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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起羊肉泡馍
30年了,我最大的忌讳就是吃羊肉泡馍.不是不想吃、不喜欢吃,而是不敢吃.因为我怕勾起心底的伤痛.
然而,我最终还是没挺住.前些日子,当我只身出差来到古城西安时,又一次被大街小巷扑鼻的羊肉泡馍的膳香熏醉,晕晕乎乎坐进一家馆子里,要了一碗羊肉泡馍.不大工夫,漂着油花的一大碗羊肉汤端上来了.手里的饼子还没掰完,我的口水就和着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30年前吃羊肉泡馍的情景又一次浮现在眼前.
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的日子,我的家乡河南是那场浩劫的重灾区.土里刨食的农民,天天昏头昏脑地跟着开大会、喊口号.土地荒芜了.幸亏生产队长有心计,死活逼着大伙儿在“革命”间隙抽空栽红薯.红薯这庄稼费功少、收头重,春天栽下去一棵苗,秋天就能给你大堆的回报.
快过年了,为了换点油盐酱醋钱,父亲和我拉着一车红薯赶往二十里外的镇子上去卖.
那天,卖完红薯已经日头偏西了,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大口大口地吐酸水.父亲知道,红薯“吃”坏了我的胃,不忍心再让我吃那随身带着的红薯馍,便慷慨地说：“儿子,去吃羊肉泡馍.”父亲的话音一落,我高兴地差点喊万岁!
走进羊肉馆,我在一个靠墙角儿的桌子边坐下.父亲买来一大碗羊肉汤和一个白面烧饼说：“儿子,你先吃.”我顾不了许多,三下五除二掰完饼子,低下头便狼吞虎咽起来.
当我抬起头时,却看见了让我至今都隐隐作痛的一幕：父亲站在旁边的桌子前,拿起别人吃过羊肉汤的碗,从别在腰间的提兜里掏出又黑又硬的红薯馍,掰了大半碗,然后排队去加汤.加完汤,父亲端过来坐在我的对面,也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霎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为了不让父亲看见我的眼泪,我把头压得低低的,不声不响、十分艰难地咀嚼着那碗羊肉泡馍,很久都没有抬头.
走出饭馆时,我突然发现门口的大牌子上写着：不吃羊肉泡馍,不准加汤.否则,抓住罚款1元!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父亲明明知道1元钱就是4碗羊肉泡馍,可他为了喝上一碗羊肉汤而又不被罚款,就用别人吃过羊肉泡馍的碗去加汤.因为碗边上还粘着一圈油花子,打汤的师傅不注意是发现不了的.那一刻,我不知道是该为父亲的精明而自豪,还是为日子的穷困而心酸.
给红薯平反
又到了烤红薯飘香的季节,大街小巷,一个个蓬头垢面的男女,推着小车,用浓重的河南腔招徕着过往的行人.金秋的边城多了一道勾起我仇恨红薯的风景.
我仇恨红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2年前.那时,我在乡下的公社中学念书,学校离家里远,吃住只有在学校.因家里穷,搭不起灶,每周要从家里背一大兜红薯和红薯面馍馍.一天三餐,日复一日.没多长时间,我的胃就不行了,大口大口地吐酸水,一阵接一阵地疼痛.可吐了、痛了过后,仍得以此充饥.因为要活着,要读书.这样的日子一挨就是许多年.
70年代末我参军了.那时候,入伍动机里夹杂了一丝难以启齿的杂念：到部队上能吃白面大米,等于乡下人天天过年.这一吃,就再没有见过红薯面.这期间,我甚至讨厌别人提起红薯.因为一提起“红薯”,我就不由得反胃吐酸水.所以,我不止一次发誓：我这辈子不吃红薯也不想它.我甚至武断地要求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也不吃红薯.理由是：红薯不是好东西.的确,它不知伤害了多少人对生活的感情,摧残了多少人原本强健的身体等
然而,这是红薯的罪过吗
走进今年的金秋,我收获了38个人生.在并不躁动和多梦的季节,我却反复做着一个梦：梦见红薯流着泪向我申诉,梦见自己大口大口地吃着流泪的红薯.梦醒时分,我便不住地思索着、评判着并没有犯错的红薯,路过烤红薯摊时,还忍不住要多瞅几眼,多呆一会儿,闻一闻那甜甜的、淡淡的芳香.那天午饭,女儿问吃什么,我脱口而出“烤红薯”.这可乐坏了女儿,妻子到街上一下子买了好几公斤烤红薯.我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狼吞虎咽地吃了个够.出奇,胃也没酸没痛.
