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对话的文化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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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逐渐深入,各种文化现象层出不穷,文学理论界也逐渐关注文学的文化阐释,文化研究的热潮由此产生.西方关于文化研究的理论陆续被引入国内,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与美国“文化诗学”理论也逐渐被中国学人所熟知,并产生不小的影响.文化诗学在中国经历十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成为一种面向中国文化与文学实际的理论视野与研究路向.

在西方,“文化诗学”与“新历史主义”往往指称同样的群体与研究路向.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多篇文章中极力提倡文化诗学.其在1980年出版的专著《文艺复兴自我造型：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中提倡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1986年他在西澳大利亚大学所作的演讲《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中更是明确将其研究概括为“文化诗学”.对于何为“文化诗学”,格林布拉特提出了相对清晰的解释：“与此类工作有着亲缘关系的文学批评,因而也必须意识到自己作为阐释者的身份,同时有目的地把文学理解为构成某一特定文化的符号系统的一部分；这种批评的正规目标,无论多么难以实现,应当称之为一种文化诗学（poetics of culture）.”并且说：“它的中心考虑是阻止自己永久地封闭话语之间的来往,或者是防止自己断然隔绝艺术作品、作家与读者生活之间的联系.毫无疑问,我仍然关心着作为一种人类特殊活动的艺术再现问题的复杂性.等我们的阐释任务,因而必须更加敏感地去把握上述事实的后果,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显然,格林布拉特将文学视为某一特定文化的符号系统的一部分,因而反对像新批评那样将文本单独割裂开来,仅仅专注于研究文本的语言、结构等形式层面,而忽视文本背后的文化语境.对于格林布拉特来说,文学研究必须从文本分析出发,揭示某个特定时代的文化语境.

这种从向内转到向外转的研究路向,也是中国文化诗学一直坚持的.中国文化诗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童庆炳先生认为：“‘文化诗学’的基本根据是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它本身不但不会消失,而且其相对的独立性也不会消失.”作为文化的一种,文学自然不能不折射出某种特定的文化,而文学研究也要揭示文本背后的文化语境.在他看来,文学有三个向度：语言的向度、审美的向度和文化的向度.这三个向度在文学中是同时展开的.因此,他对那种纯粹向内转的研究方法予以批评：“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文学批评囿于语言的向度和审美的向度,被看成是内部的批评,对于文化的向度则往往视而不见,这样的批评显然局限于文学自身,而对文本的丰富文化蕴含置之不理,不能回应现实文化的变化.”

既然文化诗学将文学当成文化的一部分,要揭示文本背后的文化语境,这就意味着文化诗学必然具备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这一点,也成为美国文化诗学与中国文化诗学的共同之处.美国文化诗学提倡抛开现有的科学主义学科划分体系,打破文学与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界限,用宏观文化的视野去观照文学.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自我造型》一书中明确宣称：“企图实践一种更为文化的（cultural）或人类学的批评（anthropological critici）.”美国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海登·怀特更是将历史叙事等同于文学叙事.他认为：“绝大多数历史事件都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编码方式,结果就有关于历史事件的不同解释,赋予它们以不同意义.”因此,历史学家与小说家一样,都是“运用人物刻画、主题再现、语气和视角的变化、不同的描写策略等手段将事件编成故事”.对于文化诗学的跨学科性,童庆炳先生说得更为清楚：“文化诗学追求在方法论上的革新和开放.它不囿于文学的自律,而从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政治、伦理、哲学等跨学科的文化大视野来考察一切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问题.不必拘于学科性的限制,而从“视界融合”中来诠释文本和问题.”

此外,二者还有诸多共同之处.如美国文化诗学与中国文化诗学都强调阐释的视野,后者更是要求研究者完成从立法者向阐释者的转变.再如西方与中国的文化诗学虽然都强调文化,但二者都坚持对文学文本的研究,尤其是中国文化诗学更是牢牢地将文学作为研究的中心,防止研究对象的泛化.

