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笔记(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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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的悲悯情怀

顺治(1638-1661)名福临,是皇太极的第九子.说起他,人们很容易浮现出一个多情种子的形象.传说他因了董鄂妃的逝去,伤心得想跑到五台山去当和尚.后来出家未遂,不久便抑郁而终.这个故事有许多版本,但本质上不过是历史上“不爱江山爱美人”故事的重演.其实,对爱情绝望了,宣泄的方式有多种,顺治偏偏选择遁入佛门.这说明他对“佛”是看重的.从史实看,顺治也确实具有一颗“佛心”.――佛有悲天悯人的情怀,顺治亦对尘世万物充满了悯恤之心.这一点他们是相通的.

顺治时代的生产力尚不十分发达,粮食问题仍然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且由于当时的自然灾害预警机制很不完善,抗灾救灾的水平非常低下,一旦遇到洪灾旱灾,守着田地度日的苍生就只能背井离乡,以乞讨为生.由此便也常常出现饿殍遍野的惨象.顺治相当体恤民情.他即位时才六岁,至二十四岁崩殂,在位约十八年.在他不长的皇帝生涯里,他下诏免去受灾民众的税赋达二百多次.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里,《清史稿》还记载免去灾赋数六次,涉及郡县达六十三个.如果说早年下的免税赋诏书可能是摄政王多尔衮等人的意见,那此时顺治已经成人,免灾赋的行为应该包含了他的主观判断.这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顺治确实是一个具有悲悯心的人.

顺治的悲悯,还体现在珍惜民力上.顺治亲政时约十四岁,亲政的前一天,户部尚书觉罗巴哈纳有事上奏,待奏完,顺治问曰：“外间钱粮,有无益之费否?”巴哈纳等奏道：“有这个事情.现在北京的建设,用的是临清地方的砖,还专门派了官员在那里监烧,烧完后再经过漕船水运到通州,再经五闸才抵京城,花了不少运费.”巴哈纳说的这些地方,都在现在的北京城里,但当时城市还没有现代化,交通也不发达,运砖之费十分巨大.顺治听到这个情况,即刻降旨要求“临清烧造城砖,著永行停止,原差官撤回”.关于这件事,《清史稿•,世祖本纪》里有“己未,罢临清岁造城砖”的记载.对于民间一些费钱又费力的“拍马屁”动作,顺治也是比较清醒的.罢烧临清砖后第三天,江西又造了一个龙碗送上来,想得到皇上的恩宠.可顺治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说,我正想节用民力,与民休息,“烧造龙碗,自江西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以后永行停止”.其珍惜民力,由此可见一斑.

顺治一朝,为人所诟病的,莫过于圈地.圈地一事,主要是为了免除民族之间的纷扰.即通过圈地,使满人的田地与汉人的田地各有疆界,互不干扰.但在操作过程中,由于地方官良莠不齐,有的地方官只圈不补,或是多圈少补,致使汉人失地甚多,民怨四起.应该说,圈地一事,是清国之时缓解满汉矛盾的不得已之举.在行使皇权之时,顺治亦多次有免除“圈地”的举动,可见其既慈悲而又无可如何之心态.史家孟森在《清史讲义》里评曰：“当开国时不得已而暂行,则在历史上固为可恕,且世祖（顺治）明有不得已之表示,较之明代溺爱子弟,向国民婪索庄田者,尚较有差恶之心.”这个评价大抵是中肯的.

对于那些降臣降将,顺治也是宽容的.李自成的重臣牛金星入清后,父子二人都得到重用.当时有个叫常若柱的人向顺治弹劾牛氏父子,“请将金星父子立正国法,以申公义,快人心.”顺治下旨,认为“流贼伪官投诚者多能效力.若柱此奏,殊不合理,应议处”.结果常若柱被罢归.