于是,我想到了给红薯平反.其实,我,不仅仅是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应该感恩红薯,是红薯这个投入少、收头重的食物,填饱了我们的肚子,救了我们的命.如果当年没有红薯,在那个工人不好好做工,农民不认真种田的荒芜岁月,我们许多人可能走不过来,走不到今天.
记住红薯,也就记住了历史；忘记了红薯,就意味着背叛.
父亲的脚步声
走出父母的卵翼,已近20个年头了.但我的耳畔,仍时常响起父亲那铿锵的脚步声.
注意父亲的脚步声,是在二十多年前初中毕业升学考试那阵儿.为了争取好成绩,我给自己订了个每天早起一小时的复习计划.可正值嗜睡年龄的我,没有闹钟的呼叫,怎能从甜甜的梦中醒来呢?那天,当我和村上几个同学坐在巷子头上谈及这个困惑时,被身旁的四奶奶听到了.四奶奶说：“傻娃子,听你伯(即父亲)的脚步声不就行了吗?你卫勤叔(四奶奶的儿子)每次打起起上街,就听你伯的脚步声起来.”第二天早晨,当父亲咚咚的脚步声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时,天上还挂着星星.我跑到学校一看,教室后墙上一座老式挂钟的时针刚指着阿拉伯数字“5”.以后的日子,我每天都是听着父亲的脚步声起来的,而且时间出奇得准,差不多都是五点钟.
父亲是一个特别吃苦肯干的庄稼汉.爷爷死得早,他打12岁就拿根扁担,跟着大人们“打起起”,到上百里之外的山上挑粮食养家糊口.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没有睡过天明觉.夏天,他起来打猪草；冬天,他起来捡猪粪.一年四季,从不间断.直到七十多年后的今年春上,我出差路过家乡的第二天早晨,仍是年逾八十的父亲那熟悉的脚步声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我拉亮电灯,看看手表,北京时间五点整.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力量促使父亲一生都那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呢?是荣华富贵?他恐怕没有那份奢望.是成名成家?他恐怕也没有那份希冀.那他想什么呢“过日子是过啥哩,不就是过娃哩吗?”几十年前他说的这句话,倒像是他的精神支柱.父母有我们四男四女八个孩子.在黄河岸边那片贫瘠的土地上,生下来八个孩子不容易,要把八个孩子拉扯大,培养成人更不容易.母亲大概因生孩子太多,身体很弱,常年离不开药罐子.父亲常常是又当爹又当娘.因为父亲的勤劳,我们家的日子总过得比其他人家好.兄妹八个不管谁只要爱学习,上多少年学,父亲都愿意供着.在父亲的脚步声中,大姐上了卫校,当了赤脚医生；大哥上了大学,进城当了中学校长；我在部队上也上了大学,成了小有名气的记者、作家、节目主持人,走上了团职领导干部的岗位.每当我和大哥领着城里的洋媳妇回到村里时,老老少少的乡亲都无不羡慕父亲有福气、有本事.每每听到这些,父亲总是乐呵呵的,走起路来好像更有劲、更有力了.
脚步沉沉,脚步咚咚,父亲的脚步声永远是我前进的鼓点和钟鸣.
二月初二龙抬头
人活一生,除了自己的出生、结婚、生儿育女,还能有几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有一个,那是个十分平常的、只有乡下人才过的小节气：二月初二―――――龙抬头,摊煎饼、吃炒豆.
把二月初二作为我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源于公元1968年.那年我10岁.
在那个众所周知的岁月里的一天,读四年级的我和同学们参加了多半天的批斗会,批斗的是大队老支书.他的罪行很简单,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我还弄不清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只知道不抓生产就吃不上饭,就要饿肚子.散会了,我肚子饿得咕咕叫,跑回家拿了个凉红薯,就和伙伴们一起去麦地拽面条菜,晚饭好让妈妈给摊煎饼.
二月初二,为什么要摊煎饼我不得而知,就连村上许多老人也不甚清楚.他们只是虔诚地从他们的祖辈父辈那里承继了这个习俗,或者叫传统.摊煎饼,就是把白面和成稀糊糊,再掺进面条菜,然后摊到平底锅上烙成薄薄的一层饼.二月初二,吃不吃煎饼,本是无所谓有和无所谓无的事,可不知为什么,那天我特别渴望吃到它.也许是成天“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伙食把我吃够了,想换换口味改善改善,吃点好的吧.
