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见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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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刘少奇是同龄人,都生于1898年.他们还都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在共同奋斗的革命生涯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周恩来钦佩刘少奇为人沉稳,待人谦和,善于思索的性格,更敬服刘少奇的组织才能和指挥才能.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周恩来竭尽全力地保护自己的战友.

注意安排刘少奇在适当的公开场合露面

1966年5月,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其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变为资产阶级.这些人物,有些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对《五一六通知》,周恩来同到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表示完全同意,但他们并没有完全领会的真实意图.用他后来的话说,当时虽然已有些猜测,却未曾想到是指刘少奇.当然,连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也没有想到,“中国的赫鲁晓夫”指的就是自己.

1966年6月1日,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被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由此开始了.“大字报”刚刚播完,陈毅等人便带着迷惑的心情来找周恩来,问道：“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通知”周恩来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只得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通知今晚由台向全国播出.”如此意义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很不理解,他曾经无奈地说：“谁也没想到大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局面,我做梦都没梦到运动来得这样猛.”

8月1日,主持的八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8月5日,写出了使全体与会者震惊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用极其严厉的词句批判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一次在党内高层中公开了他长期以来对“一线”工作的不满,并且把派工作组提到了“实行资产阶级”那样的高度.

直到这时,周恩来才清楚“已下了决心”,才明白《五一六通知》中所谓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的就是刘少奇.周恩来曾经对一些高级干部讲了事情的一个细节：“下了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来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重新选举了政治局常委,、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11人当选.林彪紧接之后,一下子成为“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退居第八位.在后来公开宣布党领导人职务时,除林彪以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4人原来担任的副主席和原来担任的总书记职务都不再提起.在全会闭幕式上讲了这样一段话：这回组织上有些改变,是为了保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及全会公报的实行.“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

对于已经处在十分困难境地的周恩来,以后的形势对他来说将更加严峻,那将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他仍然认为,刘少奇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受到尊重.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一直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注意安排刘少奇在适当的公开场合露面.在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的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刘少奇、每次都以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参加了.国庆节那天,第四次接见红卫兵,经过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刘少奇以国家元首身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排名紧随、林彪之后.

“你去看看少奇同志,他现在怎样了”

1966年8月18日,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红旗飞舞,人潮涌动.天安门城楼上,刘少奇独自站在为委员设的右侧长条桌旁,身旁只有一个警卫人员.更引人注目的是,往日在这种场合必有许多大人物围着他说话,起码会主动走过去跟他打招呼,如今显然受到了冷落.周恩来看在眼里,心中隐隐地作痛.

10月9日至28日,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林彪则在会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似乎有一种默契,会议期间,北京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周恩来对此极不满意,他亲自接见在天安门张贴标语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严肃地指出：少奇同志现在还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你们把标语贴到天安门,外国人就会怀疑我们是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少奇同志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去发动群众.主席的思想一直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教育方针.周恩来还告诫说：你们做事,要慎重些.凡是未提倡的,十六条里又没有的,你们就要多考虑后果.你们不能使处于被动地位.我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了,学校也最好避开这个问题.

然而周恩来的劝阻没起到太大的作用,“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还是铺天盖地,并向全国扩散开去.周恩来对此十分生气,曾经极为反感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都看见了,大街上那些大标语与口号上,把刘少奇的名字倒着写,打叉叉,这像什么话嘛！这样做不文明啊！少奇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们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

一天下午,周恩来把保健医师张左良叫进办公室,吩咐道：“你去看看少奇同志,他现在怎样了”

张左良到了刘少奇在中南海的住所“福禄居”,院子里毫无生气.他来到刘少奇办公室门口,门敞开着.

“我叫张佐良,是周总理的保健医师,总理要我来看望少奇同志,向少奇同志问好.”张佐良进门见到刘少奇就行军礼,并向他报告.

“谢谢总理的关心,总理怎么样他好吗”刘少奇说.

“总理还好,就是工作太忙,休息太少.”

刘少奇身处这样一种软禁状态,他还能说什么呢.

“请少奇同志保重,我回去了.”

“请你代我向总理问好,请他保重.”刘少奇平静地说.

虽然只是一两句普遍的问候,但一股暖流在周恩来与刘少奇心间涌动.

有一天,刘少奇给周恩来写了封信,要秘书送去.信中说：“我看了中南海的一些大字报,感到很不安,这里是所在地,很不严肃；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力了,他们已经把我当敌人了,怎么办”第二天,周恩来回信说：“少奇同志,要克制自己,好好休息.你提出的 问题,我已经报告了.”