毫无疑问,当下的中国文化诗学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诗学的启发,与之有一定的共同性.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化诗学并非是对西方文化诗学的直接继承与照搬,其诞生及发展是与中国改革开放语境下文化、文学发生日新月异变化的背景密切相关的,因而是一种立足中国本土文化与文学现状的研究路向与理论视野,其产生原因、理论资源以及研究对象都有别于西方文化诗学.具体而言,中国文化诗学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西方文化诗学并没有统一的体系与理论规范,影响也有限；而中国文化诗学却力图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视野与研究路向,有其独立性与实践性,发展空间巨大.

学界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历史主义试图与历史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理论区分,但又经常从新批评、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哲学阐释学等其他理论体系中借用理论与研究方法,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体系与独特的理论规范.这一点,从其名称的混乱就可见一斑.格林布拉特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的演讲中试图对新历史主义进行规范与梳理,却在标题上使用了“文化诗学”的命名.而且他在该文中也承认：“文学研究中“新历史主义”的特点之一,恰恰是它（也是我自己）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上的无法定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而且,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更多的是一种实践,而非理论体系.格林布拉特在同一篇文章中说,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教义”.正因为西方新历史主义学者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实践而非体系建构上,导致他们经常从其他理论体系借用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因而无法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甚至对于“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这样的名称,被视为西方新历史主义派系的学者们自身都不认同.

就理论体系而言,西方学者虽鲜明地提出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但这一理论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人类学、哲学阐释学等理论体系的影响.而从方法论上看,西方文化诗学并没有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而是从新批评、结构主义那里借用了很多的研究方法.格林布拉特的经典著作《文艺复兴自我造型：从莫尔到莎士比亚》,通过考察文艺复兴时期的六位作家,从他们作品中抽取若干要素进行文本细读与分析,进而探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特征.其对文本的处理,对要素的分析,以及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结构的分析,显然都是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理论体系那里借用的研究方法.这一点,格林布拉特说得很清楚：“新历史主义与20世纪初实证论历史研究的区别,正在于它对过去几年的理论热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正因这种四处借用其他理论的特点,使得西方的文化诗学遭到各方的诟病,很快渐趋式微.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文化诗学也有西方文化诗学的缺陷,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当前提倡文化诗学的学者不少,但各自的着力点并不相同.大体来说,有三种研究方向：有些学者提倡本土化的文化诗学,针对当前的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提出自己的观点与主张；有些学者则致力于梳理西方文化诗学的理论,进行归纳总结；另一些学者则着重进行实践研究,将文化诗学引入具体与细化分析中.这三种研究方向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折射出当前中国文化诗学还处于不完善的阶段,要想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尚需时日.

然而,与西方文化诗学日渐式微不同,中国文化诗学正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西方文化诗学的缺陷与弊端早已被中国学界所熟知,不少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开始在理论上予以规范与完善.比如,中国学者将新理性精神注入文化诗学的品格中；认为中国文化诗学必须文化与诗学并重,强调文本的审美特性与外部的文化观照；以及反对研究的泛化、坚持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等等,都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此外,从研究方法看,格林布拉特在具体的研究中提出一种新的方法：“办法是不断返回个别人的经验与特殊环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与社会压力上去,以及沉降到一小部分具有共鸣性的文本上.”对于这种研究方法,中国学者对其进行完善与理论建构,将之概括为“重建文化语境”,并称其为文化诗学实践的人手处.此外,中国学者提出：文化诗学的基本原则是尊重不同文类间的互文本关系；文化诗学的基本阐释策略是在文本、体验与文化语境之间穿行.这些理论构想都有助于中国文化诗学最终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与独特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文学与文化实际也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进而在中国形成西方文化诗学不曾达到的繁荣状况.

