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变人形》中的文化碰撞与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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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活动变人形》是20世纪80年代王蒙创作的一部优秀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中以新颖的视角,描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王蒙怀着浓烈的忧患意识,从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出发,以倪家人为线索把握和审视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对传统文明之下的人性冲突、文化对峙以及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反思.通过对小说中交织着的中西文化碰撞现象的探讨,以期树立正确的审视中西文化的态度与文化自觉心理.

关 键 词 ：《活动变人形》 文化碰撞 文化自觉

关于中西文化间的碰撞融合现象,是中国知识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近代的中国被西方殖民者强行入侵之后,中国社会从原来的自律性发展变成了“借鉴性”发展.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下,中国人从思想到具体的现实生活,时刻都面临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取舍选择.可以说,中国的社会发展与对西方社会的认知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对西方文化的认知态度与评价方式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学术争议的一个论题.1985年,王蒙的小说《活动变人形》在《收获》杂志一经发表,随即引发了文学界一场不同寻常的轰动和反响.一位生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身于传统农耕文明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倪吾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先验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背景赋予了倪吾诚早年封建社会应有的一切,成年后的留洋经历以及倪家的文化个性使人看到了中西文化关系的对立及变迁.而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经历了“”的伤痛、伤痕文学的洗礼,怀旧的文化寻根意识转变为对新的西方文化的接纳,在此过程中同样呈现出了焦虑与不安的心理状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所体验过的困惑经历在80年代年轻人的身上同样有相似的感受.当代中国社会在保持“现代性”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文化自觉是知识界共同探讨的话题,《活动变人形》为人们在中西文化碰撞之后如何正确对待文化差异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素材.

一、《活动变人形》的人物形象塑造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的设计决定了作品的感染力.《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出生在河北省一个叫孟官屯的穷乡僻壤里.那里已经靠近渤海,全是盐碱薄地,又常闹蝗灾,民不聊生”.在倪吾诚生活的环境中,“羊粑粑蛋搓脚”、“打老婆”、“唱秧歌”都是民俗与日常活动的一部分.孟官屯的地理位置、民俗特征告诉我们,倪吾诚同这里的其他人一样是贫困与落后环境中的一份子.出生之地无可选择,生活中封建意识所带来的不幸更是接踵而至.

“人是环境的产品”,在以家族为单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家族制社会,倪吾诚的母亲是其生活形象的塑造者.作为倪家的精神领袖及一切事物的决断者,母亲将自己思想深处的文化意识一股脑地置于倪吾诚身上.与其他人所不同的是,倪吾诚在不满与接受的同时,呈现出一种有限度的反抗精神,也为日后他对西方文化的吸纳打下了伏笔.身材高大、仪态端庄、自尊要强的倪母为了家庭子孙后代的延续与“健康发展”费尽心机,先是纵容倪父吸食,以便使他唯命是从、随遇而安、躲避邪恶的侵蚀.而面对有进步思想的儿子,倪母听从了娘家哥哥的意见,用一杆烟加一个媳妇让儿子充分体味人生的幸福,以此能够服服帖帖地过好日子.然而却适得其反,在倪母的精心策划下,丈夫因吸食而体虚、咳喘,最终毙命,儿子在母亲的引导下吸食大烟,10岁那年大病不起,无休止的腹泻让原本身材高大的他瞬间身体变形,从那时起,一双纤细的罗圈腿与英俊高大的外表不相称地结合到一起,矛盾的外表也预示着其未来的矛盾人生.然而,不经事的倪吾诚在饱受“母爱”的摧残之余,其反抗意识还是初露倪端.在对待包办婚姻上,提出了自己不屈的要求.

在以“孝”为伦理道德之首的社会,倪吾诚的反抗是无奈之后的本能反应,但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向现代社会过渡中的中国,倪吾诚所能接触到的时代气息,必然决定了他要走的人生.作为孟官屯首户的孟家,还是给予了他别人所不能拥有的东西.5岁进私塾、9岁进洋学堂,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的文章让他看到了社会进步的曙光.洋学堂的学习,加速了倪吾诚向西方文化的倾斜以及对本土文化的排斥.青年时代的倪吾诚满怀少儿时代的幻想,踏上了欧洲的土地.欧洲的留学经历印证了他儿时思想的“正确之处”.带着对西方文化的推崇与向往回到中国,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带给倪吾诚极度的挣扎与痛苦.一个人对抗一个国民群体,屈从则不服,反抗而无力,这种心理矛盾的复杂性,让倪吾诚的形象着实成为了中国社会中西文化碰撞下畸形人物的典型.

与倪吾诚的崇洋至极相反,来自欧洲的史福岗教授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一丝心理上的慰藉.作为欧洲的汉学家,史福岗十分爱好中国文化,书法、中医、儒学都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尊师重教、克己复礼、父慈子孝,在史福岗看来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和谐的基础,都是欧洲文化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中国的倪吾诚和欧洲的史福岗是一对戏剧性的人物.对方摒弃的都是自己所向往的,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生活在别处.”

