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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凭事件屡屡发生,不仅在国内早已形成气候,而且还有向国外发展的趋势.这种情况固然有个人的品质有关,但是从整个社会的导向来看,也有值得反思之处.
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刚刚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就听说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学历社会”.记得当时有一位著名科学家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说到本世纪末,县处级干部要有本科学历,厅局级干部要有硕士学历,省部级干部要有博士学历.
然而,曾经何时,不要说本科生了,就连硕士和博士也成了待业青年.与此同时,许多企业依然哀叹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这说明,一方面是学历过剩,一方面是能力太差,此乃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这让我想起五四先贤对这类问题的思考与实践.比如傅斯年在出国前是学文科的,但是进了伦敦大学以后,他却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为此,他除了主修实验心理学之外,还选修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课程.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表示,当年在北大耽误了不少时间,现在应该补上.对于傅斯年的这一转变,他的老同学罗家伦分析得很透彻：“这看上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但实际上他是想从自然科学中得到有效的方法和训练.”
1925年,傅斯年转入柏林大学,选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新兴的比较语言学.在那里,他遇上陈寅恪、赵元任、徐志摩.俞大维、金岳霖、何思源、毛子水等人,与他们相互砥砺,切磋学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说： “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意思是说,他们对学问颇有定力.
尽管如此,无论傅斯年还是陈寅恪,都没有获得任何学位.陈寅恪的儿陈封雄说： “寅恪叔被人们尊为‘教授之教授’,而他本人终其生连个‘学士’学位都没有.他在国内的学历是‘吴淞复旦公学毕业’,那时(1909年)复旦公学还不能算正式大学,也不授予学位.”他还说,抗日战争后期,他曾经问自己的叔叔陈寅恪： “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 陈寅恪回答说： “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陈寅恪还说,他自己20岁到了德国后,就立志要尽量多学几种语言文字.为此,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方面.对于能不能获得学位,并没有放在心上.这种情况在德国大学里面非常普遍,大家认为, “只要能得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后来,陈封雄把这件事向自己的姑父俞大维提起,俞先生认为陈先生的想法是对的,所以他能成为一个大学问家.俞先生还说： “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1926年冬,没有学位的傅斯年回国担任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历史系主任.上任后,他除了聘请一大批具有新思想和学有所长的教授之外,还对自己的学生说：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必须有系统的专门知识和能够与他人合作的精神,而大学就是为此而设立的.与此同时,他还批评把上大学当作敲门砖的思想,认为上大学混文凭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纵观傅斯年的一生,始终没有把学位太当回事.这种观念在那个时代比较流行.例如“中华民国”成立后,尚在美国留学的顾维钧被聘为“总统”秘书.当时他还没有拿到学位,如果立刻回国,就会受到影响.他向导师请教,导师说：你都可以当“总统”秘书了,还要什么学位又如胡适在美国留学时,也是还没有毕业,就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于是他的博士学位迟拿了10年左右.
前不久,我去台湾参加研究院召开的纪念五四学术研讨会.在一个小型聚会上,几位台湾同行为胡适的学位问题争论起来.争论的焦点是：为什么胡造的博士学位会迟拿10年左右.为此,我以傅斯年、顾维钧、陈寅恪为例,说明那个时代的人看重的是学问和能力,而不是学位与学历.我知道,台湾同行大多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博士,而自己连中国三流大学的门也没进过.因此很难说服他们.于是我想,倘若研究院的老前辈傅斯年再世,也许会扭转这种局面.