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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曙光,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在《工人日报》《辽宁日报》《辽沈晚报》等报刊发表多种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五十余万字,获多种文学奖励十余次,著有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阳光下的绿蜻蜓》.
独身岁月
如果说铁西是沈阳这座老工业城市一张亮丽的工业名片的话,那么连接路两旁大小工厂的昔日北二路,便是镶嵌在铁西玉颈上的一条璀璨的工业项链.
每次路过这条街路,望着昔日工厂的那个地方,心里就会升腾起一缕温暖.
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学刚毕业、踌躇满志的我,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到当时这个令人羡慕的国有大企业报到.
几根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正冒着遮天蔽日的浓浓烟雾,像几个高高耸立的巨大的烟斗,让我敬畏,也让我自豪.
我吹着口哨住进了那幢50年代由原苏联援建的独身宿舍楼.这是一栋三层东西走向的红砖筒子楼,一层是女职工宿舍,二、三层是男职工宿舍,我住在三楼靠东面的305寝室；寝室共有四人,徐佳力、王淼、张大军和我.
记得第二年的秋天,独身宿舍发生了一件事,至今我还刻骨铭心.
那天晚上,我从外地出差回来,刚一跨进宿舍的大门,就被收发室的刘大叔神秘地叫住,大光,出差才回来?不好啦!我告诉你,昨晚咱们独身三楼的“徐大个子”在自己屋里的暖气管子上上吊了!眼睛瞪得和灯泡似的,舌头伸得有这么长等他夸张地用手比画着.
刘大叔的这番话,让我的脑海里迅速闪现那个叫“徐大个子”的人,此君是梳着一头长发的工会美工,瘦高个儿,平时沉默寡言,总是低着头匆匆忙忙地赶路.正想着,同寝室几个刚吃完晚饭的哥们儿回来了,见我就喊了起来,哎,哥们儿回来了,听刘大叔说了吧.今晚咱们三楼的人恐怕没有人敢住了,怎么样,敢不敢自己上楼住一宿?住又怎么样?我回敬了一句.
佳力马上接过话茬,好小子,有种,你敢自己在屋里住一宿,明天我请客.
张大军也打哈哈凑趣,外加一条烟,敢不敢打这个赌?当时,年轻好胜的我想都没想,回答得斩钉截铁,打就打!
晚上,一楼游艺室墙上的挂钟敲过九下,他们像是为即将奔赴前线的将士壮行一样,把我送到三楼楼梯口,然后,就匆匆各自借宿去了.
楼道里一个人影儿也没有,整个三楼阴森森静悄悄的.我壮着胆子回到房间,关上房门,生怕那个“徐大个子”的鬼魂从门缝钻进来.不知是惊吓,还是紧张,小腹有些胀.我一溜小跑来到厕所,走廊里也有人向厕所走来,“咔咔等”的皮鞋钉敲打着楼道发出的声音非常有节奏,格外响亮,由远而近.
当这个人从门口进来和我打一个照面时,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头发也竖了起来,此人正是“徐大个子”.
“徐大个子”望着我这副狼狈相,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嘴角嚅动了一下,苦笑着说,老兄,今晚这层楼里就咱俩了,独身食堂管理员“许大个子”昨晚见上帝去了.
好家伙,“许大个子”和“徐大个子”,刘大叔这一字之差,差点没把我吓死,那天,我不但赢得了胜利,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时候,把我们吓得屁滚尿流的,往往就是我们自己.
说起独身生活,人们同吃、同住,很容易建立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和纯真的友谊.我们哥儿四个,亲如兄弟,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我们都两肋插刀,鼎力相助.
大军家住吉林一个偏僻的小镇,那年,他父母领着十二岁的小侄子来沈阳看病,为了能给这家人省点住宿的钱,我们不但腾出房子让这家人住,而且给他们买油、买米和挂面,还偷偷弄了个大电炉子供他们使用.他们在这里吃住近一个月,我和佳力、王淼可就惨喽,到处借宿打游击.
更让人郁闷的是,有天晚上,大军母亲刚把挂面下到锅里,忽然想起老伴要喝酒,把电炉子忘了关,下楼买酒菜去了,等她回到独身,房间里早已浓烟弥漫,老太太当时吓得直哆嗦,幸亏被隔壁的一个小哥们儿及时发现,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
事后,电炉子被没收,通报批评,还罚款五百元.那可是我们哥儿四个半个月的工资啊!