在塑造倪吾诚的同时,作者又塑造了另外一位同是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赵尚同.同倪吾诚相比,赵尚同显得无可挑剔.留洋的背景没有使他思想异化,相反,而是婚姻事业双丰收.同倪吾诚的厌烦情绪不同,赵尚同是一个完美的受众人青睐的现实对象.

一系列的人物形象交织在一起,情节的曲折变化由背后的人生价值取向所左右,迸发出一簇簇中西文化碰撞的火花.

二、异质文化碰撞下的兼容与离间

随着《活动变人形》读者群的增加,倪吾诚的文化人格研究成为众说纷纭的焦点.有的从人格取向来剖析倪吾诚自信、理想却流于空谈的人生价值观；有的从中西文化冲突中“多余人”的视角来解读其形象特征；还有的从多维文化的视野下分析其思想、意识、行为的成因.我们不难看出,《活动变人形》由于深刻地挖掘出人物的灵魂深度及揭示出中西文化交流与拒斥的特征,在文学体验方面成就斐然,被誉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一个缩影”. 中西文化的碰撞体现在倪吾诚在“家里”和“家外”的一切活动中.在家庭生活内部,倪吾诚不厌其烦的用西方的“文明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家人和孩子,要求别人时以无条件的“应该戒律”作为说教的法则.为了迎合西方文明的标准,倪吾诚以牺牲家人的感情为代价,不顾家人的厌烦情绪,不断地灌输他自己的“先进认识”.

而在对外的人际交往中,则“以理据争、褒洋贬华”.在西方文明的社会代表――史福岗教授面前,尽显学生对老师之态.小说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史福岗在倪吾诚面前谈到俄国心理学家巴普洛夫时,讲述了巴普洛夫曾经做过的一个实验：“把一块牛肉吊在狗的面前,摇铃,向狗发出吃这牛肉的指令.狗撒了欢,扑上去要吃肉,实验者就在狗已经接近了肉的一刹那突然把肉一撤,使狗吃不着肉.这样的实验进行了若干次.”结果狗疯了.“‘我就是这样的一只狗.’倪吾诚阴沉地说.”倪吾诚的自我比喻令史福岗目瞪口呆,但出自倪吾诚之口并非没有道理.自幼生活在传统文化浓郁的中国,封建意识带给他的切肤之痛与日后留洋所见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已经让倪吾诚的头脑无暇思考东西方文化的优劣问题,垮掉的精神使他不能从第三者的角度去审视两种文化的存在价值.而史福岗所处的位置与其相反,近代西方工业社会的负面效应使得一批欧洲知识分子在思想层面进入文化反思期,“欧洲文化中心论”在内部出现动摇,对异域文化价值的再认识是一部分欧洲知识分子的研究取向.“我爱中国,我爱中国的文明.”“即使在政治上、军事上是分裂的,文明是统一的.连日本占领者也懂得,要统治中国,要得到中国人的好感,就要尊重孔夫子.”史福岗带有实证主义特征极富逻辑性的论断反驳了倪吾诚自我菲薄的观点和认识.但史福岗并不能说服倪吾诚.在倪吾诚的世界观中,西方之发达是亲眼所见,自己的“封建礼教迫害之伤”也是亲身经历,一位远距离看中国的西方汉学家其认识缺乏深度理论,不能改变自己认识实践之后的真实感受.

但是,这种中西文化的碰撞在倪藻身上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同样是生活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并同样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与熏陶,倪藻却能够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现象.同感叹人生、整日彷徨却无所作为的父亲相比,尽管也存在紧迫感,但头脑深处并未失去理智.代表了年轻一代的新生力量,他没有像父亲一样以叹怨来感慨现实的不平等,而是主动担负起责任去改变现实,去争取民族的觉醒和复兴.

三、从文化碰撞看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

在文化的变革期,倪吾诚的困惑并非偶然,这是一种从事文化研究的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中西文化系千百年来欧亚大陆母育出来的两大高峰,在公元前800-200年的轴心时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各自的发展时快时缓,既相互吸收又各自独立,无数学者都在研究对方的长处和短处,从而寻类社会更好的发展轨迹.法国社会学家莱维斯特劳斯对此曾经说过：“每一种文化都是与其他文化交流以自养,但它应当在交流中加以某种抵抗.如果没有这种抵抗,那么很快它就不再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去交流.”对一种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借鉴要仔细斟酌、理性判断.倪吾诚一味的片面崇洋,是脱离实际情形之下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不能以具有普遍意义的眼光去审视现实.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即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于1997年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费孝通说：“‘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西方工业革命突出物质财富的创造而人性受到压制,在后工业时代,新的文化复兴是以尊重欧洲文化之外的人类文化差异性为基本前提.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胜于人口问题、经济问题.在自我无标准的情况下,西方的一切先进之处均成为衡量自我的标准,才产生了一批倪吾诚这样的人.

我们在《活动变人形》中看到了倪吾诚在西方事物面前的倾倒和在中国传统文化面前的不适,但随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可以证明一点,倪吾诚是患上了“文化自卑症”.文化流淌在血脉之中,一个国家的悲剧在于“亡史胜于亡国”,因此重树文化自觉的旗帜对于当代的中国文化建设具有现实的紧迫感和必要性.

注：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现状分析与实施对策研究》（编号：2013B139）、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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