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地名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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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地名文化资源

每个地名都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历史的痕迹和社会的变迁.地名是具有我们城市特色的文化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深入了解武汉地名文化,才能真正了解武汉的历史和现在.因此,挖掘地名文化资源,对于了解武汉、建设武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与意义.

每个地名都有一串动人的故事

也许人们知道“武汉”这个地名来源于武昌、汉阳、汉口的综合.然而,却未必知道作为城市的称谓最早是１９２７年.那时,国民政府将三镇合并,划为京兆区,建成统一的武汉市政府.由此,“武汉”正式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称.它的别称“江城”,得名于流放被赦后返回时的李白在江夏与史郎中倾听黄鹤楼上吹笛的感受：“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其实,对于具有３５００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武汉每个地名的产生并流传于世,其中都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无论大小地名,最原始的成因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一是因地理环境而得名.武汉三镇中,有两镇即是因地理条件而得其名的.如汉阳,因处改道之前的汉水之北龟山之南而称；汉口,则因地处汉水入江口而得.至于“某某墩”之类的地名,一听便知它成名时的地形地貌状态.

二是因传说典故而得名.神仙费讳驾鹤的传说,不仅产生了千古闻名的黄鹤楼,而且引出了“黄鹤楼街”之类的地名.“姑嫂树”的地名,据说来源于一个哀婉凄美的故事：有位本来孝敬婆母关爱小姑的媳妇,受到在外做买卖的丈夫误解与,忍无可忍而吊死于门前的树上.愤愤不平的小姑见此奇冤,也步嫂后尘,以死.追溯这个地名的来历,油然使人对封建时代的妇女命运生出无限的同情.即使一个地处东郊鲜为人知的“鼓架山”,也蕴藏着一段楚国君臣之间的仇怨.当年楚庄王领兵东征来到东湖侧畔的九峰山下驻扎,有一将领突然率领部下倒戈.楚王指挥亲军还击,并在一处山峁上擂鼓号令,大败叛军.于是,这个架鼓的小山便得名为“鼓架山”.与此相关的还有“请和桥”.当然,这些引申出地名的传说都是有筛选的,基本上都是赞扬善与美的,决无以阎王殿和恶行之类传说而命名的.由此可见,地名文化的价值取向.

三是因名人名事而得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数“张公堤”.张公堤完工于清朝晚期.因湖广总督张之洞力举并督修而得名,它不但在当时防治了水患,而且使后湖的大片沼泽逐步变成良田,为现代的武汉拓宽了发展地域,也由原来的防汛堤防演变成一处让人怀古鉴今的地名.相比之下,类似的“袁公堤”等等,对后世的福荫则显逊色,所以它在今天的知名度也被缩水.无情的时光,检验着这类地名的生命力,也检验着它们的历史价值.近代历史上发生在武汉的“辛亥首义”和“二七”大罢工,是震撼世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两件大事.因而理所当然地产生了“首义街”和“二七街”为代表的一系列地名.这些闪光的地名,既是历史的纪念碑,也是武汉这座城市的光荣和骄傲.

四是因典型建筑而得名.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建成的江汉关,不仅派生出一条“江汉路”,而且成为这一方土地的代名词.一听“晴川街”这个地名,便可断定晴川阁必在此地.即使清王朝的粮食道台衙门、都府衙门、总督衙门早已随着爱新觉罗氏的落地而无影无踪,相关的地名依然让人生发出许多遐想.

武汉地名的成因当然远非以上几种.无论何种原因,共同之处是它们的血液中都蕴藏着深厚的楚文化,体现出楚人的文化观念.有的地名直接取自楚文化的经典名句,如东湖“行吟阁”景区之名,即是由屈赋“渔父”中“行吟泽畔”一句所得.有的深含楚文化的底蕴,如“古琴台”如同“高山流水”与“知音”的旗语.有的则体现楚人的精神传承.许多地名还衍生成颇含韵味的歇后语和俏皮话,如,木兰山的菩萨――应远不应近；江汉关的钟――有点有谱；古楼洞里拦车子――一窍不通；集稼嘴的划子――跟着荡烫,等等.有的地名还被结成独具匠心的对联,如“一元二曜三阳开泰,四唯五福六合同春.”它们既是色彩斑斓楚文化宝库中的一角,又对楚文化起到丰富和促进作用.

地名的演变折射出社会的轨迹

我们的城市在发展,新的地名不断涌现.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一些原有的地名也会有所更新.地名的演变折射出社会的变迁轨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下方面：

鲜明的历史标记.上个世纪２０至３０年代扩建或建成并命名的“中山大道”“三民路”,很明显地带着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流行色.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武钢的诞生,使偏于一隅的青山小镇,随之扩张成与三镇鼎立的“红钢城”,并且派生出诸如“冶金大道”“冶金街”等等,许多显示出钢铁工业特色和年代烙印的地名.“沌口开发区”、“鲁巷光谷广场”,则像颗颗耀眼的明珠,闪烁在武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

城市发展的标志牌.由汉口旧城基改造而来的第一条马路――“后城马路”,标志着武汉现代城市建设的起步.“解放大道”、“建设大道”、“发展大道”地名的出现,形象生动地标示出武汉城市现代化的快速进程.

