再次与握手.

曹聚仁的胞弟曹艺回忆说:“哥哥见了主席后,回到家仍很激动,哥俩谈至夜深才睡觉.从来不喝酒的我们,还特意拿出鲜红的家乡杨梅酒痛饮起来,以示庆贺.”

1958年8月18日,再次在北京单独会见了曹聚仁,并和他共进午餐.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台海关系,当时美国插手台海关系很是厉害,打算教训一下美国当局,决定炮击金门,想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看.

这次会见,希望曹聚仁设法将炮击金门的消息,传递给台湾的蒋氏父子,并告诉台湾当局,炮击金门主要是打给美国人看的.由于时间紧迫,曹聚仁来不及通过正常的渠道传递给蒋氏父子,就把这一电讯发给了新加坡的《南洋商报》,该报以醒目的标题刊出两小时后,预定的炮击才正式开始！

1958年10月13日,在周恩来的陪同下,第三次接见了曹聚仁.这次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有关两岸和平统一的问题.

接见曹聚仁,并进行专门会谈的,主要是这三次.至于曹聚仁偶尔与的见面,还有过多次.一次是1957年4月,在欢迎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曹聚仁与和伏罗希洛夫同席,还有一次是1959年建国10周年国庆观礼时,曹聚仁应邀上了天安门城楼,与一起参加观礼.

从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多次回国访问与采访,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接见曹聚仁的次数就更是频繁了.

、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曹聚仁如此的垂青和厚爱,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决心不顾生命危险,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曹聚仁从1956年7月首访北京,至1959年11月终访大陆,先后写了230多篇专稿,共计200多万字,结集出版了《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采访外记》、《采访新记》、《人事新语》等著作,宣传新中国的新气象,让海外华人对新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

1999年7月5日,笔者拜访了原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他题词称赞曹聚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并回忆说:“曹聚仁先生去世后,周恩来总理十分重视,为曹聚仁盖棺论定,称赞他为‘爱国人士’！”

委托曹聚仁

了解溪口情况

我还珍藏有一张老照片,它是、蒋经国父子在世时,委托有“两岸密使”之称的曹聚仁拍摄的,它也是曹聚仁先生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波的历史见证.

这张照片是由一位名叫徐淡庐的老先生保存下来的.徐淡庐到底是何许人也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徐淡庐,1917年生,重庆市渝北区沙坪镇人.1935年在重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解放后,受派遣,随军进入西藏,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族团结作出过贡献.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先后担任过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64年至1965年底,他担任驻瑞士大使馆首席参赞,是李宗仁回国的重要见证人.晚年任咨询委员会委员、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名誉主任等职.

1996年,我到北大游学,业余时间研究曹聚仁.1998年3月,我在北大开始筹备成立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有一次,我在拜访的一位杭高校友时,无意中得知了徐淡庐先生的名字.我手中收藏的曹聚仁220多封家书里,多次提到过“徐主任”,可惜一直无法找到他.

当我见到这位几乎被历史湮没的老干部时,一见如故,我们竟然成了忘年交.他毫无保留地支持我对曹聚仁的研究,将他珍藏的不少研究资料无私地提供给我,允许我翻拍与复印.

据徐淡庐回忆,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57年7月3日,内容是的老家奉化溪口的全景.

1957年初夏,曹聚仁受蒋氏父子的委托,先后访问了庐山的“美庐”和的老家奉化溪口.

这次访问后,曹聚仁给蒋氏父子写过长信汇报,信的底稿至今仍由曹聚仁的胞弟曹艺先生的亲属保存.

曹聚仁访问溪口时,对雪窦寺、妙高台只是匆匆的一瞥,不太重视,他重点是察看蒋母的墓园,并代表蒋氏父子扫了墓,敬香烧纸.在蒋母墓园,他拍了差不多两卷的胶片.还去看了寓居过的丰镐房和蒋经国住过的文昌阁.所到之处,他都一一拍了照片.

回到香港后,他曾写长信向父子汇报,传达了“溪口无恙”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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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把拍摄的照片和所写的长信,通过特殊的途径转送到了蒋氏父子的手里.看了曹聚仁的信和照片后,为之动容,感慨万分.