顺治并非是个十全十美的人.在他一朝,亦有许多事情叫人齿寒.比如,“逃人”一事,就为后世所谴责.开国战争时,满人常捕汉人为奴,汉人受不了,常常逃跑.顺治时代,对此就追捕甚急,亦很苛酷.但总体看,顺治是一个具有慈悲心的人.他这一朝,确实也基本“顺治”,《清史稿》赞他：“勤政爱民,孜孜求治.清赋役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这基本是符合事实的.

被“纵”反的吴三桂

吴三桂一生官位显赫,叱咤风云,但他仍然是一个不幸的人.不要说因为背叛明朝被人一直目为“汉奸”,就是在清一朝,因为最后的反水,在满人看来,无疑也是最大的叛逆.可站在吴三桂的角度看,这可能是一个大冤枉.尤其入清以后,虽然待遇不错,但总体上他是被人豢养着.这就像一头雄狮,你把他放在一个牢笼里,同时却不断地给他突破牢笼的力量,他哪有不冲出去的?所以,当别人用鄙夷的眼光来看吴三桂对待主子的反复无常时,我常常会感到一种无尽的悲凉.在历史环境的压力下,就算康熙再英明,吴三桂也不可能不反.只是这其中的况味没有几人能懂罢了.

满清入关之后,吴三桂一直是清廷最厉害的棋子.当是时,满汉间的隔隙依然存在.虽然满清已经具有强大的武力,但汉人的抵抗亦自剧烈.用汉人去号召汉人,招降纳叛,无疑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吴三桂一度被重用.顺治定下北京之后,即授予吴三桂平西王之册印.吴三桂果然未负顺治之望.先是跟随英亲王阿济格出征陕西,讨伐李自成.一路胜利连连,尤其西安一战,“三桂督兵奋击,斩首数万级”.并一直追击李自成到湖北,直至自成“走死”.顺治八年,明桂王朱由榔在南宁称帝,时时派兵出击川北诸县.顺治命三桂率军讨伐.这实为平定西南之序幕.吴三桂一路过关斩将,偕同其他将领攻城略地,战功卓绝.至顺治十六年,西南基本平定.朱由榔败逃缅甸.此时,朝廷诏下,令吴三桂镇守云南.

吴三桂功劳巨大,顺治给他的回馈也是巨大的.每次吴三桂立下功劳,顺治都给予十分丰厚的犒赏.李自成覆灭那一年,顺治赐吴三桂绣朝衣一袭,同时将其晋升为亲王,并让其出镇锦州.三桂除了辞去“亲王”这一称谓外,对其他似乎并不满足.他上书又谈了许多条件,比如要求增拨饷银,给手下升官等,可能是开国之初,急需人才,顺治一一满足了他的条件.到得镇守云南,吴三桂的权力更是无限扩大,朝廷让他“总管军民事.谕吏、兵二部,云南将吏听三桂黜陟”.这当然是满清当局在当时情势下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客观上对吴三桂形成了一种“纵容”.吴三桂拥有了空前的权力,同时也为日后的造反、灭亡埋下了“前因”.

可惜的是,清廷对吴三桂纵容并没有停止的迹象.顺治驾崩后,康熙对吴三桂的要求仍然是言听计从.特别是康熙元年,明帝朱由榔被吴三桂从缅甸抓回绞杀后,吴三桂的权力更是如日中天.康熙不仅下诏让其称“亲王”,而且还让他兼管贵州.这一来,不管是政治上,还是地域上,都极大地拓宽了吴三桂管辖的边界.这种纵容,实际上正慢慢把吴三桂逼迫到“反”的边缘.吴三桂到底有多大的权力呢?从管辖范围来看,云南、贵州两省都是他的地盘,两省的总督、巡抚都受他节制；从用人权来看,吏部、兵部不得掣肘.一个地方官位空缺了,三桂有权派官,他派的官叫“西选”之官.魏源在《圣武记》里说：“西选之官遍天下.”这可能说得有些过了,但说吴三桂控制了整个西南的官员任免权,则大抵是符合事实的.从财权看,西南富庶之地,吴三桂在那里挖盐井、开金矿,与周边诸省搞贸易,又不用交税给朝廷,自然是富得流油.更可笑的是,朝廷因为他镇守边关,每年还给他数千万饷银,搞得周边省份颇多怨言.对于吴三桂权力边界的无限延伸,朝廷的官员并不是没有察觉,当时就有许多官员弹劾他,但朝廷可能还要倚重于他,不仅不怪罪吴三桂,反而把那些弹劾之人狠狠地处理一番.这实际上已是一种严重的“骄纵”.在这种宽松环境下,吴三桂的人权、财权特别是军权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他的也逐渐膨胀.