习惯变化的体现.今天,人们看到的许多地名,并不是开疆拓域而来的新面孔,也不是推翻重来的再造,而是按照人们生活习惯的与时俱进,对原有地名的同音传译.其中有按思维变化进行的.汉口的“集家咀”,原来是给明朝的一个皇帝接驾而得名的“接驾嘴”,后来按谐音改为“薛家嘴”.这个地名当然不足以反映此地日渐繁荣、四方谷物汇集的状况,于是又同音改为“集稼嘴”.大概“集稼嘴”的中的“稼、嘴”字又显繁锁,便演化为现在的“集家咀”.现代书写习惯也确实是地名演变的一个原因.武昌杨园地区的“月汉里”,本来这里是粤汉铁路起点的一个住宅区,因此而得名为“粤汉里”.“”后期在此居住的居民,所用的通信地址和户口登记仍为“粤汉里”.但是,日常生活中有人书写时图方便,把它简化成了“月汉里”.现在,“月汉里”已正式登堂入室,成了此地名的公认文字.

除旧布新,医治历史创伤.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不可避免地在地名上留下了斑点.尤其是汉口租界区的地名,如同那里建筑物上飘扬的万国旗,五花八门,洋味十足.有的还带着歧视和侮辱国人的味道.汉口的“江汉北路”原名“梅神父路”.１９２３年９月初,先后任随县、安陆等地天主教总本堂习铎的意大利籍传教士梅占春,被军阀残部击伤死亡.罗马教廷驻华代表要求在汉修建“梅神父医院”.１９２６年１月医院建成.医院所在路段也被命名为“梅神父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歆生路”更名为“江汉路”,与此接壤的“梅神父路”也改称为“江汉北路”.此类地名中,最早的当数汉口的“渣甸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就是这个名叫渣甸的英国商,极力鼓动英国政府用大炮轰开中国国门,引发了第一次战争.英国人入侵汉口后,他便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条马路.如今,这条路已被“解放公园路”所代替.

对历史糟粕的摒弃.历史的曲折,在城市的地名上或多或少的留下过一些痕迹.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曲折终究阻挡不住滚滚前进的车轮.附有这些曲折痕迹的地名糟粕,必然被无情地抛弃.“”如同其它历史旋涡一样,也在地名上留下了污垢.许多地名被当作“四旧”受到“革命的洗礼”,取而代之者既无历史脉络,又无文化内涵.随着“”的全面否定,这些“”的附属产品顷刻之间一扫而光.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充分利用地名资源,弘扬特色文化

我们的城市有若干地名.这若干个地名,构成了我们城市的一种特色文化.可以说,武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是以这些地名为细胞组成的.地名是我们平面的城市无形的城市.挖掘地名资源,对于弘扬地方文化,增强武汉的凝聚力、影响力、辐射力,对于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增强市民的光荣感和责任感,都具有不可低估,不可替代的作用.

勿庸讳言,作为武汉市民,不识地名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地中的人,恐怕不是少数.外地来客有兴趣了解武汉地名文化,常常也会收获甚微.人们在关注城市的立体建设和有形建设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城市地名文化这类平面建设或者无形建设.弘扬地名文化,不仅必要,而且有大量具体的工作可做.

比如,规范地名.现在实行的地名,一是有重复的.尤其是一些知名的地名,如“三眼桥”,汉口有,汉阳也有.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记载的“三眼桥”战场,就是汉阳的“三眼桥”.而汉口建设大道上也有一处“三眼桥”,并且是人们最容易看见的.因此许多人常常把此“三眼桥”错当彼“三眼桥”,以至对当时的战斗情景发生误解.二是容易混淆.如“解放大道”与“解放路”,“沿江大道”与“临江大道”,让人不易分辨,南北混淆.三是表述不准.如“三北广场”,本是具有特色的文化广场,但是许多市民并不知道它的具体方位.有的误以为是“西北湖广场”,有的以为在江汉路步行街上.

又比如,采取多种方式弘扬地名文化.首先编印出版系列介绍武汉地名的书籍,逐一介绍全市有据可查的地名文化.其次,开辟宣传阵地.新闻媒体可设专栏,选登地名掌故不断线.社区和学校、机关、企业等单位,可用板报、讲座等阵地,有针对性地宣传介绍相关地名来历及演变过程.再次,把地名文化作为旅游不可缺少的无形资源,让武汉的客人了解武汉.

再比如,实行地名冠名权.对新建城区和道路或站点等处,引进市场机制运作.可以用投资者名字命名,或者出让冠名权.既可提高投资者知名度,也可以为弘扬地名文化积累资金.

弘扬地名文化需要市民参与,更需要有关方面挑重担,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目的,收到应有的效果.

责任编辑：金 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