（二）中国文化诗学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与文化语境自然催生的研究路向,有很强的现实品格.中国的文化诗学立足于现实,面对文化与文学的现状,力图重新高扬理性精神,对当下文化与文学予以批判性阐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物质生活日趋富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就文化而言,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面貌,日新月异的文化现象不断涌现,各种文化热潮前仆后继.社会与文化的变化,势必会极大地影响到文学.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诸多新的文学现象层出不穷,新的文学样式不断出现.如何解读社会与文化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何面对日新月异的文学现状,这些是当代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体而言,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经历了从向内转到向外转的历程.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偏重于研究文学的内部形式与结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来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伯明翰学派等等都偏重于分析文学的外部因素.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而言,也经历了这一历程.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纷纷被介绍到国内,并先后产生一定的影响,形成“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局面.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从审美论到语言论、再到文化论的转向,也与西方文论的转向趋势相关.但是,中国学界对西方文论的选择,大都是根据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现状而作出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到了新世纪,新媒介条件下的中国文学呈现出日益复杂的状态,传统关注文学的审美性,着重研究文学的形式因素、内部结构等审美论、语言论的研究套路已经很难准确地阐释当前文化与文学现状,迫切需要新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视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注重研究文学的文化维度的“文化研究”与“文化诗学”被中国学界所关注,并逐渐在国内产生不小的影响.

与西方文化诗学不同的是,中国文化诗学更加强调立足现实,尤其要对当下文化与文学现状予以阐释,力求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有所助益.新历史主义虽然力图与旧历史主义划清界限,但它们毕竟都对“历史”表现出高度的关注.虽然不少学者批评美国文化诗学重共时性而忽视历时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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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文化诗学并非对西方理论的模仿与直接继承,而是中国古代文化、文学与文论传统的自然发展,有其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

虽然中国文化诗学受到西方文化诗学的启发与影响,但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从根本上说,中国文化诗学是在当代中国文化与文学语境下催生的理论形态与研究路向,而它的诞生也与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一脉相承.中国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系统,其本身就是作为文化系统的一员存在着.早在西周时期,作为文学主要形态的诗歌就不是一个纯粹审美性的事物,其是周王朝的政治意识形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那些在今天看来是讲男女爱情的诗歌,在汉代经学家眼中,却是政治诗歌,具备重要的政治功能.而诗歌在古代也承担着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成为统治者风教天下的重要工具.这一点也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内容,历代文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诗大序》云：“傲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都将文学抬高到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自然并非简单的审美以及语言形式等能概括的.正因如此,中国封建王朝历代都重视文学的作用,以诗赋取士也成为历代王朝选拔官员的重要手段.

从中国古代文人的角度看,文学也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功能.在封建王朝中,文人需要通过文学才能进入仕途,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进入国家机器后,文人仍然需要通过文学来对上级、君王言说,也需要以此对下级与百姓言说.此外,文学也成为文人抒发自身志向、情感的重要工具.在日常交往中,文学更是成为文人雅士交流情感、表达愿望的重要手段.因此,文学对于古代文人而言,也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仅仅具有审美特性的事物. 就学科划分而言,虽然在魏晋时期宋文帝曾设立“四科”,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区分开来,颇有现代学科划分的意味,但在中国古代,文学通常都是与历史、哲学等其他文化形态混杂在一起的.因此,从今天学科划分的角度,是很难对中国文学进行切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很多文本,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既是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也是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的经典文本的重要原因.中国文化的这种文史哲不分家、中国文学的混杂状态,决定了中国文学研究与生俱来的跨学科或多学科性.从文化的角度观照文学,既是中国文学的一贯传统,也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学必然要采取的视野.因此,文化诗学的产生,也是中国文化与文学传统的自然发展.

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几乎同时引入中国学界,而文化研究逐渐成为文学理论界的“显学”,文化诗学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却并未形成文化研究那样的声势.原因在于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逐渐边缘化,各种文化现象却十分热闹,因而立足于研究热点文化现象的文化研究自然风光无限,始终囿于文学研究的文化诗学虽然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尚需进一步的发展.文化诗学要避免变成理论的自说自话,应立足现实,面向传统,展开多学科或跨学科的对话.

(一)与当下对话

文学理论必须研究当下的文学,这是文学理论保持鲜活生命的根本.文化诗学具有很强的现实品格,对当下的研究是其当仁不让的工作.与文化诗学相比,文化研究在当前的文学理论界之所以风生水起,影响逐渐及于其他学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始终将研究对象聚焦在热点文化现象上.住宅、广场、中心花园、粉丝文化、广告、影视、网络等等诸多当前的热点文化现象,都被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对此进行解读.因此,文化研究与当下的对话呈现出及时性、双向性等特点,能迅速对热点文化问题作出及时反应,形成双向交流.这种研究虽有其缺陷,但其与当下的对话性,也是文化诗学必须借鉴的.

