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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了他在1975年4月5日以前的全部职务.在复职演说中,坦率地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便是他此番决心的最好见证,会上不仅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还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序幕.
谷牧出访,为转型做准备
复出工作后不久,便郑重地提出：要派人出去看看,特别要看看发达国家是怎样搞的,“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并表示,“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在他的推动下,仅在1978年,前后共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先后4次出访,到过8个国家.
在这所有出国考察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影响最大的当属谷牧所率的考察团对西欧的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该代表团的20名成员均由指定,出访成员中至少有6名部级干部,包括农业部和水利部副部长,还有广东省省委书记.之所以选定这些官员是希望他们回国后领导不同的经济部门.
六月底,约谷牧谈话,在听了关于出访欧洲五国的汇报后,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
广东、四川、东北三把火
事实上,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思考,在他第三次复出时即已开始.他后来回忆说,我是到处点火.
第一把火点在广州.1977年11月,与叶剑英接见解放军和地方干部时,让他们搞活广东经济.第二把火点在他的家乡四川.1978年2月,出访尼泊尔前,途经成都作短暂停留,与当地官员讨论了农村和城市改革问题.半年后他在东北又点起了一把熊熊大火.
1978年9月,应金日成的邀请到朝鲜进行一次短暂的访问.访问归来,他并没有马上回京,而是到东北三省以及河北的唐山、天津等地视察,沿途同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中心内容之一就是要解放思想,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不能胜任担当最高领导权的工作”
1978年11月10日,北京京西宾馆,宣布工作会议开幕.尽管最初的讲话中小心翼翼地不提“两个凡是”,但会议开始两天后,他的计划就被更广泛的政治讨论打乱了.11月11日,陈再道、李昌和吕正操在他们的小组中发言,要求为更多的人平反.这一天结束时,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当天,叶剑英和数位高级官员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小型会议,会议内容甚至没有向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公开.“他们决定,不能胜任担当最高领导权的工作.他不敢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对他们委以重任,他没有得到高层干部的衷心拥护,而他们的支持对于领导党和国家至关重要.他们一致同意给予比更大的权力.但是他们反对单独一人就能做出重大决策的想法,同意让陈云重新进入政治局常委,与一起掌握党内实权.”傅高义在《时代》一书中写道,“这一天稍后,叶帅与谈话,劝他准备一篇讲话,表示他也接受这些变化.”
几易讲稿
到12月2日,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做出让步之后,把坚定的改革派和于光远叫来,让他们负责准备他在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当时,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八个问题.”于光远回忆道,“从那里回来,和我找了我们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后来几经修改,“当听执笔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我们的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12月13日下午,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称赞这次工作会议是1957年以来党内最好、最开放的一次讨论会.接着,发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谈了四个重要观点：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会上,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为这场大讨论作了总结.他既批判了“两个凡是”,又指出“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2月15日,会议结束,这一原本计划开20天的会议整整开了36天.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大多还是住在北京的京西宾馆,迎接“新面孔”的进入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三中全会作了如下的评述：
“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由此打开.
（摘自《决策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