此时,吴三桂已经站在了“反”的边缘.这就好比一个人,你成天地让他身居高位,天天让他饫甘餍肥,突然在某个日子,你让他这一切都化为乌有.而他,却有着反抗的实力,他能不反吗?康熙十二年,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康熙已经拥有了相当雄厚的实力.也许是觉得可以动一下那些飞扬跋扈的藩属了.恰好,吴三桂这一年试探性写了个奏折,申请撤藩.朝廷议论良久,不敢答应他的请求.唯康熙果敢,下特旨准许三桂撤藩,并派出钦差大臣经理撤藩事宜.吴三桂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纸试探性奏折居然弄假成真,又不甘心到手的荣华富贵如此轻易地失去,只好仓促起事,反了清朝.这后来的故事,读者已是十分清楚.无非是几经周折往还,三桂病死,其孙吴世继承他的反清事业,最终也是失败而死.

考察吴三桂一生,我们发现,他自始至终都在走着满清为他预设的命运.他如此顺利地拥有高位重权,只是因为他还有利用价值.然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似乎并不会因为一时的成功而改变.一旦你身上再也无利可图,面对声势浩大的皇权,你又能蹦什么呢?我想,即使不反清,吴三桂想必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吧!

饱受委屈的靳辅

大河水患,向来是朝廷的心头之痛.历史发展到康熙执政的时候,这一情况并没有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治水的事情,依然是叫人相当郁闷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康熙心头总装着这件事.这位皇帝曾深有感慨地说,自己从十四岁亲政后就十分留心治河的问题,及至发生三藩之乱,他把三藩及河务、漕运作为三件大事,写在柱子上,以不断提醒自己.（《清圣祖实录》卷154）

河务事大,治河者必为杰出之人.作为河臣,靳辅是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走马上任的.这一年,他44岁,正值壮年.在担当治河的重任以前,他是安徽巡抚.此前还做过武英学士兼礼部侍郎、纂修《世祖实录》的副总裁官、国史院学士等职.他似乎一直很单纯地在从事着学术研究,究竟在治河方面有何特殊才能呢?

果然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靳辅几乎在一上任,就显出了相当高超的治水才能.康熙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刚刚上任的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连续写了八份奏折给康熙帝.这些奏折立足实际,博采众议,提出了治上游、疏下游,堵塞黄河、淮水各处缺口的治理方案,充分展示了他的治水才干.这个“日上八疏”的壮举,是相当漂亮的一仗.他的大部分建议得到了朝廷采纳.嗣后的事实也证明,在当时科技还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他的这些方法措施是切实可行的.

但中国的事情,却往往不会那么简单.你做得不好,有人说你；你做得好,也照样有人说你.所有的事情常常都是陷在人际关系里的.不可预测的洪水,时常会使费尽千辛万苦的治河工程毁于一旦.这是人力不可抗拒的事情.但在官场上,这却很可能成为政敌攻击的把柄.关于靳辅的争议就是从治河开始的.由于科技条件的限制,靳辅治理下的黄河、淮水、运河虽然减少了水患,但并未就此完全平静.康熙二十一年,黄河在宿迁徐家湾决口,塞住了,又在萧家渡决口.争论便开始了.虽然治河成效明显,但这一场争论中,靳辅显然处于下风.因为水患确实没有彻底解决（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之事）,而修堤防洪又费了那么多钱粮,加上有不同意见的水利专家在其中作梗.朝廷经过讨论,说要革除他的官职,并且要他自己出钱赔修溃塌的决口.实际上,这已经把靳辅置于不能翻身之地.你想想,革了你的官,夺了你的财,你还有什么呢?好在康熙这个人比较实际.他认为,要靳辅赔修,显然赔不起.如果真的赔修,很可能耽误朝廷的水路运输,这可不划算.于是,就让靳辅戴罪督修.