另一位老弟王淼,出身农家子弟,父母靠几亩薄地,好不容易供出他这么一个中专生,弟弟又考上了南方的一所大学,父母为弟弟的学费犯了愁.家里刚建的新房,还欠了不少外债,怎么好意思再跟人家借钱,没办法,父亲大老远来找他.王淼刚参加工作,工资也不高,到哪儿去给弟弟张罗钱啊,父子俩在屋里急得团团转.我和佳力、大军一商量,二话不说,每人拿出一部分积蓄给了王淼的父亲.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激动得老泪纵横,不知说什么好.
那年秋,老爷子为了感谢我们,半夜顶着星星从农村出发,天还没亮,他就拉来一小驴车香瓜,走了几十公里的路,来到独身宿舍楼.怕吵醒我们,就蹲在楼底下一声不响地抽着旱烟袋.
那一天,全楼的人都跟着我们借光吃香瓜,满走廊都飘着香瓜的香味.
当年,我们独身宿舍住着清一色的光棍,大家同住一个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见,许多人后来结为伉俪.当时,独身宿舍住着“厂花”刘丽艳,她人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性格泼辣,从没正眼看过我们这些光棍,总是高傲地昂着头.虽然佳力和刘丽艳是销售处的同事,但每次佳力跟她打招呼,她连眼皮都不抬,总是“嗯哼”一声过去.佳力气得朝她啐了一口唾沫小声嘟囔道,男人婆,看把你臭美的,母老虎似的,谁敢要你啊!看着佳力当时脸红得像猪血脖子似的,我们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刘丽艳除了精明强干,年年被评为销售状元外,她还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十万火急”.
听佳力讲,有一次,刘丽艳去广东跑客户,酒桌上,对方戏言,如果你连干三杯白酒,这个合同马上就签.
三杯白酒,可是将近一斤的量啊!
刘丽艳望着对方挑逗的眼神,爽快地说,老爷们儿说话算数.话音刚落,她用东北女人特有的豪爽,连干了三杯白酒.
在一桌人的喝彩声中,她签下了这个大订单.
由于对方货要得急,为了抢时间,保进度,刘丽艳把从广东直接打到厂子.那时,工厂的总机还是插塞式的交换台,对方要哪儿,话务员就把一个插头插进对应的对方要的那个地方的小圆孔（眼）里. 当时,心急如焚的刘丽艳,操起就让总机给她接厂长办公室,话务员不紧不慢地说,厂长正和别人通话,请你一会儿打过来.这端的刘丽艳一听就急了,话务员同志,请你快一点,我这儿十万火急,你赶紧把厂长“那个”拔下来.我这儿十万火急.她连说了三个“十万火急”.从此,刘丽艳“十万火急”的绰号便传遍了整个独身宿舍楼.
不过,笑谈归笑谈,口是心非的佳力最终还是娶了大他三岁的刘丽艳,这也曾一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佳力身高比她矮,岁数比她小,又是劳苦大众的长相,从头到脚没有一点出奇冒泡的东西,两个人究竟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始终是个“谜” 等
沙果红了等
不知为什么,时至今日,我的梦里时常会出现一棵太阳伞般撑起的偌大的沙果树,一个个嵌满枝头的红沙果,宛如一盏盏小红灯笼,明晃晃的在我眼前随风摇曳等
20世纪70年代,我在内蒙古赤峰市的元宝山小镇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
那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别说是香蕉、橘子等南方水果,就连大众苹果都很稀有,体育器械更是少得可怜.
记得当时,元宝山煤矿小学的操场上,矗立着高矮不齐的三个单杠和两个木柱支起的篮球架,这就是我们小学的全部体育器材.单杠是体育老师韩忠发从矿山的废铁堆里挑出的铁管子焊的,篮球架也是他自己做完后固定在木柱上的.别看这些不起眼的玩意儿,却给我们这些疯玩的孩子们带来无穷的快乐.
韩老师是个转业兵,人长得不高,但却魁梧,性格开朗,嗓门宏亮.我们两家是邻居,虽然只隔一堵一米多高的院墙,可他家院落里的那棵沙果树,每年春天一到,就开始探头探脑地越过院墙,向我家院落里窥视等
这棵沙果树,是韩老师当兵转业那年,特意从喀喇沁旗带回一棵一米多高的沙果树苗,三四年的工夫,蹿高地漫过了院墙.尤其是到了5月,沙果树就萌出了绿绿的嫩叶,一簇簇的似一群欲飞的小鸟；长到一半时,便有了星星点点的青白色的花骨朵点缀在绿叶间,不久就是满树繁星了.
