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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那已热闹近30年的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话语,我们会发现,尽管随着社会语境以及全球理论话语与框架的变化,其方向不断发生转移———从上世纪80年代对启蒙现代性的呼唤,到90年对“中华性”的强调,再到以后解构主义角度质疑一元化的现代性模式,提出现代性替代方案,再到从中国模式中推衍出普遍性的尝试.然而,争论的焦点似乎始终围绕中/西方、特殊性/普遍性打转.美国学者史书美发表于2001年的《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犜犺犲犔狌狉犲狅犳狋犺犲犕狅犱犲狉狀：犠狉犻狋犻狀犵犕狅犱犲狉狀犻狊犿犻狀犛犲犿犻犮狅犾狅狀犻犪犾犆犺犻狀犪,1917—1937）恰好演示了一番现代性话语中的普遍悖论：尽管学者们早已警惕,并不断挑战或试图超越二元对立结构,却总难突围.
一、半殖民语境中的现代主义
《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被公认为英文学界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最详尽和最全面的研究著作.它别开生面地以“半殖民性”理论来概括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并将其分为三种类型：西方主义、世界主义和都会主义.五四一代对现代的渴望,对传统的彻底拒斥代表着一种“西方主义”（所谓“日本主义”不过是变体之一）.京派文学立足于传统文化来反思现代的方式是一种世界主义,此话语本身可被视作西方现代主义的自我修正,顺应一战后在西方世界兴起的文化反思热.新感觉派的都会主义则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接受,包括对其典型心理与生理病症的全面展示,以及对殖义的短暂遗忘.这三种现代主义代表了三种与西方“协商”的方式.作者将它们的形成归结于中国半殖民性的历史条件：一、多股殖民势力的非正式、非制度化地分散渗透,使得反殖民力量,尤其是对殖民文化方面的反抗缺乏明确的目标性.二、与正式殖民地相比,以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控制而非领土占领为主的统治形式使得帝国主义的恐怖和威胁显得间接和隐性,因而,在半殖民中国缺乏直接和“结构性”的反抗,以及对西方现代性的持久批判.三、与新殖义类似,西方帝国主义以文化霸权形式而并非以极端二元的殖民文化（例如,消灭殖民地语言等）的形式进入,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者得以将资本主义都市现代性与殖民现代性区别对待,同时将文化实践与实际的殖民实践相区分.对殖义的拒斥在一定的条件下与都会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的文化的吸引并行不悖（随着日本在中国殖民进程的加剧,这种“平衡”最终被打破）.四、多元的殖民势力也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立场上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一方面使得民族主义者与卖国贼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另一方面也促使知识分子越发倾向于将西方文化资源作为其在本土获得话语权的合法性根据.
因此,在作者看来,在此半殖民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三种现代主义文学类型,尽管在“与西方协商的模式构成了三种重要的进程”,但最终不免殊途同归为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逻辑,即仍是经过西方视角,而将西方视作普遍价值的裁定者,本土文化并未真正赢得与西方对等或均衡的对话机会,也未形成“真正的反殖民话语”.“西方迷思”归根结底是因为“本土文化已然被‘解构’,再不能被当成是一种公认的对抗手段,即使对那些提出本土文化复兴的人来说也不例外”（P44）.作者的文化本质主义基调在此浮现.
不过,尽管如此,作者认为这三者的尝试仍极具价值.正如其他对非西方现代性的研究一样,本书试图证明对中国现代主义与西方关系的梳理可以挑战将现代主义仅视作一个欧美运动的傲慢观点.而且,作者认为,诞生于半殖民语境中的中国现代主义是特殊的,“与通常的非西方反抗西方的二元模式———中国/西方、东方/西方的模式相去甚远”（P5）.如何相去甚远呢?作者从两方面强调了地区与全球的交互性影响：一是“理论旅行”的双向性.史书美反驳了爱德华·赛义德所描述的理论从西方到非西方的单线程旅行模式,指出其实中国早已参与到西方现代主义形成过程中.庞德的意象派诗歌是众所周知的例子.二是本土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挪用与文化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者借白露（TaniBarlow）在《知识分子及其权力》一文中的观点指出启蒙知识分子通过四种方式利用西方主义在中国建构了一种权力话语：即通过成为“普遍知识的代理人”,通过“使本国传统成为内在他者”,通过“将自身塑造为通晓多国语言的英雄式的主体”和通过“将过去妖魔化为退化的和传染性的”（P154）,从而建构起高于大众的启蒙者形象.三种类型的中国现代主义者虽姿态各异,却殊途同归.
