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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别找我
同学打来,说是他的一位朋友被欺负了,问我能不能找.因为忝列警营做宣传报道,同学、朋友遇到一些与相关的事,偶尔会找到我.我曾经对朋友说,本人一字警耳,常年看猪跑,基本不吃肉,拉关系、走后门、违法乱纪的事,就免开尊口了.一是我没有那个能力；二是跟我的价值观冲突.侄儿说他的车有好几个违章,要罚上千元,问我能不能把它铲了,我说你老老实实去交罚款吧,我违章了也是这样做的.求人莫如求己,以后尽量不违章就是了.但我也向朋友表示过,如果碰到胡乱作为,伤害、冤屈了你,你一时又投告无门,可以说给我,警队的情况我比你们熟悉些,可以帮你一起想想办法.
既然这么说了,同学的求援,自然没有推辞的道理.原来同学的朋友小张,去南方某省会城市出差,刚入住宾馆房间,便来了两个,说是当地派出所的,接到,这个房间有人吸毒.小张一头雾水,不知所措,只好任去查.一查不要紧,果然从床头的抽屉里“搜”出了吸食毒品的疑似针管.小张就这样被带到了派出所.他反复申明自己从不沾毒品,对那个针管并不知情,却反问不是你又会是谁呢?虽然既没打也没骂,但架不住接连数小时地审问.小张有公务在身,又担心这事被单位知道,若不能自证清白,连工作都可能保不住了.万般无奈之际,他在讯问笔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并交了一万元罚款后,才脱了身.出差归来,回想自己噩梦般的经历,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我对同学说,容我想一想,过会儿再给你回.
我首先想到的是同学所提供情况的真实性.我的经验是,有些投诉者,为了争取同情和重视,介绍情况时,往往会夸大其词.但我判断同学所言当基本属实.他的朋友若真吸了毒,一定唯恐天下知之,决无自扰的道理.铁打的宾馆流水的客,用一个来路不明的针管就判定一个人吸毒,既没有对当事人进行抽血化验,又没有其他旁证,即便不是蓄意的讹诈,也不符合基本的办案程序.若办了错案,需要还当事人一个清白的.
我拨过去,对同学说：让小张写份申诉材料,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特别是办案的姓名和所在单位,明确提出自己的质疑和要求,多打印几份,用特快专递寄给当地局督察大队和纪委负责同志.同学说,小张当时吓得不行,根本没有记住当事的姓名.我说对的长相该有印象吧,他们所在的派出所不会记错吧.同学又问,要不要给你也寄一份.我说先不用,看看当地的反应再说.
过了大概十多天,同学来,说那两个已经主动跟小张联系,承认他们办了错案,一要登门道歉,送回全部罚款；二要给他支付一笔精神赔偿金.小张也见好就收,说只要把案底销了,把罚款退还,就算了.同学很感激,说：“元林谢谢你啊.”
我说：“何谢之有,我什么也没做呀.”
这事让我感慨了半天.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或者遭遇了不公平对待,已经不习惯走“前门”,即通过合理合法渠道解决,第一反应往往是托关系、找门路.其实这多出于无奈.一些政府机关和部门,官僚主义盛行,门难进,脸难看,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加之监督缺失而形成的权力寻租,没钱不办事,有钱乱办事,群众通过“前门”办事的难度大、代价大,于是便纷纷投奔“后门”.前门不畅,后门和邪门必然洞开.
另一方面,作为当事人也需要反思.大家都感叹政风披靡,法治不行,权力部门做老爷,不依法给百姓办事.不妨问一下,这些“老爷”的面孔和作风,是不是跟我们的娇惯和放任有关?官员是由纳税者雇佣和养活的“公仆”,依法为百姓办事,天经地义.不作为或者乱作为,都是不能允许的.仆大欺主,仆固可恶,主亦有责.我们有没有拿出“主人”的姿态,跟他们较真,责问他们为什么不办事、乱办事?就他们的失职或过错,有没有找他们的主管领导和部门反映?没有走的路,就不能断言走不通.上述的小张,他所以首先找同学、朋友,就是先入为主地认为,正常的投诉不会管用.尽管当今中国政治生活中有太多的丑恶、腐败、不合理、不合法,但我还是不主张把世道看得一团漆黑,不主张低估了人间正义和公道的力量.
建设法治和政治文明,首先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事,同时也是每一位公民的事.甚至可以说,公民的力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的力量.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和政府.顺民支持的是专制,暴民支持的是暴政,只有公民才能支持法治.当我们习惯于沉默和逆来顺受,权力就会更加放肆和无所顾忌；当我们习惯了“旁门左道”和“曲径通幽”,法治的大道就永远荒草蔓生.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么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自然人人有份.为了自身的权益,为了子孙的福祉,对于那些不合理的体制和制度,对于随时可能发生的侵犯和伤害,我们除了“跟伢死磕”——依法据理地、非暴力地、持之以恒地力争,还能有更好的选择吗?
且慢骂
汪刚强从我拍的几张澳洲的照片中读出了“纯净”,也印证了我对他们的总体感受.在与澳洲相处的十多天里,他们的热情、敬业、对生命价值的关爱以及由衷的职业自豪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说两件我印象深刻的事吧.在墨尔本,一晚我从亚拉河拍照回来,走岔了路.看到路边巡逻的.其实我大体知道该怎么回宾馆,只是想试探一下他们,就走上前去,用蹩脚的英语问：“How to Spencer Street?”收住脚步,微笑着,边说边比划.我不住地点头,其实一句也没有听懂.一句“thanks”之后,我想,他们对一个东方面孔的“老外”如此,对本国国民还有说的吗?
还有一件事,是维多利亚州局向我们介绍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维州多次发生警员反应过激开致死人命的案件,包括打死一名持刀攻击的15岁女精神病患者,社会反响强烈.对此,维州警方认真反思,认为主要原因是警员操之过急,缺乏实战策略.于是,他们在教学中向学员强调决不轻易使用的原则,规定遇到袭警,必然首先有节制地后撤,而不是“迎着尖刀而上”.在维多利亚州学院训练馆,我们看到,遇到持刀袭警如何后撤和应对,是训练的一个基本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