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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凝结了古希伯来文化的精华,将其译为汉语的过程本身即是两种文化碰撞与适应的过程.文化语境的差异势必对翻译产生一定的影响.文章通过对圣经汉译尤其是官话和合本圣经面世之前的圣经汉译情况的探讨,从文化语境翻译角度分析文化因素对翻译产生的影响.
【关 键 词 】圣经汉译,文化语境,文化碰撞,文化适应
文化语境指的是使用某一语言的语言群体所共有的文化背景,包括语言系统、与语言系统相关的社会特点、历史风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语境对语用及语义具有制约作用,在翻译领域表现为译入语读者文化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在此影响下,可以说同化、异化翻译现象应运而生.翻译同化使目标读者对异质文化易于理解,更容易产生共鸣,而异化对文化交流和融合起着积极推动作用,异质文化一旦介入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语境就会给目的语读者带来异国感受,进而丰富目的语读者的文化体系.本文通过对圣经汉译尤其是官话和合本圣经面世之前的圣经翻译,从文化语境翻译角度分析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自1890年第二次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将圣经汉译修订提上日程并成立了翻译委员会,历经二十几年,官话和合本终于在1919年问世了.历经近百年的官话和合本圣经由三家圣经公会资助翻译及发行,外籍传教士主持翻译,无论从宗教、文化、翻译还是从语言、文学方面都堪称经典之作,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基督教会的蓬勃发展,基督教话语系统的建立,都以和合本为基础,它开创了中国白话文作品的先河,是第一篇白话文著作,周作人在一次演讲中对《何西阿书》、《雅歌》和《启示录》等卷的经文翻译高度评价,认为它们“能够被译成这样信达的文章,实在已经很不容易了.”官话和合本圣经的确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督教专有术语词汇的翻译反映了异质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最后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让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基督教经典为中国社会接受,和合本的成功翻译功不可没.
其实在过去近一个世纪里,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郭实猎(K.F.A. Gützlaff)、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英美德传教士曾反复、深入地探索和讨论过一些具体专有术语的翻译,并找到了在当时认为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这为后来和合本的成功翻译奠定了基础.马礼逊的译本《神天圣书》被普遍认为是第一本完整的汉语译本,其语言为文言,并没有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广为传播.后来麦都思等传教士主持重译了汉语圣经,称为“委办译本.”他就最高神的名号的汉语对译问题进行了论证,发表在其1847年上海传教出版社出版的名为“中国人的神学观”的论文中.在其前言中就论述了此文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圣经译者弄清中国人在神学问题上的观点,以便找出一个合适的名词来对译基督教至高神的圣号.到底应将Elohim译为“神”还是“上帝”在现在看来已经不能成为论证的焦点了,因为无论是译为“神”还是“上帝”在基督教信徒或是民众看来都是指的是同一位至圣者,不会产生歧义.但在19世纪中国的文化语境下,基督教在中国面临着与异质文化的交融,碰撞,任何一个关键术语的翻译都需要反复斟酌,否则可能致使原文本含意遭到曲解.因为中国有自己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与宗教习惯,和西方社会的思想体系格格不入,差异巨大.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深受佛道儒思想影响,不易接受基督教的新思想.圣经的准确翻译对基督教教义的广泛传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遇的过程中,基督教传教士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为文化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那么就不能不提及利玛窦这位重要使者.他16世纪来华宣教,为传播教义曾“以儒释耶”,反映了在他当时的文化语境下想通过找到一个两种宗教文化的契合点来在中国发展基督教.利氏引经据典,极力证明中国人信仰的儒家思想中的“天”、“上帝”即是西方信仰的至高神.“尽管从他的时代以来,对于他的传教策略就有很多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利氏颇为敏锐的认识到,儒家思想与价值观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居难以取代的核心地位,因此他在自觉地借助中国本土资源以古代儒家经典中的“上帝”“天”等概念来阐述天主教义.试图说明“上帝”概念早就为中国人所接受,而天主教信仰也并不与儒家传统相违背.”(李炽昌,2004)利氏所著的《天主实义》受到了来自罗马天主教会及新教传教士的批评,指责利氏将基督教的神与中国的神――上帝等同,指责他将一些中国术语用于基督教的关键概念.利氏之后的三百年里,清初的“礼仪之争,”和晚清之际《万国公报》中的圣号之争,皆是由文化碰撞引发的对于圣经汉译关键术语讨论的.值得注意的是“礼仪之争”客观上也促进了西方汉学的发展.“中国礼仪之争可以说是两种宗教文化接触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对于中国在思想上未曾有过波及,单身对于欧洲,是十八世纪欧洲汉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幅催化剂.”(王漪).如果说利玛窦时期传教的主题是(adaptation)即“适应”策略,传教士在关键术语翻译上希望使自己在某种程度上适应其要宣讲福音的目的语文化,以便福音能更为人们所接受.那么清初“礼仪之争”更为鲜明地表现出了文化融合之前的冲突过程.而清末的圣号论则是清初论争的延续,只是这场论战有了中国本土教徒的参与,更加有“本位化”(inculturation)的特点.
圣经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可说是一座里程碑,是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典范,虽然由于英美传教士未在“圣号”上达成统一而将其分为“神”版和“上帝”版两个版本.和合本以侧重直译的精准翻译,凝练的语言为中国的宗教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是华语社会使用最广的汉语圣经版本.正如译委会主席狄考文博士(C.W.Mateer)在《教务杂志》上所述,官话本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使听者听见后易于理解.和文言译本不同,官话本不但让识字的普通百姓都可以看懂,连不识字的百姓也可以听懂.为达此目的,狄考文制定的翻译原则包括:句式应与日常口语形式一致,句式结构凝练,字、小句、连词的顺序及表达思想的转换,让中国人看后应觉得是自己的书,没有影响理解的俚语或土语.和合本以华夏文明中认为高深莫测“道”来译古希伯来文明至高智慧“逻各斯”易于中国目的语读者理解,接受.又保留了一些音译词汇如“以马内利”“哈利路亚”“和散那”等,丰富了目的语读者的语言文化.
综上所述,依赖翻译进行的文化的交流传播受到目的语的文化语境的影响并在碰撞与适应过程中可以反作用于目的语读者的社会文化,直至成为其本土文化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们以和合本为代表的圣经汉译活动虽然是以宣教为目的,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通,带来了与中国本土文化差异巨大的宗教文化理念,同时也掀起了西方社会研究东方文学、思想的,有重要的历史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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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金娟. 文化语境与翻译[J]. 上海翻译, 2006(2).
[3]王漪. 明清之际中学之西渐[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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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晓林.天主实义与中国学统[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