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查建英:依恋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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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英,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赴美,先后就读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她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一出版立即成为热门文化话题,多年过去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已经成为了有关80年代的一个经典文本

一切,都纯属偶然.

洪晃是查建英多年的好朋友.有一天,洪晃把正在北京的查建英找去,对她说,想让她给自己那本吃喝玩乐的《乐》杂志出出主意,顺便也看看有什么好的素材可以为查建英要写的《China Pop》提供一些帮助.查建英觉得,这真是个好主意,很积极地跑去参加他们的选题会,结果却“大呼上当”.《乐》杂志和她的写作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顺手牵羊”的,结果糊里糊涂就成了《乐》杂志的编外策划.

在《乐》杂志的工作也不是一无是处.查建英说有一天,选题会上通过了一个选题,想找一些上世纪80年代的风云人物做一个系列的人物访谈.几个毛头小伙子小姑娘都说这个选题他们做不了,这一定还得“查老师”出马,才能手到擒来.查建英说她骑虎难下,于是开始着手这个访谈计划.做了几个之后,查建英发觉这是一本书的篇幅,而不是几个人物速写就可以对付过去的事.结果“雪球”越滚越大,于是就有了出版后立即成为一个热门文化话题的《八十年代访谈录》.

虽然多年过去了,这本书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至今仍是三联书店的畅销书,显然已经成为了有关80年代的一个经典文本.但事实上,查建英对于80年代的中国文化热并不是一个全程见证者.1978年,查建英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赴美,先后就读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在更多的时间里,她身居异国,与大洋彼岸的祖国神交之余也逐渐隔膜.她说自己其实并不能算一个特别合适的访谈候选人,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也许她有她自己独特的优势.

从北京到纽约

留学生：为什么要取笔名扎西多?听上去怎么都像个西藏人的名字.

查建英：关于这个笔名还有一笑话,一位老先生叫舒芜,他第一次看到我在《读书》上发的文章,还给当时《读书》的主编沈昌文打一,说这个藏族小伙子是谁呀?汉语写得真蛮不错的.要揪辫子的话我也可以说他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把我的民族给搞错了；第二,把我的性别给搞错了.至于这个笔名的来历,我觉得不太合适在公开场合讲,因为同样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笑话.这个笔名我只在写散文随笔时用,我在90年代的时候有两三年的时间在香港一本文学杂志《90年代》（现已停刊）上写专栏,这是我在专栏上用的笔名,后来我给《读书》、《万象》写杂文就沿用至今,但在写小说或者写英文著作时,我都只用本名.

留学生：你在北大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了吗?

查建英：写小说比较早.北大还没毕业就开始写,那时候只是写了几个短篇我就出国了.在美国留学的那段时间没有写什么.1987年我回到北京,和一帮朋友办刊物,开始比较集中地写一点小说,《丛林下的冰河》中的篇什,多半就是在这一时期（1987-1989年）写成的.回国后我才觉得接上地气,回到母语环境里来了,而且当时的北京文化气氛很浓,很多新小说家出来,“顺流而下”,我就开始写小说了.我们77级北大中文系有一大半的同学有“作家梦”,写小说,写诗,写各种各样的,并没有那么多的人准备日后搞研究搞教学,这也是时代的产物吧.

留学生：到了美国以后生活上适应吗?

查建英：刚到的时候完全是昏掉了,我是中文系毕业的,那时的北大中文系根本看不起学英语的,大家就是糊弄.上那种公共英语,大家都是混个通过,学完了大家都把英文书一丢,我也没认真学.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可以申请自费到美国留学,就报了名.我申请的是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英文系,英文系的系主任当时给我拍了封电报来,说我们可以给你奖学金,你马上来.恰好我去的时候是托福来中国前的几个月前,不用考托福,所以我“蒙混过关”就到了美国,还拿了一笔大学英文系研究生的奖学金.我的英文当时甭提多烂了,幸亏我去的时候也很年轻,才21岁,现学还来得及.头半年完全是“坐飞机”,老师讲的都是乔叟啊、莎士比亚啊,头疼得要死.还好,那位英文系主任对我特别好,每个节日我都在他们夫妇家里和他们一块过,他就对我说：你必须过这关.我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第一年我非常用功,背水一战,交了一批当地南方的美国朋友（那边几乎没有中国人）,而且我觉得我的语言感觉还是不错,所以半年以后就觉得说英语和他们交流已经没什么大的问题了.

留学生：后来为什么会去纽约?你已经拿到了硕士学位,为什么还一定要再去拿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

查建英：纽约是我一直向往的一座城市,觉得肯定也是美国最有意思的一座城市.我记得哥伦比亚大学和中国很多自由主义者有关系,胡适、罗隆基都曾在那儿留学,但我当时的想法没这么具体,就是想去纽约看看.

我在哥大读的是比较文学,当时比较文学系主任是写《东方学》的萨义德.我对纽约印象很好,改革开放没多久的中国虽然摆脱了一穷二白,但物质上仍然非常贫穷,我们都是穷学生,但是觉得美国真舒服啊,可以自己租房,很自由,我买了辆破车,夏天我也打工,各种各样的快餐对于我们这样在国内没吃过多少油水的人来说真是美味佳肴,不像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声讨美式快餐.

师从夏志清

留学生：你和导师夏志清教授的关系如何?