曹聚仁拍摄的有关奉化溪口的照片,幸好徐淡庐先生保存了一份,而蒋氏父子收到的另一张溪口全景的照片却不知现在何处呢

弟子对曹聚仁的追忆

今年是曹聚仁先生诞辰110周年,笔者请曹聚仁的关门弟子方汉奇追忆当年在曹聚仁门下受教的情况,并写成《回忆曹聚仁先生》一文,作为对曹聚仁先生的纪念.

方汉奇先生今年已84岁高龄,系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荣誉教授、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回忆曹聚仁先生》一文,写得并不长,现抄录如下:

“1947年我在国立社教育学院新闻系念二年级,这一年的下学期,系主任马荫良先生宣布将聘请曹聚仁先生为我们讲新闻采访课.大家早知道曹先生是名作家兼名记者,听说请他来给我们上课,都很高兴.”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院址在苏州,曹先生当时的住家在上海.这门课每星期上一次,每次上课曹先生都是头天晚上到校,在校内的教师宿舍下榻,第二天上完课就回去.”

“曹先生第一次上课时,先向同学们作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就拿出讲稿来开讲.我打量了一下这位在当时享有盛名的教授,他中等身材,但是头很大,显得很有智慧.身上总是穿着一套修饰得非常整洁的中山装,脚上总是穿着一双擦得很干净的皮鞋,手上总是拿着一个那一时代比较流行的公事皮包.讲稿和参考书都十分有序地装在皮包里,根据讲课的需要随时取出.他讲课时,带较浓重的江南一带的口音.”

“曹先生讲的新闻采访课,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以下两点:一是他向我们介绍了很多他和鲁迅等文坛巨擘的交往,和三十年代以来‘左翼’作家们的情况.他的口才并不十分出色,但是讲课的时候很投入,很有,而且旁征博引,显示了他的渊博学识.二是他向我们传授了如何做卡片和如何利用卡片来积累资料的经验,并且带来了自己的卡片,给我们做示范.第二点使我终身受用,我做卡片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开始的.从那时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做的卡片累计已达10万张,直到现在还在做.不但自己做,而且教我的学生做.追本溯源,应该万分感谢曹先生的教诲.”

方汉奇先生在为《一代文豪曹聚仁》所写的序文《多姿多彩的一生》中,对先师曹聚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曹聚仁的一生是多姿多彩的一生.这种多姿多彩使他具有多方面的学识和素养,成为具有多学科交融及通识的专家.在国学家中,像他这样能够走出书斋,于读万卷书之余,兼行万里路,有丰富的社会阅历的学者,堪称罕见.在新闻记者中,像他这样腹笥丰富、广博多识的饱学之士,并不多闻.在社会活动家中,像他这样广交各界朋友,有广泛的人际关系,和左、中、右不同政治倾向的人都有很深的交情的人,也实不多见.正是这种多姿多彩,才使得他在20世纪的文坛、报坛和政坛中,具有某种特殊的传奇色彩.

曹聚仁没有念过大学,他的最高学历只不过是浙江第一师范毕业.他是靠长期不懈的勤奋自学来积累知识进而成才的.当然,曹聚仁的学问也是有师承的.尽管他自谦为章太炎的“后辈又后辈”,但他确实曾经从章太炎那里得到过亲炙,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和同时代的青年人一样,他也接受过梁启超的熏陶.在他的身上,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这两位跨世纪大师的影子,即章太炎的邃密、严谨、深沉、执著,梁启超的热烈、爽朗、敏捷、渊博.他的文章道德和学问,既有他的父辈师长们在他青少年时代为他打下的基础,也有他个人的刻苦积累,同时也是他“转益多师是吾师”的结果.

和侪辈们不同的一点是,曹聚仁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不论是指点江山,还是臧否人物,他都有自己的看法.他和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不少伟人和文化界的旗手们都有很深的交往,却并不完全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他这样做,虽然曾经引起过误解,也受到过一些人的指摘,但并不影响他最后“决意收起自由主义的旗帜”,“听从先觉者的领导”,成为一个维护祖国统一大业和与时俱进的人.

在20世纪的学术史、文学史、新闻史和政治活动史上,曹聚仁无疑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师级人物.

(作者系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曹聚仁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