8月,沙果开始渐渐成熟起来了.青绿的果实上不知何时已染上淡淡的红晕,如少女羞涩的脸.9月,沙果就彻底熟透了,满树红红的燃烧似火,煞是好看.
这时候,韩老师的老伴便把成熟的沙果分送给左邻右舍.心急的我,还没等妈妈洗沙果,便顺手从盆里抓起几个塞进嘴里,一股酸酸甜甜的浓浓果汁就流过干渴的喉咙等
韩老师的老伴张翠萍是我们的语文老师.由于张老师身体不好,不能生育,所以两人抱养了一个女孩,叫花红.
花红是我的同班同学.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花红就是沙果,沙果也叫花红.
这都源于张老师的那节语文课.张老师说,明朝嘉庆年间,来安境内出了一个东台御史吴棠.他把老母接到京城去住,谁知老母忽然得了痢疾,请遍了京都名医都治不好母亲的病.吴大人忧心如焚,不得不将母亲送回来安,找了个名叫花红的村姑在病榻旁照看.花红心地善良,尽心尽力服侍吴老太太,见老人不吃不喝,便到集上买回上市的新鲜沙果,让吴老太开胃.哪知吴老太顿觉酸甜适口,越吃越爱吃,几天过后,病好了.不久,吴棠之子带沙果进京,将沙果进献仁宗皇帝.仁宗不知何物,见此果红红鲜亮,桂花似的清香,脱口说出：“花红、花红.”吴棠感念花红姑娘,急忙附和：“此果就叫花红.”
经张老师这么一讲,她女儿花红就遭殃了,我们放学回家的路上,男生一起冲她喊：“沙果,沙果等”花红气得涨红了小脸蛋,还真有点像沙果.
我父亲大韩老师七岁,两人都爱打乒乓球,常在一起喝酒、下棋.
有一次,父亲出差去外地刚回来,韩老师把我叫到他面前：“小光呀,你父亲从外地买回一个夜光杯,晚上发出的光能招来鬼神,你千万别睡觉!”那天晚上,我父母纳闷,儿子今天怎么瞪着双眼愣是不睡觉呢?第二天早上韩老师在院子里刷牙,见到父亲便扯着大嗓门：“怎么样老李,你儿子昨天晚上精神吧?哈哈等”
小学五年级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挨了他一脚.我发现一上体育课,花红就和几个女生靠墙根看着我们这些男生围着操场跑.我气不过,就气喘吁吁地去指问他：“韩老师,她们怎么不跑,为什么偏偏让我们男生跑?”“她们有特殊情况.”韩老师瞪我一眼.再上体育课,我也揣着双手端腔缩脖地站在墙边晒太阳.“李曙光,你为什么不跑步?”“我有特殊情况.”我没好气地回了他一声.女同学们乐弯了腰,我屁股上不痛不痒地挨了他一脚.
参加工作后,每次春节回家去看他,一进屋就听他挖苦我说：“特殊情况回来了.”他的话把我们大家都逗乐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80年代末,我家的那几趟平房被几幢楼房所取缔,韩老师家的沙果树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九七年,韩老师从矿小学副校长的岗位上退下来.这一年,长期患有哮喘病的张翠萍老师,未能熬过那年冬天.老伴去世后,他孤苦伶仃地独居,养女花红早已远嫁日本,再也没有回来.他退休后,酒戒了,烟也不抽了,开始资助他曾当过兵的赤峰喀喇沁旗一所小学的四个品学兼优的贫困女生,并承诺,一直资助到她们小学毕业,回头再资助另外四个等直到他死.之所以帮四个,他说,一是在这个地方当兵四年,在这个小学当过校外辅导员；二来是虽然女儿走了,他要再找四个干女儿,甚至更多.除此之外,他还为这个小学校购买了篮球、排球、足球等这对于每月靠一千多元退休金生活的他来讲,也不算是一笔小的开销.
每年9月,沙果成熟的季节,恰好也是小学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天一亮,他就开始从家里出发,骑上大半天时间的自行车,奔赴几十公里外的喀喇沁旗那所小学,像模像样地去看望他的干女儿们,顺便送去一些体育用品.每次返回时,再用自行车驮回四五十斤当地产的红沙果,年年如此,他一做就是十多年.
我父母去世后,我有几年没回去了.今年春节,我回赤峰参加同学聚会,听我的老同学,现任我曾经就读过的元宝山煤矿小学校长高孝民讲,2011年,韩老师突发心肌梗死,倒在回来的路上,死时怀里还揣着他养女四岁时照的“全家福”,红彤彤的沙果散落了一地等
责任编辑 叶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