文化诗学坚持将研究的重心放在文学上,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就当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文学理论界仍然对当下的文学反应滞后,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对话.当下的文学虽然被边缘化,但其发展也是日新月异、热闹非凡.就传统的文学分类而言,小说、戏剧等逐渐商业化、市场化,诗歌、散文则逐渐边缘化、个人化.对于这些新现象,文学理论绝不能用传统的方式进行解读,只关心其文本的审美价值,却忽视背后的文化语境.除了传统的文学样式外,反映当前文化趋势的新型文学样式层出不夯,更是对我们的文学理论提出极大挑战.新媒介的诞生,彻底改变了中国当前文学的格局,也催生了不少闻所未闻的新型文学样式.传统纸质媒介遭遇电子媒介的空前挑战,传统电子媒介如广播、电视等又遭遇网络的巨大挑战,导致主要依靠纸质媒介的传统文学市场不断萎缩,而依托于网络的新型文学样式却日益膨胀.网络文学、博客文学、微博文学、短信文学等迅速崛起的文学样式,都需要文学理论予以研究、阐释与规范.

相比其他理论,文化诗学的文化视野、跨学科性,使其在与当下文学的对话中天然具有优势.中国文化诗学并不需要将研究的触角过多地伸向当前的文化热点.即使面对当前的文学现状,文化诗学仍然有无数的空白需要去填补.因此,如何有效地与当下的文学进行对话,形成及时、双向的沟通,如何对当下的文学进行理论阐释与研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文化诗学未来的发展.

(二)与古代对话

中国文化诗学是中国古代文化、文学与文论传统的自然发展.文化的视野、跨学科性,一直是中国文学的特色.因此,面对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中国文化诗学也具有极大的适应性.中国文化诗学要避免成为西方理论的传声筒与简单僵硬的应用者,形成立足中国文化土壤的独立体系,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文论传统展开深入对话,通过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还原历史语境,挖掘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而与当下的文化进行对照.

就学术品格而言,中国古代士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气魄与精神,值得当下的知识阶层反思与发扬.对现实的关注,对文化传承的重视,以及对社会道德的坚持等等,这些都是当下知识分子应向古人学习的地方.文化诗学从文化的视野研究文学,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通过这种研究来反思我们的文化传统以及当下的文化现状.文化诗学高扬新理性精神的意义就在于此.就理论视野而言,古人对待文学的态度,古代文论关于文学地位、性质等的论述,都可以纳入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围,从中汲取营养.就研究方法而言,“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以及古人特有的体验诗学等等,都可以用来充实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

(三)与其他学科和理论对话

文化诗学倡导文化的研究视野,因而不是文学理论学科的自说白话,必须要与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展开对话,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研究.正如童庆炳先生所言：“立足中国的社会文学艺术现实,也参照西方的文化研究成果,在中国与西方之间进行一种互动式、对话式的研究,既反对关起门来搞所谓的创新,也反对机械地套用西方的现成理论,以努力发展出一种既能够揭示中国文学艺术经验的特殊性,又能够与世界对话的‘文化诗学’范式.”文化诗学的多学科或跨学科性,决定了文化诗学必须要与其他学科、理论展开对话,汲取其他学科与理论的优秀成果,从而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套路,更好地对中国文学与文化展开阐释.

总之,中国文化诗学从诞生背景、理论资源、研究对象等诸多方面与西方文化诗学大不相同.中国文化诗学要想避免西方文化诗学迅速没落的命运,要想在日新月异的当代文化语境中繁荣壮大,必须始终立足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实与传统,与当下的文化、文学展开及时、双向的对话,在与中国古代文化、文论传统的对话中汲取充足的营养,并与其他学科与理论展开对话,吸收其他学科与理论的优秀成果,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与研究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