查建英：我去纽约哥大,夏先生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时看《中国现代文学史》,读到张爱玲、钱钟书,都是国内从来没有读到过的,文学史上也不说他们,可是一读之下,就觉得惊为天人,觉得比当时左翼的许多作家都要厉害得多.《中国现代小说史》在美国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学术圈内都很认它,当时已经可以说是大学里的经典教材,所以我的想法是跟他读书应该很不错.我去的是比较文学系,跨系,英美文学要读,东亚系的科目也要念,东亚系的导师是夏志清先生.夏先生一见到我就说：你一开始走的路是对的,没有马上到纽约来,纽约太多的华人会让学英语的人产生惰性. 纽约的经验和南方完全不同.纽约的大学都是没有围墙的校园,学生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学生和老师的交往也不像在南方那么密切.夏志清还保留着中国老师的一些习气,他对自己的研究生比较重视,而且大陆女研究生我不是第一个,但可以说是很早的一个,所以对我会“另眼相看”.夏老师是个性情中人,他批评起人来完全不留情面,上课也是天马行空.我们之间关系很好,现在想来我真有点对不起他老人家.最后我竟然成了一名“逃兵”,博士也没拿,跑回了中国,然后再也没有回头.

在南方已经拿了一个英美文学硕士,在这又拿了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其实我的博士课程已全部修完了,也考过了口试,口试成绩很不错,哥大因此给了我一笔做博士论文的奖学金,可是我没写论文,就回了国.我这个人从来不计划未来,觉得好就去做,觉得自己终究不是一个能够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很大成就的人.比较文学系主任萨义德问我还回不回来.我觉得当时他已经看穿我了,我肯定是不可能再回哥大的,但最后还是给了我一笔钱.夏老师更加郁闷,他实在想不通,只要我对付一下就肯定能通过的,为什么我就是不愿意要这个唾手可得的学位.我爸也有博士情结,他老是对到我们家玩的同学说：你们先弄个博士干干再说,这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一个段子流传至今了.我就一哆嗦,结果没有修成正果.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自由的人,不论在哪,我都不愿意在图书馆看书,借一堆书然后抱回家去,在一个很私人的、随时可以吃零食的空间里,我喜欢在床上看书写作,至今依然保持着这个“坏习惯”.如果硬要我去做我不喜欢做的事,可能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徒劳.

留学生：当时很多留学生在美国的生活都不如意,打工只能做些端盘洗碗的简单工作,你在美国是否也经历过捉襟见肘的日子?

查建英：也有人说我写的留学生文学不像后来在大陆风靡一时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那一类赚尽国人泪水的留学打工文学.我有奖学金,有几千美元,对于25年前的我来说真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和几个朋友在校外租了房子,一个人只要88美元.奖学金使我生活无忧.我当然也打工,但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觉得是增长人生阅历的一种方式.自己开车上高速公路,然后到高速边上的一个快餐店打工,我的朋友也都在暑假勤工俭学,感觉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不像一些在国内工作过的人有想法,觉得自己在国内是个人物,到了美国就低人一等,成了服务生,我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到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第二年,我和南方三个特哥们的朋友（一共两男两女）去租了我们系一个教授的房子,他到欧洲讲学去了,全家都走了,很大的房子,两层楼,有后院有草坪,特别美国.在那里我有看到别人吸的经历,看猫王去世多年周年纪念的经历,那些事都对我影响很大.

反省八十年代

留学生：对于《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的访谈对象是否有一定的选择标准?许多80年代的风云人物并没有进入这本书的访谈序列.

查建英：谈到这个话题,我必须对上海的读者赔罪.像孙甘露、吴亮、王安忆这样重要的上海作家,还有像先锋小说的格非、余华、残雪我都没有列入我的访谈计划.这一方面和我的女儿有关.我2003年回北京,公事是拿了古根海姆的写作基金给出版社写《China Pop》的续集,私事则是想让我的女儿能在中文学校中打下中文的底子.在美国,我们想让她学中文,但完全是徒劳.但在中国的语境中,一个多月她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总算去了我一块心病.我先生在美国,我一个人要照顾女儿,不可能天南地北地跑,只能选择在北京的,上海就没法去.

另一方面,我对先锋派并不“感冒”.可能是出国比较早的缘故,我对形式实验并没有太多的兴趣,那不是我的兴奋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阶段的事,过去就过去了,虽然余华我和他也认识,但最后还是没有和他做深入的对话.

留学生：访谈的过程都顺利吗?我和北岛也有过接触,我知道他一般不接受采访,你访北岛好像也等了相当长的时间?

查建英：北岛是个特例.在笔谈之前,我们之间就是20多年的朋友.20多年前,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看他还有点仰望,但那时我们已是非常熟的朋友,我就是耍赖一定要访他都行,但最后我还是“放了他一马”.

北岛当时就在北京.我们以前已经约好了,他到北京,我们就做一个访谈.但当时他刚刚结婚,新买了房子在装修,他太太的肚子也已经很大了.他的签证时间一般都很短,事情特别多,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也不忍心坚持,最后只好改成笔谈.这完全出乎我们最初的预料和安排.

甘阳也拖了一年,他一直不来北京那怎么办?李陀也是如此.

留学生：虽然刘索拉和陈丹青等很多人都对《八十年代访谈录》提出了批评的意见,但整本书给我的印象是即使是批评者也都对80年代怀着某种深厚的感情,80年代在你们这代人的心目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查建英：对,你说的没错.以前老是说要对80年代进行“反省”,觉得到了今天,对于它的局限,它的问题,它的天真、浅薄和脆弱,看得比那时候明白多了.其实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对80年代有着一种依恋之情.这和理性地评价它的得失是有区别的,这是我们的青年时代.可能水平不高,经不起时间检验,但那是一个起点、一种追求.追踪那时的脚印,觉得那是很真实的、很纯粹的.很多事虽然会随着时间而流失,大多数人都多了一些世故、城府、复杂和纠缠,90年代的各种阵营壁垒分明,至少在80年代,争论和争鸣不会对友情造成比较大的伤害.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对于那个年代的才有一种怀念,而那些道德上的保守、文学趣味上的狭隘,最终都被一种脉脉的温情所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