对西方的移植与挪用所带来的文化资本和象征权力无疑是讨论中西文化交互影响中能动性和主体性的关键.但史书美对中国知识分子多大程度上能动地利用西方思想而建立主体性其实持怀疑态度.陈小眉将后时代的西方主义定义为“一种即便自身已被西方他者所利用和结构,但仍通过构建西方他者来使东方得以发挥其自身的创造力以积极参与自我转化（selfappropriation）过程的话语实践”,从而强调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的挪用可能产生积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放效果.史书美则并不认同这一乐观结论.她通过对西方主义和东方主义的逻辑进行了仔细辨析,指出两者的本质差异：除了西方主义从未像东方主义一般参与殖民与政治占领之外,更重要的是,东方主义话语中,西方对东方的关注是将其视作特殊文化用以强化和重申西方作为普遍文化的地位,而西方主义从未否定西方,甚至相反,实际上承认自己是西方文化的皈依者和臣服者.简而言之,作者基本上认为西方主义是某种形式的“自我殖民”,而文化从全球到本土的调和过程中,精英知识分子确立了等级政治和权力分层,以及面对大众的优越感.
二、话语政治与文化主义悖论
对于此书的贡献,如理论资源的广博,文学材料的充分,对被遮蔽的文学流派的挖掘,以及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谱系的完整梳理等等,已有多篇文章提到,在此毋庸赘言.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关键点是作者对文化资本的讨论.从文化权力和话语政治角度来分析中国现代性并不新鲜.无论是从翻译与国民性批判角度来揭示话语实践与权力的关系（如,刘禾《跨语际实践》）,还是讨论“公共空间”中辩论术所蕴涵的权力（如,李欧梵的论文《未完成的现代性：重思五四的知识分子计划》犐狀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犕狅犱犲狉狀犻狋狔：犚犲狋犺犻狀犽犻狀犵狋犺犲犕犪狔犉狅狌狉狋犺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犘狉狅犼犲犮狋）,或者是描述精英知识分子在一战后的话语场竞争的场景,以及精英知识分子与边缘知识分子之间的权势转移（如,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均着力于探讨西方知识如何成为文化资本,帮助启蒙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获得优势地位.可见此种研究视角确实充满诱惑. 《现代的诱惑》的雄心显而易见,其序言就陈述了方法论上的突破：以方法论的综合来审慎地反对各种方法论的区分,这些区分包括历史研究中传统的“经验的”和“理论的”之分,文学研究中“文本的”和“文本之外的”之分,跨文化研究中“西方理论”与“非西方文本”之分（P6）.然而,整合历史、文本和理论固然是美妙而理想的范式,同时也充满了风险.作为文化再现（culturalrepresentation）的一种,中国现代主义作家的文学创作固然是有社会指向性以及社会学价值,亦不排除不少作品明确地有着社会层面的价值.但文本实验的各种“能指”并不必然精确与彻底地与话语场中的权力关系一一对等,更何况是对于现代主义这一对文本实验颇为自觉的文学流派.例如,五四时期的颓废派作家章克标曾坦承：
“我们这些人都有点‘半神经病’,沉溺于当时最风行的文学艺术流派之一———唯美派.强调一些奇异怪诞的、自相矛盾的、超越世俗人之上的风格.而这些令社会惊诧的风格都是被波德莱尔、魏尔伦、王尔德、梅特林克等西欧作家所鼓动激昂的.”
“出于好奇和趋时,我们装模作样地议论着化腐朽为神奇,丑恶的花朵,花一般的罪恶,死的美好和幸福等等话题.我们拉拢两极,融合矛盾的语言等崇尚新奇,爱好怪诞、恶毒、腐朽、阴暗,贬低光明、荣华,反对世俗的富丽堂皇,申斥高官厚禄的大人老爷.”