世上的事常常很怪,你越是想得到的东西就越是得不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和伙伴们每个人都拽了大半篮子面条菜.回到家,我把菜篮子往锅台上一放,朝里间屋喊了声：“妈,菜拽回来了,给我摊煎饼.”还没等母亲回话,我就一蹦子跑出门和伙伴们玩去了.
天完全黑了下来,我和伙伴们兴高采烈地蹦着、跳着、唱着、叫着“吃煎饼了,吃煎饼了”各自跑回家.可万万没料到,迎接我的不是香喷喷的煎饼,而是母亲那阴沉沉的脸和一大碗黑乎乎的红薯面条.
“我不吃.你为啥不摊煎饼?”我声嘶力竭地质问母亲.母亲哆嗦着嘴唇说：“来不及做了.”“啥来不及做,还不是你懒!”我这话一出口,母亲手里的舀饭勺咣当一声掉在地上,面容苍白,神情木然地看着我.父亲耷拉着脑袋,坐在灶火角一声也不吭.我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眼泪夺眶而出.母亲的泪水,也顺着那削瘦的脸颊哗哗地往下淌.衣衫褴褛的姐姐、哥哥、妹妹、弟弟,谁也没有心思吃饭了.
晚上睡觉前,大姐把我叫到炕沿边说：“妈这几天不美（不舒服）.家里的白面也没有了,咋摊煎饼?你咋一点事都不懂.这么大了,还惹妈生气等”天哪,这些我怎么就不知道呢?
那一夜,我失眠了,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责备自己,诅咒自己,后悔不该责骂母亲.但我一直困惑不解：二月初二,天上的龙都抬头了,被称为龙的传人的地上的人为何还耷拉着脑袋,抬不起头呢
光阴荏苒,稀里糊涂又过了1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的当儿,我应征人伍了.离开家的那天,为我送行的乡亲们拥了一院子.心情沉重的我,多么想在分别之际对母亲说一声“原谅我10年前那个晚上等”可母亲泪人似的,让我无法启齿.几个姑姑、婶婶一再劝母亲别太伤心了,说当兵是好事,能穿新衣服吃白面馍.然而,母亲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似的,一个劲儿地流泪,一个劲儿地重复：“妈对不住你.妈对不住你呀！”说得我心里阵阵酸楚.我终于也抑制不住汹涌的感情波涛,潸然泪下,扑通一声跪倒,给母亲磕了一个响头.之后,我罪人一般地扭过头去,再不敢迎视母亲的泪眼.母亲啊,我的妈妈！我无法宽恕当年竟是那么不知心疼您、体恤您.
敲锣打鼓的人群簇拥着把我送上了扎着大红花的手扶拖拉机.
车要开了,我的姐姐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塞给我一个手绢包着的东西说：“妈给你路上吃的！”路上,我打开那个手绢一看,里面包的是几张薄薄的、软软的、油花花的白面煎饼.我是就着泪水吃下的.
参军后,家乡一年一个样儿地变,喜讯一个接一个地往部队传.用母亲的话说,现在不是吃不上煎饼的年代了,咱庄稼人也“洋”起来了.吃的是白面馍,穿的是料子服,住的是新楼房,看的是大彩电,日子过得美着呢.这几年,每到二月二前,母亲都要弟妹们写信问候我,问我能不能回去吃煎饼.
真是无巧不成书,八年前的二月初二,我和妻子刚吃过煎饼,我那宝贝女儿就呱呱坠地了.我的人生中又多了一个对二月初二的记忆.我曾为我的女儿能在这“龙抬头”的吉祥之日降临人世,高兴地喝醉了酒.但女儿至今还不知道她的父亲曾在这一天,因为没有吃上煎饼而生气、骂娘、哭鼻子,留下了对母亲的终生歉疚.
今春,我终于了却了母亲的一桩心愿.趁出差的机会,在二月初二这一天从新疆回到了我阔别多年的中原小寨,吃上了年逾古稀的母亲给我摊的煎饼.但饼里掺和的不是面条菜,而是碎肉末和小青菜.
吃完饭,我走出家门,整个乡村已经炊烟缭绕了,股股香味扑鼻而来.我猜想,家家户户可能都在吃摊煎饼了.
啊!二月初二,龙的头真的抬起来了.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