这一场论争,让靳辅饱受委屈.可这样的日子似乎才刚刚开始.康熙二十四年,另一场“委屈”又来临了.这次争论的焦点是黄河水如何入海的问题.当是时,协助靳辅治水的是廉吏于成龙.他认为,要让黄河水入海,最重要的就是把入海口疏通.靳辅则认为,入海口处海平面高出内河五尺,疏浚入海口只会引起潮水内灌,害处更大,应该修筑高堤,束黄河水入海.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靳辅的治河之法显然科学可行一些.但正如前面所讲的,治河问题在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不同政治力量的争斗,成为了人际关系之争,自然就不会那么简单.这次争论持续甚久.在规格很高的九卿会议上,许多人认为于成龙虽是著名清官,但对治河没有经验,而靳辅久任河务,应采纳他的意见.但也有许多要员支持于成龙.一时难以决断.这时,出了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为了保持决策的准确性,康熙派出工部尚书萨穆哈找江宁巡抚汤斌等人到治河前沿进行实地考察.康熙二十五年二月,根据萨穆哈等人的回奏,朝廷认为疏浚入海口没什么好处,应停止这一工程.（《清史稿•,靳辅传》）这事本来对靳辅极有利,可到了四月,形势急转直下.这时候,江宁巡抚汤斌升为礼部尚书,他一改当初对萨穆哈的说法,大谈疏通入海口的必要性,还提出具体办法.经他到处一议论,朝廷主张开海口的人多了起来.经过反复争论,清廷决定疏浚下海口,任命礼部侍郎孙在丰主持这个事情.在这场论争中,靳辅又受到严厉打击,工部认为靳辅治河九年,却未获成功,应交部里严加议处.后来靳辅因为康熙的宽容,免遭革职处分,但已经是信任尽失,委屈受尽.

事情还没有结束.康熙二十七年,靳辅已经进入人生的晚年.这年正月,江南道御史郭上书弹劾靳辅.二月,给事中刘楷又上疏弹劾靳辅.所言无非是一些欲加之罪,目的是要杀了靳辅.好在康熙给了靳辅一个辩驳的机会.靳辅对敌手所弹劾的罪状,一一予以反驳.他指出,郭与于成龙久结兄弟,郭与孙在丰又是庚戌科同年,他们的攻击不过是结党营私的一种表现. 他还特别指出,他之所以遭到猛烈攻击,原因在于攻击他的人都是当地的豪强地主,田产都在下河流域,治河时的清查土地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些人“仇谤沸腾”.（《清代七百名人传•,靳辅传》）可惜,靳辅的有力驳斥并没有换来一个好的结果,――他被革职了.

人生晚景,遭如此重创,所有委屈无处诉说,颇有些凄凉的意味.可戏剧性的事情往往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出现.靳辅刚被革职,康熙就接到治河前线报来的消息.报告主要涉及两件事,一是漕运道路阻塞了,粮食货物运不进来,希望朝廷派靳辅去解决.二是靳辅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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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靳辅一生,写满“委屈”与不平,令人感慨唏嘘之处甚多,亦给我们许多启示.一是对于真理,必须坚持.靳辅在治河过程中,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在与各种不同意见进行争论,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要一点勇气的.二是清官不一定值得相信.清官有时只是人们心造的幻影.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争端.与靳辅处于对立面的于成龙,是相当出名的清官.可为了自己利益,作为治水的门外汉,他硬是要向皇帝告状,给靳辅出难题.这样的清官,世上少几个也罢.三是成功必须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靳辅之所以最后能屹立不倒,全在于康熙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康熙给予了靳辅独立自主的一些空间,使他的治水理念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宽松环境,靳辅有十个脑袋也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