既然如此,若将这些颓废派小说中关于性、死亡的种种意象完全解读为关于民族国家的寓言,则未免有过度阐释之嫌.而且,作者也认为现代主义作家经常将文学西方与帝国主义西方分割开来对待.以创造社为例,留日中国学生可以一方面有高涨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保留对日本文学背景的浓厚兴趣（p159）.此处显示出作者在逻辑上的悖论：一方面,将作家的文学实验等同于其意识形态立场用以佐证启蒙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的全盘接受.如,将作品中的男性对女性的性幻想视为政治与经济占领的象征,从而证明现代主义者对西方殖义中政治权力的内化.再如,将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忧郁症和疯狂断定为与现代知识分子在与传统割裂之后,转向对西方的迷恋,即所谓自恋让位给他恋.另一方面,作者又将如创造社一般并行不悖地分离爱国热情与文学模仿的方法归纳为分岔策略（bifurcation strategy）,并认为这种策略“注定了民族主义进程和启蒙主义进程之间的矛盾”（p159）.此处的“不可分”与上文的“分离”表面看似矛盾,却来自于同一个前提：即民族主义与启蒙主义之对立.因为前者试图证明启蒙知识分子以西方知识确定他们的启蒙者地位,与传统决裂,与大众脱离；而后者则不满意启蒙分子为何向批判传统文化,而将本应作为批判对象的殖民西方当做是模仿对象.再加上作者将现代主义与西方的三种协商失败归结于失去传统文化的庇护.从中隐约可见,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其实不知不觉重新将传统文化本质化,从而又充满悖论地重新构建了中/西二元结构.
对于这种悖论出现的原因,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在其对后殖义的批评文章《欧洲中心主义之后还有历史吗?全球主义、后殖义和对历史的否定》（犐狊犜犺犲狉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犪犳狋犲狉犈狌狉狅犮犲狀狋狉犻狊犿?：犌犾狅犫犪犾犻狊犿,犘狅狊狋犮狅犾狅狀犻犪犾犻狊犿,犪狀犱狋犺犲犇犻狊犪狏狅狑犪犾狅犳犎犻狊狋狅狉狔）提供了一种解释.德里克曾经指出后殖义有两个关键问题：去历史化与文化主义（culturali）.他认为,后殖义无视反殖民和民族解放和革命历史的丰富,回避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而将殖民历史和西方中心主义简化为文化问题,继而将注意力集中于文本解读、文化再现、心理和潜意识冲动等等.在德里克看来,文化主义者从一种非常有效的文化自主的主张开始,接着走到一种反启蒙主义式的封闭,即把文化和话语与政治、经济隔离,甚至于将文化凌驾于生活的其他方面,最后止于一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去历史化、去社会化的理解.而且,通过将所有的对抗都当做是文化政治的例子.文化主义嘲笑了任何形式的反抗,回避任何有意义的历史注定的政治意图.因此,后殖义虽然表面上挑战了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现代性,但实际上无损当代的权力结构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甚至与之形成“共谋”关系.最后,德里克建议重新将注意力从文化转向“结构”（structures）,因为欧洲中心主义基本上存在于由资本形成的日常生活结构中,知识形态（或者说文化）是重要的一环,却不是终点.
尽管史书美的“半殖民理论”试图从理论层面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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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义”之不足,或扩展后殖民论述本身,但仍是以后殖义为理论底子,也同样具有“文化主义”倾向和其问题.当然,或许有人会反驳,既然现代主义本身就是文化现象,所以文化主义的视角则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当作者一方面将文学表现与知识分子话语政治相关联,另一方面又仅仅以文学阐释取代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分析,则不免有混淆“主观主义”（subjectivi）与“客观主义”（objectivi）之嫌.众所周知,近来最广泛被应用于分析知识分子场域中的权力关系是法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场域或文化生产理论（史书美在书中也用到）.场域理论的出现是因为布尔迪厄想要摆脱以往社会学中的二分法———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前者的问题在于只注重行动者（agent）的信念、等主观意识,而忽视了形成这些个人意识的社会土壤；而后者的问题在于只瞄准法律、经济条件、结构、关系系统等方面的客观规律,而没有认识到社会现实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个人意志、观念、再现、经验等的影响.因而,布尔迪厄力图将两者结合起来,揭示“主观的客观性”（objectivityofsubjective）.
《现代的诱惑》也做出了同样的努力,但文化主义的批评视角终使其难以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平衡,并建立有效的关联.同样,在中国现代性话语的论述中,俯拾即是的“同质化/异质化,同一/差异,同化/分化”等等概念在很多时候将历史进程中简化为非物质的、非社会的文化和身份符号,而忽视了其间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与结构,因而在反对二元对立思维的同时又受困于此.
作者单位：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