周恩来还帮助刘少奇修改《检讨提纲》.他在《提纲》的十几处地方,写了一千多字的批注,订正了若干史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些地方还加重了批判的分量和语气.但是,批注中没有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10月22日,周恩来把修改后的《提纲》退还给刘少奇,并且写了一封信：“少奇同志：粗粗地看了一遍,注了几点意见,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因而不能说是成熟意见,送上只供参考.”还注明：“方才将我的意见,同陶铸、富春同志谈了,他们表示同意我的意见.”23日,刘少奇在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发言,其中对周恩来的修改意见大多采纳了.25日,表示：前一段时间里的问题,“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

“王光美同志不是普通工作人员,不能当场检查”

与此同时,在“”小组的策动下,批判刘少奇的问题日趋公开化.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把斗争目标对准刘少奇夫人、原驻清华工作组成员王光美,要求王光美立即回清华检查错误.这实际上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

10月9日晚,周恩来与一起接见清华红卫兵代表.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做工作：“你们四日交的信,五日收到,九日就检查,太快了.彼此要有个信任嘛！王光美同志就在中南海,我们对她负责,王准备检查,但要有个准备,同时党也要讨论.”周恩来还说：“王光美同志不是普通工作人员,必须讨论.她不去检查,不能当场检查,一检查,肯定下不了台,势必闹起来.一闹起来就要涉及党,领导的党,这样就使为难了.这事应由领导的党作主,而不是由你们来作主.你们总是党、领导的.等王光美同志写了书面检讨,我们转给你们,你们可以表态,可以提出意见.但大字报上的那些问题,她不能全部回答,我们也不能全部回答.8月22日我说问题在全会解决了,主席说也只能这样讲.中国过去犯过错误,但不能说是反革命.总之,“”小组不赞成王光美同志去检查,其他人也是这个意见,主席也不同意王光美同志去.”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即王光美不宜到群众中去作检查.

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搞了个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事件.造反派冒充医生从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打来,说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出了车祸,腿被轧断了,需要动手术,手术都准备好了,只等家长签字.王光美听了这个消息,脑袋顿时“嗡”了一下,话都说不出来了.刘少奇还比较镇静,说：“马上要车,我要到医院去！”这时,王光美想起周恩来的指示,忙说：“总理不让我出中南海呀！”刘少奇觉得女儿是为了他而受到牵连,坚持要去医院,见妻子犹豫,就说：“上车,我们一起去.”

他们很快到了医院,一下车,就见到儿子刘源与女儿刘亭亭被造反派扣在那里,刘平平却不在.刘亭亭一见母亲,就喊了起来：“妈妈,他们就是为了抓你！”王光美马上明自了一切,心想千万不能让刘少奇落在他们手里,于是快步走了过去,对造反派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造反派没有想到刘少奇会亲自来了,愣了一下.刘少奇还想看看究竟,没有马上走.卫士反应很快,架起刘少奇坐回汽车,迅速开回了中南海.

当天夜里,周恩来得知清华红卫兵“骗揪”王光美后,怒不可遏,连夜打给蒯大富,下令立即放人,并派秘书到清华督促放回王光美.第二天,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清华红卫兵,说：“这个举动确实不光明磊落――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揪到清华批斗.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是恶作剧嘛！这是不正常的,不这样.我是不赞成这种作风的.这种坏作风不能提倡,这是背后搞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现在,必须肃清这个坏作风.”又指出：“斗争王光美,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不要再扩大这个问题.这也是、政治局的意见.”在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红卫兵”被迫放回王光美.

“刘、邓二人还是常委”

周恩来尽力保护刘少奇的安全.11月8日,廖承志等请示：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将至,刘少奇、是否出席,如果出席,红卫兵可能冲上主席台或叫喊不恰当的口号,怎么办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批示：“刘、邓可请假不出席.”

这样的事情并非一例,11月19日,北京政法学院要开批判李雪峰大会,并且要联系批判刘少奇、.周恩来知道后,立即通知新华社：刘、邓问题已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他对涉事不深、易于激动的红卫兵一直做说服工作,反复阐明这样的观点,那就是不能让学生冲中南海.对刘少奇、不宜采取揪斗办法,反对把刘少奇的问题划为敌我矛盾.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蹲过点的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又向刘少奇发出“勒令”,要他前往学院作检查.刘少奇接到“勒令”后,写信给请示,批告周恩来：“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作些工作.”1月7日凌晨,周恩来向北京建工学院学生传达了的意见,事态才平息下来.

在这以后不久,周恩来又在一个几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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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无力回天,但为了保护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他尽了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